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对于高层反腐力度的加大，曾经与贪官勾结的富豪相继受到牵连，据说企业家群体出现了“精神迷思”，表现为热衷于移民，追捧有“神功”的大师等等。其实，努力将类似现象与政治背景挂钩的评论者恰恰忘记了经济转型这个更大的背景。经济转型意味着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反思过去赖以成功的经验，对曾经更新过的理念进行再次更新，否则在经济转型中就很难厘清方向感；然而，管理理念的再更新亦不可人云亦云，应当把握其内在尺度。
绩效导向当更弦改辙
相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时期管、卡、压的责难，倡导绩效管理对于企业走向市场，进而做大做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曾几何时，为了推行绩效管理，不少企业花巨资请专家设计了精到的绩效考核体系；以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对各级骨干进行严格的培训，大力推进观念更新，把对绩效管理的态度作为是否支持改革的试金石。然而时至今日，绩效管理作为企业的一种价值导向，需要再次更新。
最早对绩效管理提出质疑的，是日本的索尼。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在2007年指出，是绩效主义毁了索尼。这是因为，绩效考核必须把各种工作要素量化，索尼人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对实际工作往往敷衍了事；几乎所有的人都倾向于提出容易实现的低目标，使得索尼精神的核心——“挑战精神”消失。上司不把部下当有感情的人看待，业务部门都想方设法从公司的整体利益中为本部门多捞取好处，追求眼前利益的风气蔓延，搞坏了公司内的气氛。于是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笔记本电脑在消费者手中使用中着火，索尼陷入“电池门”，仅当时一个季度就出现约1000亿日元的亏损。无独有偶，2012年5月17日，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在个人微博一针见血地指出，绩效主义像企业脓包，早晚要破。
不过在此之前，人们将推行绩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归责于绩效“主义”，对绩效管理本身尚没有予以置疑。但是随着企业转型课题的提出，绩效管理就不再仅仅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了，需要对绩效导向进行刮骨疗毒式的校正，合规化生存越来越受到经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视。比如葛兰素史克GSK在美国取消了销售团队业绩的考核指标，改为考核产品知识，日常拜访和学术活动质量；大幅度降低了销售奖金以及与工资挂钩的比例；减少销售代表而增加区域医学信息专员，以加强学术服务。种种迹象至少表明，他们不再仅仅把绩效视为管理的唯一导向。可惜的是，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市场上的绩效导向不仅没有更弦改辙，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因贿赂可能面临高达200亿元人民币的重罚。
葛兰素史克中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产品创新上没有过关，一方面需要在审批环节上通过贿赂打通关节；另一方面在同质化的竞争中只能在销售渠道上按照潜规则行事。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冒用会议费等形式套取资金用于贿赂，为公司的宗旨所不容；实际上得到了决策层面的默许，是绩效增长的驱动力使然。绩效导向的基本逻辑是，产品、产量没有问题，标志企业成长的业绩增长主要拿营销数据说话，内靠提成外靠回扣加忽悠。在揠苗助长式的业绩虚涨面前，不仅导致产能过剩，而且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方面裹足不前。企业脓包的被挤破只是一个出现在什么时候、什么环节上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绩效导向必须更弦改辙为创新导向，唯如此才能跳出“红海”，完成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升级转型。
自主创新的真正误区
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企业在科技方面历经了一个追赶、拿来和模仿的阶段。由此带来的弊端是“山寨”之风难止、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创新能力萎缩。针对于此，自主创新使命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在不少企业力图有所建树、尚没有完全走出“微笑曲线”低端的情况下，据说自主创新的理念过时了。一位颇有影响的企业家宣称：自主创新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不必进行颠覆性更新。
目前尚不能断定“反对自主”的表述是否属于媒体的误解；不过可以肯定，反对自主并非反对创新，而是因为存在着自主创新的种种误区。自主创新误区的存在并非这位企业家的首次发现，当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就有人提出来过。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成思危的表述大概最具权威性。他在“2010中国企业创新管理论坛”上指出：“自主创新不等于独立创新。相反，大部分创新都是建立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由此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需要对自主创新理念更新的问题，而是要防止在执行中变味，警惕有人故意进行概念炒作，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的故伎重演。
自主创新的最大误区是局限于“自主”两个字眼上，以为那只能在封闭和引进两者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人甚至将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消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对立起来”。相对于此，逐鹿于国际市场而“反对自主”是正确的。实际上，自主创新关键要处理好大格局、大背景与小器局的关系。在研发自有知识产权和“拿来主义”之间进行怎样的平衡，完全取决于特定的企业处于什么样的成长阶段、什么样的市场以及处于什么样层次的竞争等等因素。用某国的技术迅速打开某国的市场，并保持增长的势头，这无疑属于明智的选择。但在战略上一旦入了别人的局，在战术上无论怎样自主也跳不出别人的手心。定位不准，把小器局上的显摆当做自主创新理念的更新，那才是自主创新真正的误区。
自主创新作为系统工程，和所有系统一样，都具有相对封闭和开放的两种特性，在“远离平衡态”中领先才是根本。正如华为创始人、总裁任正非所说：“创新是为了创造价值”。在跟进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或许难以支撑像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这样的战略布局，之所以会出现“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两难，那是一个在研发和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微笑曲线告诉我们，价值最丰厚的区域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研发和市场。没有研发能力就只能做代理或代工，赚一点辛苦钱；没有市场能力，再好的产品，产品周期过了也就只能作废品处理。改变前者的状况需要自主创新，而后者决定的则是自主创新的节奏。能够创造价值的创新，往往需要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封闭和开放之间的左右摇摆当做观念更新。
在商言商并非求自保
如果不是刻舟求剑，管理理念的更新当是一项经常性的事情；或许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赋予了特定理念新的意义。问题在于，相对于认识上的误区而言，我们需要避免误导，在实践中产生正能量。有一位著名企业家在小范围座谈上提倡企业人士“在商言商”，这看起来没有错；但是相对于在改革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命题，如果拿在商言商说事，力求自保，那就很难说是在独善其身，极容易对在商言商产生误导。
在商言商作为中国传统商人的自律箴言，其中不乏自强不息的正能量。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商言商都包含对封建或者教会专制、官商勾结恶势力的反抗。文艺复兴时期的“在商言商”，是在商业领域甄选和确立价值观，确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使得商业领域可以在道德观上摆脱基督教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商人更为有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商言商确实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反对在商业纷争中进行政治化操作。在与外商发生冲突时慎打民族牌，不必把单个内资受到的挫折当作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国内企业或者华商之间的冲突中慎打腐败牌，不必把竞争对手的优势一定与打通了什么关节联系起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规律，在商言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客观态度。
毋庸讳言，在商言商中确有一些消极因素，比如过分强调商家的逐利性，一切向钱看等等。其中包含的负能量在不同时期的特殊表现，也会以观念更新的形式力挺。在变革担当面前说“不”，认为政治与商业无关，期待企业、商业领域与政治分离，以为这就是在商言商，那恰恰是对其中负能量的“更新”，使得在商言商“从它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动力蜕变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动”；尽管其表面上看起来有新意，可以避免企业家陷入政治漩涡，实际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改革滞后困局中，如果说这并非出于力图自保者的本意，那也是他们混淆了“在商”还是“在政”的前提。如果讨论问题的前提是“在政”，那可是匹夫有责的，商人当然不能例外，不能以自己“在商”为由置之度外。
由此可以看出，在企业管理中进行观念更新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则不仅不能发挥观念更新的正能量，而且会泯灭原有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利用在商言商的正当性，将反对市场竞争中的政治化操作简单化为远离政治，那反而不利于在商言商。不管政治状况如何，逆来顺受，实质上仍然是对政治的依附，难以奠定自己的独立地位。须知正确的观念更新不是简单的在一个正题中直接找出它的反题，而是努力在正题、反题之间寻找合题，进行辨证思考。如果说在商言商的反题是政治化操作，企业家对深化改革的关注并不等于是后者；于“在商”“在政”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是必要的，比如在参政议政中推动市场规则的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有利于企业通过创新成功转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