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广久: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年广久简历

1937年出生,安徽人,“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此人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就靠炒卖瓜子,赚了100万元。阴雨连绵的时候,他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71岁的年广久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会咧开嘴,像孩子般烂漫地笑,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改革开放前曾两次入狱

我从小家庭特别困难,又没有班上,我也不识字,只能靠做小生意谋生活,贩鱼说我是投机倒把,把我抓了(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我穷了,当然国家也穷了,国家再大,没有经济不行,人家美国,靠的就是经济,咱们中国靠的是斗争,那能搞来钱、搞来财富吗?那时候都是消极怠工,工厂、农田都是那样,大家都不讲话,但是也不干活。“文革”来了,我卖板栗,又说我是“牛鬼蛇神”,又把我抓了(1966年,年广久又被关了二十多天)。但是我出来之后还要干,开始卖水果。

我卖水果的时候,隔壁是个卖零食的老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买不到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晚上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就轮到我们了。老头点炉子炒瓜子,点不着火,我就说,我来生(火),他炒的时候气闷,喘不过气,我就说我来帮他炒,你在旁边看我炒得对不对,炒完之后老头说可以,又教我怎么包瓜子,一毛钱一包,一下子就卖光了。一块五毛钱本钱,赚了三块五。第二天下午又炒瓜子,10斤瓜子我卖了8斤,比他卖得还快。老头就说,我看准你的人了,我们一起炒瓜子,很快我就要(一天)炒20斤瓜子,炉子不够大了。有文化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不同,有文化的人笔杆子精通,但没文化的人商业精通,我卖瓜子卖得多,喜欢多送给人家一点儿,加上我是淮北人,人家管我叫侉子,时间一长,都叫我傻子了。

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到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出了人民致富的路,发展个体。我站出来了,站出来是有风波的,而且是很大的风波,老婆不同意,必须离婚,我离了婚。老婆同意,我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我拉着板车出来了。明着说是给她3000块钱,其实我有不少钱,都全部留给她了。说多了她也怕被人暗害。

“傻子瓜子”畅销的窍门

我自个儿没本钱再做生意,就讨饭,讨到扬州。我一个姓许的亲戚,到扬州去玩碰到我,让我回来,我不回去,到1980年8月5日,我回到了芜湖,母亲年纪大了,我回来时已经立秋了。回来以后我的大孩子找我了,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我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在我后头,学!之后大孩子跟我炒瓜子。当时看我卖瓜子卖得好,好多人也开始卖瓜子,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我就决定降价,(价格)从两块四零售降到一块七毛六,一下子跌了六七毛一斤,我大孩子说,你这不折本吗?我说,你不懂,怎么叫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这样100包就是(赚)千把块钱。如果你两块四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到底哪个利润大?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每天还在我这里吃喝,他怎么不干呢?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后来我大儿子(年金宝)跟我学到了、还有二儿子(年强),他们自个儿单干了,那么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你走得不如我快,因为我实力大。

我降价以后,来买瓜子的人太多了,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两个队伍100米以上,我就讲了,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过路人到芜湖来用车票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10斤瓜子不排队;拿结婚证来买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从1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别看(利润)毛把钱1斤,多得吓人,20万斤多少钱,两万一天,这是薄利多销。

钱多得都发霉,拿出来晒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炒瓜子,家里来了4个人,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赵副市长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说实话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吃了我捧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光明日报》在1982年12月20日一版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而且是重点报道,我的“傻子瓜子”越做越大。

你问我那时候赚了多少钱?那时候我已经有100多万元,卖瓜子怎么能赚了100万元呢?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笑)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我就晒给你看。

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几十万元就晒在上头。我们市委的人讲,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我说我钞票霉了。你不要头了,赶快走。

小平讲话让我化险为夷

我从(雇用)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个人。大概是1982年,运动来了,说我是雇工剥削。说我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要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以后的一个个工厂都要垮不可。为什么垮呢?不要个体户支援工厂了,过去是讲国营带动个体,三中全会是讲个体带动国营,口号都变了,后来工厂垮了发展个体,下岗了,个体可以一个带一个(致富),在(国营)工厂能干的拿不到工资得不到奖金,不能干的却享福,工厂怎么搞得好呢?工厂活稀泥,这工厂怎么能不垮呢?

别人去上头告我,讲我雇了100多人,是剥削,说芜湖有个傻子赚了100多万元,有个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上面写着“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事情越闹越大,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讲话了:“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1页)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是写在内参发给我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年多,雇工的争论出来之后,省里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一个叫杨绩龄的干部来芜湖调查我,还写了个调查报告,后来这个报告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惊动了邓小平,所以他当时就晓得了我“傻子”。当时他的表态是放一放,看一看。

我们中国,非要走改革道路,从个体走到民营道路,合资道路,我后来也走了合资道路,跟政府合资,但是失败了。

1984年的时候,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当时成立公司也简单,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我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30万元,我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向他们交纳18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以前在公家单位上班的(干部),一个月拿40多块钱,现在我们这里工资就是500块,他们把钱拿走了,到最后却(给我)来个斗争,但我觉得吃亏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因为我倒他们也倒了!

我给你们高工资,但是你们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在单位干惯了,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纸要罚款100块,报纸晚上可以看,但是上班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他们就上告,给我合资戴帽子。

  贪污案却判了流氓罪

接着麻烦也来了,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我哪里是贪污呢?我去市委里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

我知道我肯定要坐牢了,被抓前三天,我请儿子吃饭,我讲,你们的财产赶快转移,爸爸最多两天要(被)逮捕,我知道要坐牢。但没判我刑,我还在派出所蹲着,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贪污我怕啥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于是就把我推出来了。除了贪污罪,又说我犯了流氓罪,说我强奸厂里10个妇女。我说好,那我干脆给你凑够一打吧,我说那就算12个吧!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关于流氓罪,1997年新刑法已经取消该罪名),就跟没坐牢一样,回去算了!他们就是想整我嘛!我抗诉,一直抗诉到中央。

小平南巡再次谈到“傻子”

 年广久: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接着是邓小平南巡,再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南巡讲话,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讲话,为在那儿的更多的改革家讲话的。

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了,1992年3月13日,我被宣告无罪释放。我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些,但是我晓得外面发生了变化。一个企业家是会算命的,不会发财怎么能发得了财呢?哪个项目能卖钱,哪个门面旺不旺,都要心里明白。店面设在哪里,还有怎么设计门面,都是学问。比如你门面就要比别人伸到外面来,醒目,摆设要美观漂亮,才能吸引人,我最大的店面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不管南边来的人还是东边来的人,看到都会说,哦,“傻子瓜子”,来几斤带上。

出狱之后,市委书记领着一帮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我,握着我的手说:“老年,你吃苦了!”我知道了邓小平为我讲了话,我和儿子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绝不服输的老人

但我出来以后,“傻子瓜子”情况不好了,瓜子也卖不掉了,我又离了婚,就到蚌埠我的徒弟那里,帮他做生意,1994年11月我又宣布出山,成立了“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孩子不听话,出了事(指2005年11月,43岁的大儿子年金宝离奇死亡,警方查明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也是他自己有错。我“傻子”年广久重新出山了,收回了商标跟肖像权(2001年,年广久曾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的价格,转让给长子年金宝),以后再选接班人。这些年,“傻子”的影响力小了,有些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起码这些年,我从未缺过钱花。我还有67个徒弟,我现在抽的中华烟,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们送给我的。至于我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回首我这一辈子,可谓三起三落,我觉得自己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

我多次说过,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没有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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