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8年的冬天，北京给人寒气逼人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那一年，在众多中国人心目中，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按下手印，发誓宁愿坐牢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另外一件大事，是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全国性高考。 一个被忽视的细节是，这年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二十多年以后，财经作家吴晓波读到这一命题，联想起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的首要前提。他写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讨论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他们的谈话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乃至印度这些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跳跃，在那场夹杂着英语和汉语的讨论中，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史的念头，忽然萌生在吴晓波脑中。他发觉，所有关于中国公司的判断和结论，往往建立在一种感性的个人观察之上，而这成为国际沟通中的巨大障碍。 这天晚上，他用MSN和远在中国的妻子沟通了写书的想法。这是一项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述，但这个有着良好商业头脑和优美文笔的前新华社经济记者，从一开始就压根“不打算用冰冷的数字或者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他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他要写的是一部企业史，一个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当然，这些企业家分别代表三种力量：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0年来，这三种力量彼此博弈，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创业，创业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他和以往一样，拎了一瓶开水，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人民日报》。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他后来回忆说，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激动不已。因为“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刊登的全是革命、斗争，从消息到社论，无一例外。而手头的这张《人民日报》，竟然刊登起养牛的文章，看来气候真是要变了！” 吴晓波后来和助手在上海图书馆里，找遍当年的《人民日报》，只找到一篇介绍养猪经验的文章。是养牛或者养猪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柳传志在这个寒冷的早冬，感觉到了时代微妙的变化。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由一位工程师而转型为成功的经理人，然后又以中国式的智慧让企业顺利完成了资本人格的改造，进而并购了IBM公司的全球PC业务，开始新一轮的国际化扩张。 柳传志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有着坚忍耐力和果断头脑的小个子四川人。当面临重大决定时，邓小平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在屋里抽熊猫牌香烟。他在这一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随后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日后，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有解放军代表任正非。他正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发愁。10年后，他和几个朋友在深圳创办了注册资本仅为2．1万元的华为公司，在一片争议中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积累。华为如今已成为中国第一流的电信设备供应商。 27岁的王石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深圳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倒玉米。如果不是后来发现了更赚钱的换汇倒卖活动，他没准会和刘永好兄弟一起，争夺饲料大王的头衔。刘家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高考，都上了分数线，却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没被录取，他们一气之下去办养殖场，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首富。 在1978年，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都还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而华西村的吴仁宝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干部。几年前，当全国还在高调学大寨的时候，他就偷偷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而那时，外面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不受保护、偷偷摸摸办起的小作坊，在浙江萧山、天津大邱庄都已经存在，他们的创始人分别叫做鲁冠球和禹作敏。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一位温州的干部告诉吴晓波。这个沿海小镇以低调实践在改革中崭露头角。吴晓波说：“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是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这句话。”产权，产权
创业伊始，柳传志没打算割断联想与计算所的血缘关系，公司的启动资金20万元来自计算所，联想是“国有企业”，公司可以无偿地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办公室、电话和所有资源，公司员工可以在计算所享有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晋升的权利。 直到1988年，产权意识才在企业家身上苏醒。这年，九龙街头的香港商人吕谭平接到柳传志的电话，邀请他共组香港联想公司。不为人知的是，新公司另一大股东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此后十几年里，许多国有企业都在悄悄进行这样的改造：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母公司的资本运作。在这个过程里，一切公开的或者灰色的资本组合都可能产生。 在杭州郊区的一片稻田边，鲁冠球也在考虑自己与企业、政府和工厂的关系。禹作敏说过鲁“太油滑”。鲁冠球已经看到了承包制的局限性，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职工和经营者对资产的终极要求。谁也不能保证有一天，乡政府一纸公文让他走人。他没有急于把厂子归入自己名下，而是把企业评估资产的一半归乡政府，另一半归“厂集体”所有。于是，他获得了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却并没有丧失集体企业的性质。这也为日后的一系列产权运作留下空间。 王石的万科在1984年组建后，一直与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摩擦不断。得知深圳政府要在国营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后，别的企业害怕多一个“婆婆”不愿尝试，王石却主动请缨。他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一个能让万科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万科是幸运的，一年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2号（当时的股票代码）正式上市。 1988年，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评选揭晓，万宝冰箱承包人邓韶深榜上有名。当时万宝产能规模是海尔的5倍之多，被确定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造四大试点之一。但它没有万科幸运。1989年初，因为物价闯关失败，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家电商品顿时滞销，万宝短时间内出现了近8亿元的呆坏账。邓韶深“出逃”海外。几年后，他安然回国，万宝早已沦落成二流企业。 2003年11月，杭州青春宝公司的冯根生组织了一个特殊的聚会——当年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的再聚首。这20个风云人物已然“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仍在岗位上的，只有冯根生等三人，而他的境况是最好的。1993年，冯根生把国营企业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泰国正大集团，据说正大承诺他“可以干到不愿意干了为止”。 路径不同，但逻辑只有一个：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任何经营者都会考虑自己与企业的关系。 王文京是早期的创业者中少数没受产权归属困扰的企业家，2001年，他创办的用友软件被核准上市，他个人资产一度高达50亿元。1988年他做企业工商登记时，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户执照。 1997年，26岁的丁磊在广州创办网易，员工3人，注册资金20万元。同年，王志东和张朝阳也分别拿到海外投资，创办新浪和搜狐。中国公众看到了门户网站、电子邮箱、搜索引擎和风险投资等全新概念。这些网络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着清晰的产权结构，并且融入国际化背景。有评论说，互联网是一个没有“制度原罪”的行业。钱，钱，钱
现在记得郑乐芬的人恐怕已经不多。1991年，她因投机倒把罪被处死刑，死时38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她是温州的一个家庭妇女，据熟悉的人说，她长得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她获罪的原因是因为“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别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很大。当时国内银行不允许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私人业主无法从合法途径获得资金，试办私营钱庄的努力又被遏止，“抬会”于是风行。 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每个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由于缺乏法律保护和规范，“抬会”渐渐演变成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到了1986年，资金链出现断裂，许多会主潜逃，成千上万的讨债者上门逼债。政府开始通缉那些知名会主来平息民愤，郑乐芬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的法律界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她应定性为诈骗罪，罪不当死。法院认为她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为投机倒把，可处极刑。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论，到了2003年又有了新高潮。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他的企业集团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他最头疼的是企业贷款难。有一次，他为求贷给信用社领导送去1万元。事没办成，他便索回款项，最后只要回6000元。 在孙大午成为千万富翁后，他的父母依然在家捡破烂做饭，他本人没有专车，住在平房里，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抠门”。这些细节为他赢得了同情。但吴晓波更愿意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经济学家茅于轼撰文为孙大午鸣不平。他说，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国家金融管制规定，而实际上非但没使人受害，反而有许多人得利。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那么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改的必要。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看到报道后，也以个人名义给孙大午发去一封传真：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当年创业时也遇到许多的苦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突破，突破
2001年，“全球第一CEO”、美国通用公司的韦尔奇即将退休。在被问到对中国市场看法时，他说：“我10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每次我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我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我要退休的原因，应该由别人来把他搞懂。”在进入中国最初的阶段，通用电器把节能灯泡推向中国市场，但这长寿低耗的灯泡，总因为高昂的价格而不好卖。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在渐变式改革的中国，从来没有哪种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计划表，和中国进入WTO的时间表高度吻合。对于韦尔奇的继任者伊梅尔特以及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所有的策略都将改变。 伊梅尔特的投资重点转向了垄断或者准垄断的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行业，在这些领域，他无须再面对来自中国乡镇企业的竞争。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迁往上海；摩根士丹利获准参股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而更多的跨国企业不惜代价逼退国内合伙人、寻求独资。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家中国民营公司在一向不对民营公司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第一个是著名的四川刘家兄弟的老三刘永好，因为参股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曲折进入金融业。 吴鹰的成功则得益于国有垄断企业的内战。当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移动通信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的原行业老大中国电信日渐不满。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吴鹰在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上看到了巨大商机。这项后来被称为“小灵通”的手机服务，可以利用已有的固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服务。收费低廉的“小灵通”意外在中国引爆垄断企业间的电信大战。作为设备供应商，吴鹰创办的UT斯达康获得惊人增长，进而在美国上市，一度成为表现最优异的中国股。不过这个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吴鹰没有想到，UT斯达康的衰落同样源于垄断行业的变局。当中国电信决定备战3G，UT斯达康的收入立刻锐减。吴鹰决定转向IPTV（互动电视），这项业务依然关系到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电信与广电的利益分割。可惜他没能再复制“小灵通”的奇迹。2007年，吴鹰黯然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企业。 多年来一直未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汽车领域，被一个草根企业家李书福意外打开。有人形容他“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他用120元钱做起了第一门生意——在街头给人照相，之后又办过冰箱配件厂和冰箱厂。1989年宏观调控时，私营经济遭遇寒流，他把车间、库存、土地连同工厂的存折都上缴给集体，然后南下读书。 当李书福拥有1亿元资金时，他对外宣称，将投入5亿元造汽车，即便是这个数字，在汽车界看来也少得可笑。同有造车梦想的鲁冠球，在汽车配件行业打拼30年，一直渴望打通产业环节。他在萧山家中挂着一张汽车风景画。当听说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说“造汽车一要有政府许可支持，二要有上百亿资金，万向还没有准备好”。2001年11月9日，国家有关部门增发一批汽车许可公告，吉利一款车型榜上有名。第二天，多哈会议批准中国加入WTO。“中国入世”和“李书福入局”，这种巧合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丰富联想。 刘永好、吴鹰、李书福们，以各自意外的方式在严丝合缝的垄断领域打开了突破口，这些充满诱惑而且获利丰厚的行业里，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竞争和博弈，将会是下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寻找失败的基因
2007年冬天，吴晓波在杭州家中的书房里，为这部企业史做最后的润色。他的书房正对京杭大运河，河水从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一个弯便是运河的起点。河水流淌了700多年，吴晓波沉浸在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里。他想寻找一些答案。 这个疑问，在3年前查尔斯河畔的那场讨论中，就已经被多次提及：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海尔、联想都成长20多年了，与他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为什么在中国的这场伟大商业变革中，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世界级的公司？ “在我完成这部企业史写作的时候，中国即将进入一个自我崇拜的时刻，奥运会的举办、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以及股市和房市的狂热，让所有身处其间的人们都无法从激情中摆脱出来。”吴晓波找到两张很有意味的照片。一张是2007年5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它用的是好莱坞电影里，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的场景，不过把那只大猩猩换成了大熊猫。另一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周刊》的著名的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可是，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里，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的领域中诞生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聚集，中国已经诞生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并且这种第一将越来越多，可他们贡献的是乏善可陈的商业思想，以及背后巨大的垄断之手。 几年前，吴晓波写过《大败局》和《大败局Ⅱ》。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倒下的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在这部企业史里，寻找失败的基因，依然是一条隐约潜伏的主线。在吴晓波看来，中国式企业成长受到了两方面的致命限制。在产权所有上，他们天然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身心投入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而另一方面，在扩张规模上，他们没能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适当的时机完成伟大的跨越。一些试图突围的民营企业如德隆、华晨，则因操作上的灰色和冒险而倾覆。“在这个意义上，产权制度的畸形和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吴晓波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按人们预料中的那样进行，它不是太过漫长，就是充满了意外。到后来，人们终于承认它是一场没有蓝图的、试错式的改革。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所观察到的，“30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
正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代价无处不在。而这一特征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企业演进，它们并不是什么必然的产物，所有的企业走在一条十分独特的市场化道路上，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充满了多变性。很多企业家的成功带有侥幸的成份。很多中国企业的变革至今没有结论，它们的形成过程以及运行走向很难以一些常见的经济学概念来加以规范，也不能以最宽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运作机制或经济模型来加以对比。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被复制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吴晓波把这段话摘出来，把它复制、粘贴了很多遍，做成这部企业史的封面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上，赫然印着这部书的名字——《激荡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