爱华网冯仑曾经说过，他有四套话语系统：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与江湖的。
见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如果对方与你谈学术，那就要用学术语言系统来应对；如果与你瞎侃喝酒，那就用江湖一点的语言来周旋；如果面对政府领导，那就采用政府的语言系统来对话；如果跟老外谈生意，就应该用比较商业的语言来商谈。
这样的人生状态让我兴趣盎然。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期待着和冯仑来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我固执地相信，真实的冯仑应该是批判的、 怀疑的，同时可能也是绝望的，他决不仅是一个嘻嘻哈哈、笑谈风月的冯仑。比如我读他的书《野蛮生长》，总是很容易体会到，笑谈之间，冯先生是站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中国企业近30年的发展，作出了一个小规模的见证。
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临。在贵阳，在花溪，夏天的树挤满了山坡，雨降下来的时候不露声色。我们与冯先生的交谈，就在如此诗意的景色中展开。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
人物周刊：以您个人的眼光做几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柳传志，他身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PC产业，它与媒体、金融等国家垄断行业几乎毫无关系，可是到今天为止，柳总个人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冯仑：我觉得，从计划体制，从过去僵化的社会体制逐步转化到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所行走的路径与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场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国的路径也非常复杂，从复杂中寻找规律需要极大的耐心。另外，中国人本性温和，再加上比较中庸的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过急。
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直接从产权，从上游矿场、金融包括媒体开始进行改革，而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今天，整体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看好，社会也开始纳入正式轨道。中国自有中国的特性，但现在不管通过什么路径，最终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个开放、法治的社会体制。
人物周刊：如果从企业的维度，而不是从体制的维度看，你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过于妥协、保守，过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这几代企业家，仅仅是一些赚钱的工具，他们应该不会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企业发展的范式。
冯仑：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具备一切探索的精神，他们进行着所有的尝试，也许正因为想拥有所有的尝试机会，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委屈地活着。这就相当于一个人遇到歹徒的时候，他会反抗，但当十个人遇到歹徒时，却无人反抗。这就有点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
人物周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
冯仑：奥斯维辛也是如此。二战时期，纳粹分子将人一批批送进毒气室，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集体暴动，未被选中的人都认为这次去的是别人，自己还活着就行。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意识就是如此，所以它们就要委屈地活着，或者说要艰难地奋斗着，或者说带着幻想和希望憧憬着，它们都是这样慢慢地一路走来。
为此，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民营企业，而是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批人，他们应该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应该思考一些大话题，而企业所需要探讨的则是小话题，具体到某一件事情的小话题。
企业家开始觉得不安全，或者说是信心减退
人物周刊：具体到经济领域，你现在关注什么问题？
冯仑：现在，在社会转型当中普遍存在两种现象，其中一种现象被注意到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往来不太正常，即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问题。但另一种现象没有被注意到或者是被忽略了，即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侵占民营企业，民营资产流失。这一现象谁注意到了呢？这涉及到所有经济是否平等的问题，在法治经济时代，任何经济都不能拥有特权。事实上，在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增值的过程中，人们人为地将它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侵蚀民营财产的过程。
人物周刊：国有财产对私人财产的一种侵蚀，我注意到了。
冯仑：最近几年，从房地产行业来看，其在国有经济中所占比例及其影响力的大幅提升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需要研究。4年前，国资委宣布了主委的17家大型国企的主营业务进入房地产，现在这些企业大部分已经或正准备上市，如今在A股房地产市场，排名前10位中已经没有民营房地产企业。相较于4年前民营企业70%的比例，整个的转变究竟是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进步、中国改革的深化，还是意味着我们又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不得而知。
人物周刊：你的数据让人深思，我注意到学者王绍光等人一直在倡导一条政府驱动型的发展道路，这类似于凯恩斯的路子。
冯仑：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人物周刊：难道它还是一个权力学问题抑或政治学问题？
冯仑：社会中还有很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估计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在处理事情上，大家仍然倾向于使用熟练的旧方法。
我们究竟是要树立一个法制的、程序的、开放的、受约束的权力，还是要以某种公益、道德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名义去破坏这套既有规则？
人物周刊：在这样的体制状况下办企业，有没有使你产生过绝望？
冯仑：没有。就像天上还有一点亮光，就会有一点希望。最近几个月，我身边很多人开始谈论移民的事情，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社会释放出来的一种信息。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感到绝望，而应该说让人们觉得不安全，或者说是信心减退。但我们应该看到企业领导人信心减退就意味着投资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与税收的减少，以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减少。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有绿卡吗？
冯仑：没有，我还是用中国护照。但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不会拒绝考虑这个事情，以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件事。
我信仰自己
人物周刊：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你的话语体系非常学院化，这是否与你早期的教育相关？
冯仑：因为是你把我带进了学院话语体系，因为你是学者，所以我只能用学院化的语言。
人物周刊：但在一些比较公开的场合，你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嬉皮士，有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有意地在用这种游戏精神、嬉皮士的精神、癫狂的姿态来消解你内心的忧伤，或者说绝望？
冯仑：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觉得人是不能塑造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生存状况的一种自然选择。只是我有不同的话语体系。
人物周刊：这种多元的话语体系，会不会让人有分裂之感，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太累？或者有一种虚假的印象？
冯仑：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小时候老师、家长给我们灌输的东西其实有些是虚假的，它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们的原生态教育。
人物周刊：你觉得要医治这种不诚实，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冯仑：没有什么途径。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冯仑：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看了世界上各种奇怪现象之后，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学习的理论、规则，实际上都不能让我们应对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
一个特殊的民企样本
在冯先生书中，他猜测到了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写下了他的所谓自言：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姐，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这所有的自我嘲讽中，我最欣赏冯先生自我界定的“傍大款”。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认认真真地分析过他的“傍大款”行为。那是冯仑和天津泰达的合作项目开始之后，局外人都能看到，冯先生是拿不到土地了，只好“曲线救国”。但思想家名头下的他，硬是折腾出“要在国有、民营和外资这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制造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光辉形象。我大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冯先生亲自导演的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是一种体制倒退。并认为冯仑傍大款傍到如此地步，说明中国的私人企业，尤其是私人地产企业已经差不多举步维艰了。
不过，我深知，中国的私人企业不容易，冯仑思想了多年，也清高了多年，这次的功利主义行为更需要得到众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冯仑的生态就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生态。他们在寻找各种不同的生机，在一堆荆棘中野蛮成长，渐渐露出了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