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一个普通人的财富传奇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股民。而他则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他的故事曾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等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成为世界舆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之一的“著名散户”,这个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仍然活跃在市场上的“不倒翁”,他已成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时绕不过去的“象征性人物”。

他叫杨怀定,他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人熟悉——杨百万。

2007年下半年,沪深股指冲上高位后,杨百万曾多次向散户发出警告。9月12日,上证综指在走出“5·30”大跌后一路向上,冲破了5000点大关,许多人都在议论7000点、8000点甚至一万点,杨百万却在接受中证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股市风险加大,又到克服贪婪时”,特别强调绩优股群体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泡沫,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散户一定要克制住贪婪心态,不应盲目理解所谓绩优股的价值投资,而进入“价值投机”的怪圈。

这篇文章见报后,杨百万受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但19个交易日后,上证综指就在冲高6124点后掉头向下,至今跌幅已超过60%,蓝筹股群体更成为下跌的主力。

杨百万因此再度备受关注,其作为中国成功的散户投资者代表的形象再次得到确认。杨百万说:“我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

但他同时声明,他现在只对自己决策软件的客户作指导,不会随意对公众发言,不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我没有自己的网站,也没有博客,只是偶尔,特别是在大盘走势的关键时刻,接受记者的采访。目前互联网上的所谓‘杨百万’网站或博客,全部是假冒的。”

从1988年参与国库券买卖算起,经过柜台交易阶段,再到沪深交易所正规的竞价交易市场,杨百万参与了至今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全部历史,也是其中的幸存者和成功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走过的心路历程,堪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一个缩影。

1998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评选“改革开放20年20人”,杨百万入选。如今已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当年的“20人”中不少人已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船落马,杨百万却活得挺好,并不断有新的收获,这不能不说与他成熟理性的心态和稳健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

十年前他就曾对记者说:“我始终保持独立,不参加任何联盟,不管是券商的、庄家的还是上市公司的。”记者与杨百万相识多年,深切地体会他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独立思考,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住自己,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生存之道,这已化为他的生存智慧,虽然从学历上来说,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早期经历已成传奇

杨百万的“精明”在他踏入投资之路的第一步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杨百万最早是从买卖国库券开始投资生涯的。这事说起来有点偶然。1988年,因为遭遇一些不公正待遇,杨百万从工厂辞职,自寻生计。这以前他已经通过业余搞“第二职业”赚了一点钱,银行存款有2万。

辞职后,他当然得更留心赚钱的机会。有一次,他看到上海某报说温州实行利率开放,利息可以高到13%。他给温州人民银行写信,确认了真有其事后,就想把钱存到温州去。他算了算,2万元,每年利息就是2600元。而辞职前他每月工资68元,一年也就800多。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年息2600元,这不是可以不用上班了嘛?不过到温州去的船票刚买好,他又从报纸上看到另一条消息:上海要开放国债交易。杨百万说:“我读过《子夜》,知道这里面会有‘花头’”。他立刻算了一笔账:当时上海银行利息每年5点几,三年期国库券,年息超过15点,比去温州存银行还划算,还免了奔波之苦。为啥不买?

国债交易开市的第一天,一大早他就去了。买进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的多买的少。到当天下午,有人想明白了,开始买进,结果价格立刻上冲。冲到110元以上,他就抛掉了。转手之间,利润超过1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之后,他开始研究国库券。很快,他发现全国8个试点国债交易城市的国库券差价很大,而人民银行却禁止金融机构之间流通国库券。于是他想到了个妙招:做国库券的异地买卖。这个念头一转,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创了我国国库券异地交易的先河。

他没日没夜地乘火车在全国跑。各地之间的差价甚至可以大到超过10元,利润极其丰厚。他总结出来,什么地方穷、经济落后,什么地方的国库券就更便宜。当时中国人的金融意识还相当淡漠,国库券发行阻碍重重,很多时候要靠摊派,买了国库券的老百姓急于兑现,打八折抛售给银行,而银行也普遍缺乏资金,有些银行国库券业务的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一下子就胀死了。杨百万说:“我带着现金去买进,当地银行把我当救星。银行给我的价钱是九折,90元。到上海差价起码十元。靠这2万多元本钱,出去一趟能有几千元进账。我的本金快速膨胀。”

他向记者透露其中的奥秘:其实那时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国库券不得低于面值买卖,但各地执行情况不一。上海执行得最好,从没有低于面值。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价差。“我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政策的钱。”他说。

杨百万的交易金额越做越大,很快达到上百万,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开始注意他。

当时对他的行为有很多争论: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经营金融?按国家规定,个人不得经营金融。二、算不算投机倒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法无疑使他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时杨百万采取了一个聪明的举动,他主动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人民来访”。他对接待人员说:“我有些金融法规搞不清,想主动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我可以买卖国库券吗?”接待人员反问他:“你看呢?”他说:“可以。”接待人员问他有什么依据,他拿出一份《金融时报》,当时的上海分行行长在报纸上接受采访时表示:欢迎公民随时随地买进国库券,随时随地卖出。

 杨百万:一个普通人的财富传奇

做了一段国库券异地交易后,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怕政策变化,同时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不能使用本票,只有现金。杨百万说:“我特地称过,一万10元钞是一斤二两。我带50万出去,就是60斤。分量重,体积大,十分惹眼。”正好当时上海公安局开放保安业务。于是他跑到上海市公安局,询问能否请保安,结果如愿以偿。上海《解放日报》为此曾发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这以后他出门买卖国库券,就由保安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外地银行也因此更认可他的交易行为,愿意把国库券卖给他。

1989年,他又特意到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当时的背景是:一些私营个体户不愿意交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结果税务局的人表扬他主动上门报税,报纸还发表了“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的消息,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好感。后来杨百万对记者坦率承认,其实那时他心里很明白,根据国库券条例,买卖国库券是免税的。或许,制定国库券条例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杨百万这样频繁地跨地区买卖国库券的情形吧。

到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了名。其实,这中间也隐藏着他自我合法化、自我保护的“狡猾”安排。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吃螃蟹者”。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更显示了他的眼光、魄力,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

他说,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他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很快,他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

1989年,他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他说:“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杨百万说:“在买入电真空之前,我实际上已观察它一年多了。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我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000多元。当时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马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要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于是有人到市政府去告状,说杨百万操纵股票价格。杨百万真觉得不理解:“我每股已赚了100多,总共赚了5万多了,为什么还不抛?后来有关部门经调查后为他辟谣。而他则又在370多元时再次分批买进。电真空后来涨到2500元。”

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一大神话是认购证。但杨百万却没有参与认购证的盛宴。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认为他这回是看走眼了。杨百万说:“我没买认购证的原因简单,那时我满仓都是股票。我怎么会抛掉股票去买还是未知数的东西呢?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人买认购证发财是发在黑市上。我已经名声在外,就不要做黑市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也不能说交易所开业以前我们买卖股票就是做黑市。早期无所谓黑市白市,而且我们的交易都是有法律依据的。1987年上海出台《上海市股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股票交易价格可由交易双方自行决定、股票不能中途退股,投资人需要转让变现时,一般可以自找对象转让,并到代理发行机构过户。规定就是要自找对象,自由定价嘛,怎么叫黑市?后来赚钱了,人家就说我们是‘黄牛’,搞场外交易,而不想想当时根本就没有场内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在帮助政府形成市场。1992年市政府请我去开会,讨论第二年股票发行的事。我在会上说,以前你们讲电真空炒到300元,太高了,是黑市价格,现在新股发出来就是6元7元,相当于当时的600元700元。这怎么讲?”

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情,是1992年12月上证所实行股票拆细,10元拆到1元,但交易所收印花税时小数点没有相应调整,仍按10元面值计算。“我拿到交割单,一看不得了,要出大事了,就从上海大厦跑步到交易所,说快点找尉文渊总经理,发通知一律作废,明天再交割。交易所的人发现了问题后都很紧张,说我立了大功。”

投资已成为终身事业

杨百万第一次出门讲课,是1993年去南京。

当时他在1500点的高位抛完了股票。他在南京对股民讲,经过一轮快速上涨之后,大盘要调整了,大家千万要冷静。当时整个市场气氛热烈,同去南京的许多上海股评家也都在说要涨到1800点,杨百万的话并无多少人听进去。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大盘开始暴跌。杨百万这一炮打响全国。

从1993年开始,杨百万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作报告。他注重讲授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和原则,也在大势的关键时刻对散户作出提醒,加之他的讲课风趣生动,颇受欢迎。此后,他又开始应邀在全国各地报刊上持续发表文章,评论大盘走势,宣传投资理念。他在全国散户中的影响力和名声随之越来越大了。

1993年,杨百万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专题节目中畅谈股份制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后他应邀在沈阳财经学院担任了十年的专职教授,期间还应邀在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云南财经学院等高等学府演讲。令他最感荣耀的是2000年10月,以一介平民和一个从未进过大学的初中毕业生的身份,他走上中国名校学术殿堂——北京大学的讲台,为研究生和MBA讲授证券市场的理念和实务。至此,杨百万在股市上不仅收获了财富和知识,而且收获了此前未曾预料到的荣誉,在很高的层次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杨百万很快就冷静下来。经历了市场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他深知股市波谲云诡,市场上没有神仙,没有妖怪,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市场走势。从1994年起,他就尽量减少出去讲课的次数,并尽量不接受采访。特别是经历了从2001年开始的漫漫熊市的折磨后,杨百万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2003年底,他专门写下《告别散户》一文,宣布不再撰写股市文章。此文也是夫子自道,浓缩了他十几年的炒股体验和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颇含哲理,也体现了他的性情与个性。文中强调,市场青睐于对其有深刻了解之人,散户一定要理解风险和机会共存的真切含义,证券市场成功与否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缺一不可。他告诫散户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散户一定是最终的失败者。只有学习才是成功的基础。语重心长,言词恳切。

之后,他的路越走越宽。

早在2000年之前,杨百万就开始致力于总结自己的操作经验和对大盘、个股走势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开发一套技术分析软件。为此,他成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投入了主要的精力。

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出版了五六本书。配合软件的销售和学员培训而写的《股市赢家》一书被评为2007年最佳商业图书。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让他颇感自豪。这是一项重要的自我肯定,其分量不亚于赚钱。

杨百万的成熟也表现在生活方面。他一直过着相当简单朴素的生活,越来越从容淡定。他说,炒股已经成为我的事业和生活方式。

回顾二十多年的炒股经历,杨百万总结了一句话:“从一个投机者转变为理性的投资者。”

他向记者反复强调:“我们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不仅赚了钱,而且找到了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用武之地。所以我们最知道应该如何爱护这个市场。我们是最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人,也是最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我现在所作的工作,包括到处讲课,培训学员,都是为了宣传、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为了支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他说:“过两年我会退休,不再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地讲课,也不再参与软件公司的业务。但我不会放弃炒股。炒股已成为我的终身事业。况且,炒股还能防止得老年痴呆症呢!”

记者手记

记者 周松林

几次采访杨百万,他都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股市不仅让我赚了钱,成了我的谋生之道,而且让我找到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的用武之地。我们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最希望市场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也愿意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说这些话,有时是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之间把话题扯了过来。显然,这番话不是虚言饰词,确实是有感而发,是他真实心态的自然流露。

杨百万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就在一家工厂上班,因为受到了有辱人格的不公正待遇而愤然辞职。在当时,这实在既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又是冒着大风险的无奈之举。杨百万成名之后,国外有媒体评论他进入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具有超前的金融意识,这话固然不错,但他却更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不是先知先觉,不是超前意识,简单地说,就是生活所迫而已。而此事如推前十年,将是不可能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给了杨百万,以及像杨百万那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杨百万是个普通人,是不平凡的时代成就了他,而他也幸运地成为这个不平凡时代的某种象征。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陷入误区的散户朋友不断追究杨百万现在究竟身价几何,是否外号应改成“杨千万”、“杨上亿”了,或者猜测他是不是在某个股票上栽了跟头,亏损严重,身价缩水。记者认为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关注的不是一个人之成败荣辱。重要的是,“杨百万”三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转折时代的象征与缩影。而这一时代转折对于国家民族之未来、对于十几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希望,意义重大。

对于这个问题,杨百万曾经回答记者说:我到底有多少钱?肯定超过百万。但我不会说,反正这辈子够花了。他强调说:不管我赚了多少钱,我还是叫杨百万。这不是我自己叫出来的,这是广大散户股民赋予我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叫出来的。哪怕有了一个亿,我还是“杨百万”。

杨百万知道自己这个外号的意义。“杨百万”并不只是表示个人的财富和身价,其中有更深的纪念与象征的价值。

除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之外,杨百万取得成功并保持不败,也有其个人素质方面的因素,据记者观察,他极其勤奋,努力学习,特别是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性。名满天下而不失平常心,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说,他经历市场近二十年,从不参与坐庄,始终保持一个散户的本色。虽然近年来他行事低调,不再频繁地在报刊上写文章指点江山,也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在这两年股市大起大落中,他总是选择在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上向散户发出提醒和警告。他说,他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这是他回馈市场的一种方式。他多次向记者表示,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市场上宣传、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为支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自己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投机者到理性的投资者的蜕变。

杨百万的经历,值得投资者们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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