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海岛:中国富豪下一个处女地(二)



开发四面临海的荒岛的确是改天换地的工程,从最初码头的修建和船只的购买,到公路、水电网系统的搭设,最后还有酒店以及娱乐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投入,尤其是岛上的建设,成本往往是陆地上的两到三倍。这样的工程往往实力雄厚的财团甚至是几家公司一起集资才能完成,必须有巨大的资金在短期内注入,这样才能尽早开始开放经营,否则便有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陈明哲似乎没有投资伙伴,也从不向银行贷款,只是在去年,金融海啸来了,各地纷纷出台了救市措施,放鸡岛作为茂名振兴旅游业的标志性企业,建设银行找到陈明哲说要贷给他2000万,而且免他一年一半的利息。5年的时间,陈明哲已投入了3亿的资金,在未来两到三年还将追加2亿,现在他已经把台湾的生意尽数卖掉,准备孤注一掷。

关于海岛的大部分规划和设想都在陈明哲一个人的脑海里,他手下的人都是在执行他脑中的蓝图,只有他的3个儿子有时候会跟他讨论一些关于公司发展和岛屿开发的看法。他的整个家庭甚至家族都和这个岛屿联系在一起了。妻子帮忙负责营销,大儿子负责采购,二儿子负责岛上工程的管理,三儿子还在念大学,而他说:“将来应该也是到岛上来工作。”在岛上可以看到一些说台语的人,那些大部分是他的亲戚和老乡。

 私人海岛:中国富豪下一个处女地(二)

陈明哲年轻的时候热爱潜水,还曾担任过台湾嘉义潜水协会的会长,东南亚的各大岛屿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可这几年因为忙于建设海岛,他甚至连海水都没碰过。

采访的第二天他搭乘第一班游船在9点半进了岛,之后却推迟了和记者约好的时间,穿着横条POLO衫,开着轰轰作响的小摩托车穿梭在岛上,说有要事要处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出现,可也是难得轻松,电话不断,因为在这个家族企业里,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走在路上,他随时都会发现问题,小木屋前的路还没铺设好,他赶紧叫工人解决,演出场所的座椅有问题他也让找人来服务员重新摆设,甚至连木屋底下在漏水他也要找技术人员来维修。陈明哲就是这样,集老板、工程师、设计师,甚至是工人于一身,对于岛屿的建设有着极强的控制欲。

中午时分,坐在海边的食街上,点上一盘台湾卤肉饭,陈明哲才开始放松地讲起自己的过去。国中毕业之后,他和妻子白手起家开了鸡肉饭店。他说他和他妻子两个人顶得了5个人,店长、厨师、杂工都自己包了,马桶坏了也是自己去修。两年后,因缘巧合,转行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又赚了一小笔。当他的家乡阿里山的公路通了之后,他就回去开了饭店,并创办了“牛会数算术”的表演。当表演的新鲜度没了,人们不再来看的时候,他又转行开了西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家连锁,覆盖了台中、嘉义、高雄。而这一路走来,都是他自己不断摸索的结果。

与政府之间的双人舞

陈哲明数年前经营的西岛十分红火,当时中国在海上娱乐方面还十分落后,是他从台湾引进了先进的理念和设备,包括最为火爆的海钓项目,还有摩托艇和快艇拖伞。他同时还雇佣了许多当地的渔民,负责他们的医疗和教育,积极地回报社会使得他成为了当地最受老百姓尊重的人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第一桶金,可是2007年最后的惨淡收场却提醒了他在中国经营生意的特殊性。

“西岛可供我开发的只是整个岛的一小部分,岛上后来就有了多个同类公司,竞争就大了。开始打价格战,虽然海南岛旅游的人多,但是旺丁不旺财。”

2002年,三亚市政府入股50%与另一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西岛旅游开发公司,该公司和陈明哲在西岛的一些项目上发生冲突。《海南特区报》的一篇文章《西岛海上游乐世界缘何没落》报道:“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给陈明哲的批文同样可以批了再废:2002年三亚市发展计划局批文(三计投<2002>144号)同意陈明哲的八里海公司投资8000万元在珍珠港西侧兴建西岛旅游码头;而到了2003年6月10日,该局却批复同意西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兴建西岛和肖旗港码头项目,批准同意的同时废止了该局为陈明哲作出的‘三计投(2002)144号文件’……”

肖旗港码头是恶性竞争的开始,也是海南西岛的营业额从2004年底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吃一堑长一智,他现在很圆滑地处理着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放鸡岛签约的50年中,政府出地,陈明哲出资,双方合作开发放鸡岛屿。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属于先例,在此之前,大部分商家主要通过出租和出让两种租赁的方式取得海岛的使用权。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陈明哲所在公司只需每年上缴政府一定量的管理费,免租金。政府不参与经营,整个放鸡岛只归属一个公司,由陈明哲的公司按照报批时的规划负责独立开发和经营。

陈明哲不时表示对这种合作方式较为满意的态度。面对媒体时,他不时夸奖当地政府是如何帮助他进行开发的。“刚开始合作时,县政府找了旅游局的副局长来帮我们办所有的证,这样效率提高了许多,我们根本不用操心繁琐的办证程序,市里到县里的政府官员都非常地配合我们。茂名的这个地方地处粤西,比较偏僻,如果政府不多做一些服务,就没人来投资了。比如说,建个码头,政府给了我们300亩土地,一亩才一万,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政府真正有服务意识了。”

中国目前关于海岛开发的政策和法规都还不完善,于是与政府打好关系成了必要。他坚称在政策上没有担忧,因为政府对他很友好,他相信只要把岛屿开发好了,就不怕没钱赚。

在记者采访的两天晚上,陈明哲都忙于应酬一些政府饭局,电话中不时能听到他在预定房间,这种应酬式的酒局非常频繁,早已代替潜水成了陈明哲的“业余爱好”。

朱仁民 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

朱仁民:画家,雕塑家,景观艺术设计师,潘天寿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脊梁做不了,我就做一根鱼刺。在这个荒蛮的世界里,我时时想着,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看,这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这个岛就是我的一个载体

朱仁民的岛已经和大陆连成一片了,之间只隔着浅浅的一道水沟。

这使得他的岛勉强还算是一个岛。几年前,从码头坐船到岛上需要驶过800米海域。如今,地方政府轰轰烈烈的填海运动侵入了他的领地。“他们把规划全变了。而且,事先也没通知我。”他压抑着心中的愤懑。

海防堤上,一尊尊罗汉像或怒目而视或神情夸张,他们静静地站着,等着随时被挪走的一天。按朱仁民买下岛的最初规划,这500多尊罗汉像本该散布在岛四周的水面,围着160米高的观音像,“同登彼岸”。

保留下来的这二三十米宽水沟也是他一路抗争的结果。然而,填海的土方破坏了之前铺设的海底电缆和水管,岛上的水电供应成了严重问题,使得这个永久免费开放、为艺术家免费提供食宿和工作室的岛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的荒岛。

办公室里凌乱地摆满了各样的雕塑、画册、设计图纸。一个脸盘大的不锈钢容器里泡着浓浓的铁观音。在这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里,他显然是个“怪人”——身为数家公司的老板,没有自己的住处,睡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行军床上,光着一双脚丫子,以一天15个小时的工作制忙碌。

和他的岛一样,他孤零零地矗立在世界的一个角落。横亘在他和大陆间的,是一片渡不过的海。

世界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做英雄。

朱仁民出身于艺术世家。外公是已故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舅舅潘公凯是中央美院院长。4岁开始画画,7岁时,因为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一家人就被下放到浙江舟山的海岛上。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一家五口靠着当教员的母亲每月30块的工资过活。

“常常吃不上饭,家里常常会为这些事吵架,附近贫苦的渔民都过得比我们好多了。”让一个性格孤傲的少年最难承受的是,一到外头就抬不起头,贴着“黑五类”的标签总是遭到冷眼和欺辱。“很矛盾,这种扭曲是非常痛苦的。”

他继承了外公和母亲惊人的记忆力。闭上眼睛,曾读过的中学哪个地方有块石头,石头旁边有棵怎样的草,历历在目。后来,哪个老师自杀了,哪个老师跳海了,哪个老师发疯了,哪个老师跳井了,每一个名字和遭遇都印在脑海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外公被一次又一次地批斗,20出头的朱仁民,跑到杭州伺候重病中的外公,也为这个和别人打架。潘老先生后来屈死在监狱里。

“等自己长大一些、开始明白一些道理,自己又掌握着强大的技能,我该如何抖露给这个世界,是我活着的唯一的愿望。我需要一个载体。绘画、做建筑、做设计,不停地转换,我都是一流的,因为要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抖露给这个世界。”

18岁的时候,开始闹文革,普陀山几千尊佛陀、罗汉像全被砸掉。地方上的红小兵们自己砸不动了,就号召全国的红小兵们来舟山支援。朱仁民偷偷藏下几个重要的佛像,为了从红小兵们手里夺过来,他和他们争吵、打架。“很迷茫很难过,那时什么都不信,只是觉得——这么好看的东西,为什么要去砸掉它。

有一天,他坐在海边,忽然发现对面的洛迦山岛像一个卧佛,接着,他在岛的西面又看到一个卧观音,当地人叫它菜花岛,比之前的卧佛还要逼真。“真是奇迹——在这个佛教圣地,东西海面上躺着两个天然佛像。”可是,洛迦山上造了一座塔,他觉得像一把刀一样刺在卧佛的肚子;那个菜花岛则是驻地部队练习打炮的地方。

他想着,有一天,他要以自己的方式修复这个世界,修复那些被毁坏的自然与文脉。

他很早找到了自己天赋的工具。虽然出生在国画世家,朱仁民一直凭着天分和本能在画画,也没有人指点过他,“好像天生就会的”。当过渔民、铁匠、救生员、教师……后来教画画、做舞台设计。在地方剧团工作时,他一个人的能量能抵下十来号人的活。

吴晓波 财经作家的100亩“试验田”

吴晓波:财经作家。代表作品,《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这个岛也成为他验证自己对中国经济思考的一块“试验田”

听说丁磊养猪的消息后,吴晓波发短信问丁磊:“这事儿真的么?”丁磊回他:“兄弟,这事可真有。”吴晓波大笑:“好哥们,你去养猪,我去种菜。”

不是开玩笑,他还真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他和朋友在千岛湖畔买下的一座小岛。

这无关风月。“我是搞财经的,一直认为中国土地最值钱,土地价格处在上升通道中,所以一年买一套房子,坚持了十多年,包括在千岛湖买的这个岛。最初是想买个乡间别墅,后来就搞大了,租下了千岛湖旁100亩果园。”

一个习惯在文字里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书生总容易被当作是“动嘴不动手”的主。但吴晓波显然想多走一步。这个岛也成为他验证自己对中国经济思考的一块“试验田”。

100亩杨梅园

这是一项理性的投资,尽管,听上去很不靠谱——当果农。

吴晓波认真计算过这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一棵杨梅树最多可以挂果100斤,那么4000多棵杨梅树,就有可能产40多万斤杨梅。按照现在2.8到3.8的收购价格卖掉,每年就是100万元的收益。而按照杨梅树的生产周期,旺产的时候,每棵树可以挂果2000斤。”

所以选择种杨梅,是他向林场场长讨教的结果。场长告诉,杨梅最贱,每年只要施肥一次,除草两回,基本无需培育,而且种植8年才有收获,一般农家拼不起这个时间。

中国“私人岛主”成长历程

1996年,杭州艺术家朱仁民获得“莲花岛”,中国第一代“私人岛主”产生。

2003 年7月1日,国家正式实施《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首次提出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允许个人或机构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租用期最长为50年。具 体程序为:先进行申请的行政审批,再通过政府招标、拍卖等方式,最后确定海岛的利用人。同年,国内外商人对无人岛投资开发热情迅速升温。

2005年1月1日,中国首个无人岛地方性法规《宁波市无居民海岛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私人购、租海岛火热。

2005年10月下旬,浙江省人民政府对省内无人岛开发计划紧急喊停,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项目必须报省政府批准。

两年后,浙江省人民政府宣布:暂停审批无居民海岛开发项目。

2008年12月10日,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拉动内需的“海十条”政策,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规划开发利用无人岛,并适当简化有关海洋资源和生态影响的论证。

2009年,全国人大审议了中国第一部海岛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草案)》。海岛开发将有法可依,但具体实施效果仍待观察。

吴晓波决定大规模种植杨梅。他请一对当地的老夫妻住在岛上,帮自己打理岛上的杨梅树。

所以选择买下半岛,是出于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安全问题、水电供应、交通水运。买下的若是湖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岛,各种投入成本一下子会高出很多。

一切正如之前估计的。3年后开始挂果,到2006年,吴晓波的杨梅可以“市场化”了。产量比之前预想得还要大,也无需他为销路问题操心。附近的果商主动上门联系,把卡车开到岛的附近。每年一到6月,一车一车地运往水果批发市场。

吴晓波的岛成为杭州一带最大的杨梅园。每年,一些周边城市的人自驾游来千岛湖摘杨梅,一次收50到100元。

也有烦心的事。一到采摘季节,每天要雇70到100多的工人,吃饭、管理都是操心的事;杨梅烂得很快,山坡高处来不及采摘,第二天就“血流成河”;还有防偷盗的措施和成本,夸张的时候,附近的村民甚至开着卡车来偷杨梅。

这些都由他精明强干的夫人具体负责打点。吴晓波自认内心里只是一个写字的人。

杨梅引发的思考

岛和杨梅,也成了吴晓波财经专栏文章里的一个关键词。

在方寸之间,他常常和他的读者由此谈起,联想、分析、展望中国的土地政策、农业的希望,还有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第一次收获岛上杨梅时,吴晓波摘一粒放在嘴里品尝,酸中带甜。可是,相比较街边水果摊、超市里的杨梅,自家的杨梅看上去很小,也不特别的紫。有行家指点他一种“新技术”:喷洒一种农药,可以让杨梅早熟,个儿长得特大,卖相特别好。

“我当时问他:会有副作用吗?对方回答是:绝对吃不死人,但绝对能卖出好价钱。”

这让吴晓波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从杨梅想到自家平日吃的蔬菜水果,再担忧到中国食品行业普遍存在的“下毒”问题。“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未来,绿色农业肯定会是个很有希望的产业。”

他有时会和太太、女儿一起离开城市,到岛上享受几天全绿色的菜蔬、空气和水。他在岛上有座2层小别墅,各种设施齐备。“游个泳,看看山,看看水,再看看书。”现在,他正忙于《跌荡一百年》下卷的写作,写得痛苦时,就带着笔记本躲到岛上。“后来,发现这也很麻烦,因为写书常常要带一大堆资料在身上。”

100亩杨梅、一湾绿水,听着虫声,携一卷书,听上去很浪漫。

可是,他的下属们不这么认为,每年蓝狮子员工都会到岛上摘杨梅——“我们从不住那里。岛上蚊子多,很潮湿,可以看电视,但是,就那几个频道,也不通网络。”

毕竟是一个文人,吴晓波对这个岛还存有一个诗意的期待。“肯定会有一天,再也没有人愿意读我的文字,再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书,可是我只会这门手艺,有了岛,我就可以去做农民,每年等一次收成,其余的时间就读书、陪太太、看云聚云散。”这也是吴晓波专栏里的文字。

到那个时候,他写的也许是山水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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