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一个摇滚歌手的创业样本



2006年2月,有两本书对于歌手郑钧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本是U2乐队主唱波诺的英文版自传《波诺谈波诺》,一本是《切格瓦拉画传》。那段时间,郑钧正在制作自己的新专辑《长安长安》。他也开始写博客。他写道:“理想就是自己觉得有理的想法。”他又写:“为了理想死磕。”他还写:“死磕就是死不罢休,就是坚信自己的蛋比别人的石头硬,日复一日,磕到蛋尽粮绝为止。有趣的是,有的人的蛋真的比石头硬。于是奇迹出现了。”

这些格言式的话没被写进郑钧的新专辑。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是在办公室——而不是舞台上见到郑钧的。他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一边是旧吉他,一边是新电脑。除了自己的脸,郑钧又多了一张名片。这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头衔是“北京漫动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意总监”。

这位摇滚歌手正在预备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他每天来办公室上班,隔天收发工作邮件,每月定期出席董事会。在开会和接见客户的间隙,有时候他会用吉他和录音机写写歌。他有两部iPhone(手机上网),里面有他最喜欢的重金属摇滚。有时候他会放出来听听,但激烈的音乐常被频繁的工作电话打断。眼下,为了这部叫做《摇滚藏獒》的动画电影,他已经连续接受了5个小时的采访。中间他还抽空进行了一次员工面试,并且见了两拨客户。

简单来说,《摇滚藏獒》是一个“疑似”世界级电影作品的中国雏形。今年1月,郑钧出版了自己创作的上下两集漫画书《摇滚藏獒》。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这本漫画忙活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参加了两次天使投资人沙龙,拉到了几位天使的机构投资。他去了一趟好莱坞,又带着一帮好莱坞的人去了趟西藏。他预备要拍一部投资3000万美元的3D动漫电影,聘请曾经打造过《功夫熊猫》和《玩具总动员》等经典动画的好莱坞一线团队进行故事和原画再创作。影片以英文配音,预计在2011年的暑期档或者复活节档期全球公映。

和当年把摇滚唱到西藏一样,在郑钧看来,这是又一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我是新的模式。”他说,“中国人拥有所有的知识产权,中国人去美国雇佣好莱坞最优秀的资源帮我们进行前期制作,中期在印度或者中国做,比较便宜,然后我再拿回好莱坞做发行。”

“这实际就是好莱坞电影。像他这种,国内的人来原创,但用好莱坞的编剧和好莱坞的导演,是很跨时代的。”他的朋友、枫谷投资创始人曾玉说。

本来,“鸡蛋碰石头”之类的话像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几近嬉皮式的嚷嚷,不但毫无惧色,也看不出任何忧愁的味道。奇怪的是,一旦文艺青年成了创业青年,这些话倒显得像是充满了创业家精神的励志口号。即使艺术家们也不能够否认,在21世纪初的中国,要实现一个商业理想,比实现一个艺术理想的可操作性要更强,更迅速,也有更多的途径。

很快,郑钧就找到了他的创业路径——一个是天使投资,一个是好莱坞。一开始,打从采访开始之前,他就明说了:“我同意波诺的那句话——说什么一个好的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生意人,这都是美国60年代留下的精神包袱。我没有这种精神包袱。”

商业生涯里程碑

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儿悲惨的开头。2007年,郑钧离了婚,女儿快10岁了,有时候跟着他一起生活。郑钧想做个好父亲,可他拿女儿没辙。女儿喜欢看日本漫画,《网球王子》之类。当爹的想要表示反对,可被女儿一句话就噎了回来——根本找不到好看的中国漫画。

郑钧从小学画画,高考的时候差点上了美院。他打算自己给女儿画个漫画。他喜欢西藏,十几年前唱《回到拉萨》出名。他喜欢狗,家里养了三只。他喜欢摇滚,其中一只狗的名字就叫做BONO。这三个元素凑在一起,就有了《摇滚藏獒》的故事。这个故事有郑钧自己的影子。它讲的是一只来自单亲家庭的藏獒独自在北京闯荡,最后组建了一支狗摇滚乐队,并在歌坛获得成功的故事。

有了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故事,接下来的就是一系列流程。2007年7月,卡酷动画频道制片人曾伟京找到郑钧,希望他给动画片《福娃奥运漫游记》写首片尾曲。郑钧花几天功夫写了《卡酷漫漫想》这首歌,顺便告诉曾伟京,自己也在创作漫画,并且电脑里已经有一部分现成作品。曾伟京告诉郑钧:“过两天我们在后海有个动漫高峰Party,你可以一起来玩。”在派对上,郑钧认识了现代出版社的社长。2009年1月,《摇滚藏獒》漫画正式出版。

机会来得比想像中快多了。漫画书出版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最大的动画公司MadHouse(曾经拍摄过《娜娜》和《死亡笔记》)就找到郑钧,希望把《摇滚藏獒》拍成电影。紧接着,美国一家动漫制作机构也找郑钧谈合作。同时,按照郑钧的说法,还有很多中国地方的动漫基地也在打一样的算盘。

“大家看到一个疑似千里马的东西,马上一窝蜂上来说,哟,千里马,我要投。其实这个时候,我研究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四年了。”郑钧说,“本来预计从书到电影要两三年的时间,这下一看,直接跳过电视动画片做动画电影好了。”

2009年5月,郑钧在光华路的一座写字楼租了办公室,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拒绝了日本和美国公司的合作邀请,注册了知识产权,把目标指向好莱坞。“我希望干些没人干过的事情,所以还是想跟好莱坞合作。但是这事儿很难,对好莱坞根本没概念,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做过,包括韩国人和日本人。我还需要很多资本来做这个事情。”

前前后后,郑钧见了不下十个投资人,各行各业的都有,还包括几个煤老板。这个过程叫郑钧有点儿别扭。在音乐领域,他是位爷,已经很多年没人给他提意见了。曾经有个导演想要把《灰姑娘》拍成电影,提出要修改歌曲的旋律,被郑钧当场很不客气地噎了回去。现在进入商业领域,他却需要像个小学生一样放下身段,接受别人的意见。

后来,他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邓锋这么评价郑钧:“他非常Open Mind,听意见,也自己总结,也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一定对。这是一个创业者的基本素质。一个天使投资人也好,我这样的专业投资人也好,开始看一个项目都带着很批判的眼光。做投资的天性就这样,投资人上来就挑错,不是说就不看好。你不要被这个冷水吓着,不要因为他们不看好,我就不做了。你要吸收他们的意见,不断地改进。”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郑钧既不是个商业白痴,也不是个做玩票买卖的明星。他大学的专业是工业外贸,他的大学铁哥们如今全是生意人,他的哥哥是个房地产商人。这么多年来,郑钧身边一直有一个有一定质量的商业圈子。他经历过商业启蒙,也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逻辑能力。之前他开过酒吧和制作公司,积累了一些商业经验,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了。他被一位投资人认为是“少见的创意人才”——“他是创意人才,又能理解这些商业规则,而且能遵守,还能进行信息整合。大部分创意人是纯创意,啥商业都不懂,不知道跟你配合。”

2009年3月,郑钧在一次天使投资人沙龙上见到邓锋。他最终选择邓锋作为自己公司的机构投资人。

“这是一个迅速上升的朝阳产业,根本不用你求人投你,会有很多人求着投你。但我一开始就不想做一个家族企业。我更愿意见基金管理人或者风投的人,我需要他们给我带来钱以外的资源。我需要聪明的钱(Smart Money)。”

这并不是邓锋和郑钧的初次见面。早在2006年,他俩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那时候郑钧迷上了打游戏,自己做了一款游戏创意,在电脑上向邓锋演示。当时邓锋已经投了一个游戏公司,合作没能谈成,但是他在无意中看到了郑钧电脑里的《摇滚藏獒》漫画,很感兴趣。3年之后,他发现郑钧竟然把这件事越做越大了。

“一般来说,我不投动漫行业,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不懂。但我能够感觉到,郑钧他是个很执着的人,而且和我一样是工科生,很有逻辑。这几乎是我做过的最感情用事的投资了。”在2009年底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我们见到邓锋。他的衣着一丝不苟,那是一件典型的华尔街经纪人的长款呢子风衣。单单从衣着上,也能穿凿附会地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郑钧无论去什么场合,无论是上台唱歌,还是见合作伙伴,还是和女朋友约会,还是接受采访,永远是T恤牛仔裤和连帽卫衣。至于他们的另外一位合作伙伴徐小平,就和他过去的职业一样,他爱穿不打领带的衬衫和休闲西服,像是个大学教师和有点巅狂的知识分子。

邓锋的确为郑钧带来了金钱之外的价值。他帮助郑钧组建了一个“梦之队”——另外一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以及公司的CEO王晓梅。2009年8月,正式的合作签约仪式在隔壁的那间会议室举行。后来郑钧说,这是他商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话,我就是主唱,负责大方向掌舵和创意。CEO在美国的电影公司有过7年工作经验,敢打敢拼,执行力很强,就像是吉他手。邓锋是贝斯手,他能够保证公司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上前进。徐小平很善于鼓励人,像是个鼓手。我们英语都很好,我们具备了所有的元素。”

这些“聪明的钱”让郑钧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家高起点的公司。目前公司有四个下属的项目公司:电影公司、电视片公司、新媒体动画片公司和制作公司。这些项目公司都分别有专人管理。电影项目计划周期两年,以中国、亚洲和欧洲市场收回成本,以北美市场盈利。电视片项目计划做100集,一年收回成本。此外,公司聘请了专业公司提供其他环节的服务——财务、衍生品、制作、预算和宣传。以法律服务为例,漫动时空聘请了三家律师事务所,一家负责法务和融资,一家负责商标注册和产权保护,还有一家负责和好莱坞的合约。

到好莱坞去

“我现在给郑钧投钱是雪中送炭。”邓锋说,“但是将来是锦上添花还是揠苗助长,我拿不准。我心里现在还没有一个投资回报分析表。”

到好莱坞去。这是郑钧吸引投资人的理由,也是投资人谨慎观望的理由。

“郑钧把中国文化向美国输出,这是最打动我们的。”曾玉说,“当时他来我家打牌,藏獒、藏密、摇滚,来来回回地说这些,搞得大家每天都很兴奋,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

一开始,郑钧召集公司同事开会,一说起好莱坞,大家都一头雾水,因为这事从没人干过,根本就没概念。但他仍然非常坚持。“中国人老是卖给外国人T恤衫和电器,能不能也输出一下价值观?动漫是非常适合国际化的,我去国外唱歌外国人都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但是动画电影就不会有文化障碍。我的故事有狗、西藏和摇滚三个卖点,足够国际化。”

2009年9月,郑钧和公司CEO王晓梅飞往好莱坞。这是他第一次去好莱坞。他的行李箱里装着二十几本英文版的《摇滚藏獒》漫画书。他还请了一个翻译。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别的准备了。按照计划,他将和好莱坞一流前期制作团队见面,看英文原版的《飞屋环游记》和《伍德斯托克》,还将去大制片人家里做客。他希望能够在保留全部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聘请到好莱坞的编剧、人物造型和制片为他服务。

一个多礼拜之后,有一天半夜,曾玉在家接到了郑钧的电话。“他很兴奋。他都没想到一次就谈成了。不仅谈成了,日程都订好了,10月12日新闻发布会,国庆假期他带他们去西藏采风,都安排好了。我们都没想到会这么顺。”

谈判的过程在一开始略显尴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拿着动漫故事去好莱坞寻求合作,也是好莱坞人第一次听中国人说起自己的动漫构思。就跟在首脑论坛上的政治领袖一样,双方都表现得友好、克制又忐忑。不过,好莱坞之行还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摇滚藏獒》邀请到了顶尖高手,其中包括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玩具总动员》的编剧丽塔·海斯奥,《功夫熊猫》、《冰川世纪》、《赛车总动员》的艺术总监布克·里维斯。

和真人电影相比,动画电影的流程显得更加简单、可控性更强。“时机刚刚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包括迪斯尼有大量廉价的、优秀的动漫人才可以用。价格比国内的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钱是值得的。你想打开国际市场,得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迪斯尼好的编剧、人物造型和监制就是打开国际市场的钥匙,发行公司就是看这些人的。我们觉得特别值。前期和后期用美国的资源、迪斯尼的资源,争取打开美国市场。中期的制作,实际上画电脑漫画的这个过程,用日本的公司来带头,然后呢,带领中国的代工公司给我们制作。这个成本做下来,我们算了下,相当于迪斯尼四分之一的成本。”郑钧说。

一个月之后,郑钧带着他的好莱坞团队坐火车去了一次西藏,沿途经过可可西里的雪原。10月底,美国人在上海的爵士音乐节上看了郑钧的演出,听了郑钧版本的《流星》。他们意外地发现,他们的合作者看起来那么理智,那么好说话,可竟然真是个货真价实的Rock Star,一点儿也不像Radiohead那么难搞。回程的时候,对方提出了让郑钧意外的建议——将来有合适的动画影片项目,是否能够请郑钧的公司代理,来中国做代工。同时,郑钧接受对方的建议,将送部分员工去美国学习动画技术。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一开始谈判的时候,谈到7、8分钟的时候,我就不用翻译了,直接能够用英语谈得很好。我们的思维方式差不多,又都很善良,信任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好莱坞,有个著名的编剧,他正在为梦工场做个片子,根本没有时间做我们的项目,但是他上网查了我的资料,知道我是干嘛的,又看了我们的故事,还是专门抽时间和我们见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他见我们是挣不到一分钱的,这就是信任和欣赏。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好莱坞的信任和尊重。”

 郑钧:一个摇滚歌手的创业样本

那天,郑钧唱完《灰姑娘》,刚从台上下来,还汗流浃背呢,就有记者凑上来问问题。也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郑钧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名字是《皮克斯传奇》。基本上,这是郑钧的好莱坞启蒙读物。“它教会我,第一,完美主义,质量第一。第二,东西做好了还要知道怎么去卖它。去过好莱坞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和北京一样,也是个圈子。它是个运转非常精密的公共机器,它就像个大工厂,有好多车间,每个车间都提供不同影片环节的各种服务。它运转得严丝合缝,同时又那么有趣。”

这本书还和郑钧的一个商业偶像有关。最近,他被越来越多熟人称为“小乔布斯”。他是中国第一批iPod用户之一,目前有两个iPhone。他恐怕还不敢承认说自己是个乔布斯式的天才,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假使有一天跟乔布斯见面要问他什么。

“我不会问他商业的问题,任何人获得商业成功都有不同的原因。我可能会和他讨论一下禅修的话题,那样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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