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荣氏第一代艰苦创业；荣氏第二代另类传承；荣氏第三代隔代创业；荣氏第四代厚积薄发。
历史不承认假设！然而，虽然假设不是历史，但假设创造思想。
历史改写了荣氏家族命运，荣家绵延100多年，“富过四代”成为现实。
假如荣家第二代没有因时代巨变而发生另类传承，会有第三代的隔代创业吗？
传子不传贤，是诸多家族由盛及衰的原因。但传贤不传子，又是多少家族内乱的祸根。家家渴望传“贤子”，可是家富如何出“贤子”成为重大历史难题。
作为现实选择，而非最优选择，以血缘传承成为宗法，以宗法而平抑内乱，因为内乱猛于虎，可能导致家族基业瞬间崩溃。尽管此举最大的代价是“渐衰”，但至少苟延，至少有中兴希望。中国历朝历代莫过于此，王法与宗法如出一辙。
2005年11月11日，对于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石钢”）董事长阎胜科来说，奔忙大半年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 了。这一天，中信泰富（HK 0267）与河北国资委及河北众富订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中信泰富以12.82亿元向河北国资委收购石钢现有注册资本的80％，并认购其新注册资本1.96亿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中信泰富将持有石钢扩大后股本的65％，而持股15％的河北众富正是以阎胜科为首的管理层持股公司。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的带领下又下一城，继续在特种钢铁领域布局，这次他战胜的是风头正劲的嘉鑫控股。此前不久，中信泰富已经收购了湖北新冶钢，进而控股大冶特钢（SZ 000708）。特种钢铁成为中信泰富近年来的投资重点，操作手法仍是荣智健惯用的收购。
而在此前半个月，对于荣智健乃至整个显赫的荣氏家族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10月26日，荣智健的父亲、荣氏家族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与世长辞，享年89岁。中央给予荣毅仁极高的评价，称这位著名的“红色资本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海内外各种媒体先后报道了大同小异的内容，显示出荣老先生的辞世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在其家族内部，却并未像其他很多家族那样发生不同程度的混乱。
就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开始为接班、继承之类的问题焦虑，各界也在讨论着如何“富过三代”之际，而荣氏家族已经绵延了100多年，即便从大资本家荣德生（荣毅仁的父亲）兄弟那辈算起，到早已崭露头角的第四代的荣明杰（荣智健的长子）。“富过四代”已成现实。
当然，荣氏家族的“富过四代”与中国传统的家族传承差异甚大，带有不少另类的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富过四代”才得以实现。
首富父子在中信对接
内地人无疑更熟悉曾经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只是在最近几年才由各种富豪排行榜开始熟悉了荣智健那张面孔。事实上，在香港荣智健的名声比父亲更响，而且早在1995年末就被列为香港十大财团的第八位，如今他的名头被冠以“大陆首富”。
这位首富生于富豪之家，在36岁时才开始创业，但其创富速度丝毫不慢。除了其创业初期父亲给的启动资本，在其目前财富主要来源地的中信泰富，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东（第一大股东为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香港）；而虽然中信集团为荣毅仁一手创建，但至今却是标准的国有企业，在产权上与荣氏家族并无关联。
1986年6月15～18日，荣氏五代海外亲属200余人与国内亲属20余人在北京聚首。之后，中信集团在成功开发了国际大厦之后，旗下的京城大厦也开始动工了。此时，荣智健正在香港单枪匹马进行房地产买卖，而其加盟中信一事已露出端倪。
荣智健要加盟的中信香港公司，于1985年5月正式挂牌，但初期业务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在投资方向上中信总部也有不同见解。荣智健在业务上与中信香港时有往来，有一次从协助父亲的工作出发，他对中信香港的投资重点提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集中力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搞香港东区海底隧道。
之后中信集团便有人出面邀请荣智健来做投资和策划等工作，但他笑着说：“我还要忙于推销自己的房地产呢。”进入1986年下半年，香港房地产涨幅不大，中信集团再次发出加盟邀请，荣智健正式出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此时的董事长为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大公子王军。
在就任之前，荣智健向父亲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公司的用人制度必须由我决定；其二，要赋予我相当的权力。”荣毅仁问原因，他则回答：“凡事都须向上请示，不利于开展工作。”后经董事会研究，中信集团决定接受他的条件。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由其首任总经理米国钧出任董事长，王军卸任，从此荣智健成了中信香港的主要决策者。荣智健对于中信香港的发展和谋划早有盘算，他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其从香港众多的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并且决定采用并购之法达成这种突破。
借中信香港成收购巨子
荣智健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英资国泰航空（大股东为太古洋行）。这一收购建议曾遭到米国钧的反对，在说服米之后，董事局也认为风险太大，给予否定。荣智健感到很难过，因为自己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多月的考察、分析、研究，很具有可行性。
荣智健万般无奈下，回北京找父亲汇报，荣毅仁听完后让他写两份报告，一份给中信集团，一份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这一建议最终获得同意，而且有关部门专门借给中信香港8亿元以作收购资金。1987年2月，中信香港以23亿港元收购国泰航空12.5％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此一役，不仅打出了中信香港的威风，也增强了荣智健在公司内的权威地位。
接下来，被荣智健看上的是香港电讯，其第一大股东乃是英资的大东电报局。1989年6月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达21.57％，为1987年10月“八七股灾”后的历史第二大跌幅。公司外迁之风日盛，香港电讯股东由于股价大跌和前途难料而心急如焚。荣智健感到机会来了。最终，中信香港在1990年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此收购案被英国《世界金融》杂志评为当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
尽管收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荣智健事前没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请示汇报的做法在北京引起高层有关领导微词。事后，荣毅仁的好友、中信集团时任总经理徐昭隆协助其写了“陈情表”，说明事情整个经过。尽管如此，还有人乱扣帽子，说荣氏父子帮助英国人在回归之前抽走资金。最后，邓小平和杨尚昆出面表明支持态度，才算平息事端。
收购国泰航空不久，荣智健就盯上了港龙航空，并最终以5亿港元收购其46.3％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旋即又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国泰，港龙成为后者的子公司。
经过以上3次大收购后，中信香港已持有国泰航空12.5％股权、香港电讯20％股权、港龙航空38.3％股权、东区海底隧道23.5％权益、澳门电讯20％股权，加上其他房地产等业务，其总资产接近200亿港元，迅速改头换面为一家中资大公司。
但荣智健深知自己几次收购都依靠借贷，必须化解其中可能的财务风险，便琢磨上市。那时中资企业上市手续较繁琐，香港股市也处在低靡时期，荣智健便提出买壳上市，获得董事会同意。正在苦于没有合适的壳之际传来消息，永新企业的曹光彪称要出售旗下所持泰富发展（HK 0267）50.7％的股权。
1990年1月，中信香港收购曹光彪所持泰富发展股份，并提出全面收购，同时泰富发行3.11亿股新股筹资3.73亿港元，购买了中信香港持有的38.3％港龙股权。中信香港还将一些盈利较好的工业、仓储、物业项目以5亿港元出售给泰富，中信香港取得泰富49％股权。1991年7月，泰富再发新股筹资，从中信香港手中购入12.5％国泰航空股权以及20％澳门电讯股份，并更名为泰富发展，荣智健出任董事局主席。
至此，荣智健的资本平台打造完成，但这一年已经58岁的他仍是中信集团的高级打工仔，每年不过收取数百万港元的年薪，并不拥有任何股权。接下来，荣智健就要以中信泰富作为核心，向这一目标迈进了。
真正的家族控制
与后辈荣智健不同的是，在茂福申企业集团中，仅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占有企业全部股本的70％以上，他们甚为重视保持高比例股权。如在1933年，申新四厂失火，同年恢复重建，厂方便通知各股东，要求“除前缴本外，照前缴之数再缴两倍”，另外还须“筹填新股，以弥前亏和解决以后营运款项等问题。”结果有24位股本额1万元以下的股东表示财力有限而愿意退股，终于由荣氏兄弟继续追加股本。通过此次扩股，荣氏兄弟在申新四厂所占的股本比例由1932年的52.6％攀升到1934年的94.1％.
到了1941年，荣德生的长女婿李国伟为培植自己在企业中的势力，主张申新四厂的几个高级职员（李国伟的中学同学）入股，但荣德生则以为吸收新股将损及老股东权益，表示坚决反对。后经人调解，重新调整申四新老股东股权，并保持了荣家股权占总股额的60％以上。到1944年底，荣家持有申新四厂62％的股份，其女婿亲家持有13.2％的股份。
在企业管理上，荣氏兄弟基本上也是大权独揽，并主要依靠家族成员或者同乡。在开始创办面粉厂和纺纱厂时，荣氏兄弟模仿的是当时西方盛行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在发展振兴纱厂过程中，荣氏兄弟感到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在企业经营方面掣肘甚多，此后另谋发展乃至成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时都不再选择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而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管理模式即无限公司形式。
在荣氏企业集团中，各厂总经理一职均由荣宗敬一人兼任，实行集权制。企业内无锡籍人士占集团职员人数60％以上，至于各厂的经理、副经理几乎全部由他们的亲属、好友、族人、乡亲等担任。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矣！”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荣氏兄弟的子女相继成人，也都被安排到各厂或各部门的领导岗位。
家族分拆
在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荣家已经颇有实力，生活无忧无虑，过的是名副其实的少爷生活。1937年夏，荣毅仁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即出任茂新二厂助理经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荣氏家族的所有企业都遭受重创，身体不好的荣宗敬移居香港，而荣德生则在汉口坐镇。
荣宗敬于1938年病逝后，荣氏家族内部也矛盾重重，离心倾向日渐增长，企业进入停滞发展阶段。在上海形势转好后，荣德生感到大房和二房早已各成系统，便有意淡出一直由大房主持的总公司管理，交由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出任。这即是典型的中国家族传承方式。
度过艰难的抗战后，荣氏家族企业希望进行内部改革，但由于意见不统一，最终分化成三大系统：大房以荣溥仁为代表，管辖申新一、六、七、九及福新的一、二、三、四、六、七、八各厂，沿用茂福申新总公司名称；二房以荣德生为代表，管辖申新二、三、五及茂新的一、二、三、四各厂和天元、合丰，称之为“总管理处系统”；再有以李国伟为代表，管辖汉口的申四、福五和战时内迁与新建的各厂，称之为“申四福五系统”。
之后，荣德生满怀热情创设并实践他的“大农业计划”和“天元计划”，专注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商业运输，应该说是较好的实业复兴计划。天元实业公司不吸收大房系投资，由二房系专营，实际是荣氏家族帝国的再造，但由于战乱频仍，计划未能实现。
随着内战开打，荣氏家族的一部分企业开始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转移资金和设备。比如李国伟委托英信昌洋行在九龙设立纱厂，荣德生五子荣研仁也抽走天元公司很大一部分资金去了泰国，二子荣尔仁移拆一部分设备到广州开厂。
1949年荣德生赶到上海，已经控制不了大局，大房系统负责人都走了，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次子荣辅仁去了香港，二房系统和申四福五系统也走了一些人。由于长子荣伟仁、三子荣伊仁和六子荣纪仁已经去世，荣德生此时可以依靠的就剩下四子荣毅仁。
资金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其实对于荣毅仁来说，究竟是去是留，也是很矛盾的选择，其妻儿已到了香港。最终，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在内地，荣毅仁将妻儿从香港接回。1952年7月荣德生去世后，从此荣毅仁便成为这一家族留在内地的代表人物。
老年创出辉煌国企
解放后，公私合营乃大势所趋，尽管荣毅仁先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对于其家族企业的命运已改弦更张，其商业才能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现。直到文革以后，荣毅仁已进入耳顺之年，才又面临创造实业的机遇。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出任中信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公司章程，中信初期注册资本是2亿元（1982年2月改为6亿元），由国家财政分期拨足。由于国家当时财政困难，第一次只拨了2000万元，加上荣毅仁个人的存款借给公司1000万元，真正可以运营的资金是3000万元（财政部在此后三年又分别拨给公司2000万元，至1984年共拨1亿元，以后再未拨给现金）。
从这种资本的结构来说，中信完全是国有企业，而荣毅仁以个人拥有的资金投入，只能算是借款，不能看做投资，因此荣毅仁在中信并不拥有股份。在中信挂牌之前，荣毅仁请来了原来在上海工商界的旧知好友：原上海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经叔平、原上海闸北水电厂总经理王兼士、原上海中国燃料工业公司总经理徐昭隆（后出任中信总经理）、原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的儿子吴志超等来襄助。但公司成立初期，业务发展没有预想中的好。
1980年，荣毅仁终于找到合适的机会。当时大型项目仪征化纤由于资金短缺准备停建，纺织工业部找到当年的老副部长荣毅仁救急，其直接反应便是：“资金不足为啥不能向国外借呢？”经过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他提出在日本发行债券，遭到很多人反对。但最终在1982年1月，中信首次发行了100亿日元私募债券，其中80％投入了仪征化纤。
1985年，仪征化纤建成投产，到1988年6月底，全公司已实现利税11.06亿元，短短几年就赚回一个大型化工综合企业。这一不俗表现一时被誉为“仪征模式”，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却说，“什么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法！”荣毅仁听到此言，也忍不住乐了。此后，中信步入快速发展期。
第四代超越太难
中信集团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目前拥有44家子公司（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它服务业领域。截至2004年底，中信集团的总资产为7014.11亿元（金融类资产占80％以上），当年净利润为17.82亿元。
在中信从1亿元发展到目前7000亿元规模的过程中，国有背景以及领政策风气之先，使得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荣毅仁个人也毫无疑问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尽管荣毅仁在中信集团并不拥有股份，但“荣老板”这一称呼还是叫开了，即便在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在中信内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作为荣氏家族承上启下的一代，荣毅仁在青年时期并未经过艰难的创业阶段，进入家族企业后，由于连年战争企业经营受到很大制约；而在战争结束后，又由于先后经历家族分化、公私合营，家族企业最终失去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荣毅仁在此过程中更多的是受惠于家族，而没能充分证明自我的商业才能；而其祖辈则从一介平民出身，凭借个人努力开创了家族大业。
命运总让人捉摸不定，荣毅仁在63岁上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不过打下的基业却是一家标准国企中信集团，与其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子荣智健则在进入中信系统10年后，成为旗下一家主要子公司的主要股东，总算又有了一点儿“父业子承”的味道。
如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在1993年就加入中信泰富，并在2000年进入董事会，并为国泰航空及其他有关中国基建及工业项目的公司董事；其女儿荣明方则于1995年加入中信泰富，现为科技发展部之董事，负责旗下科技项目的发展。相比荣智健当年只身闯荡香港，荣家第四代两兄妹起点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要想在父辈眩目的成就之上再图超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荣氏家族讲究门当户对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成为大资本家之前，其家境并不富裕，因此虽然逐渐发家的荣宗敬娶了三房太太，荣德生也娶了二房，但其姻亲皆属贫民之家。
而从其下一代开始，由于家境的完全转变，姻亲就明显出现了“门当户对”的格局，出身名门望族成为其后代择偶的标准。比如：
荣毅仁的大姐荣慕蕴的丈夫李国伟，乃是当时无锡商会会长华艺珊的侄子；
荣毅仁的妻子杨鉴清，为无锡名门杨干卿的二女儿；
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的丈夫魏道明，曾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
荣漱仁的丈夫杨通谊，为杨味云之子。杨味云乃清末官员，后成为大企业家；
荣智健的妻子任顺弥，为当年“汗衫大王”任士刚的孙女；
荣智健的妹妹荣智婉的丈夫马有恒，为政协副主席马万琪的儿子；
荣鸿仁的女儿荣智丰的丈夫成之德，为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子……
如今，中信泰富是首富荣智健绝对的事业重心，而中信泰富的国资背景也让其有了“红顶商人”之称谓。言下之意，其迅速的财富增值过程靠着政策机会。但事实上，早在加盟中信之前，荣智健就已经在香港、美国初试牛刀，其创业故事之精彩，丝毫不亚于在中信泰富的表现。
荣毅仁与夫人杨鉴清育有四女一子，出生于1942年1月的荣智健是其惟一的儿子，在兄妹五人中居中。尽管荣氏家族企业在解放后进行公私合营，但荣智健少年时代的幸福生活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他自己回忆称，“我觉得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革’。‘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已在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了5年的荣智健面临着人生选择。这时荣氏家族的荣尔仁、荣纲仁、唐熊源、王云程、吴昆生、吴中一、陆菊生等人，在香港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荣智健大伯父荣伟仁的儿子荣智谦、荣智鑫也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听说堂弟对科研不感兴趣，便来信相邀。1978年6月，36岁的荣智健怀揣单程通行证毅然南下香港。
荣氏三兄弟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联合投资办厂。荣智谦和荣智鑫此时已有不菲的积蓄，荣智健只能向父亲求援。由于荣氏企业1949年前在香港还留有一些资产，主要是当初开办纺织厂时的股份，如九龙纱厂、南洋纱厂，荣毅仁都占有一定股份，而30多年来一直没动用股息和分红，荣毅仁就让荣智健去接洽清算，数目还不小。
1978年，三兄弟各出资100万港元，各占1/3股份，开办了一家电子厂名为爱卡（英文名ELCAP）。最初，爱卡生产科技含量不高的电容器、电子手表和玩具等，在内地销售不错，但这类产品打不开香港市场，遂决定转向，转而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定位于外销和出口，产品开始远销美国。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荣智健像祖父荣德生当年一样提出暂不分红，但在股东会上没能通过。荣智健将自己所得利润用于追加投资，直至持股60％，并出任总经理。1982年，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爱卡，荣智健相应得到720万美元（约合5600多万港元）。
卖掉爱卡后，荣智健又回到北京。此时，荣毅仁带领中信开始涉足房地产，选定了建国门附近的一块地，准备建设国际大厦。看着已届老年的父亲仍充满创业热情，暂时闲下来的荣智健坐不住了，筹划着到美国再次创业。
荣智健到美国后，找到的第一人是表妹唐芙生——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儿，唐芙生在那时最火的王安电脑公司任副总裁。在她的介绍下，荣智健认识了在微软工作的林铭博士和米歇尔？弗尤尔，他们在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荣智健与他们很快成为好友。
一次在闲聊中，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谈起了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荣智健对此很感兴趣，并提议三人开办这样一个公司。随后，他们从微软挖了几个高级工程师，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最初投资200万美元，荣智健出资120万美元，占60％.三人的分工是：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由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负责，荣智健则去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1983年1月，荣智健重返香港。当初他离开香港，是为了避开电子业即将到来的低潮；而这次返回香港恰好遇到了电脑业发展的黄金季节，CADI产品的销售见好。CADI创建还不到1年，就引起了美国另一家电脑设计硬件厂商Mentor Gaphics的关注，其老板蒙特亲自前来拜访荣智健，言明有意入股，荣智健最终同意其购买28％股份。
在蒙特入股不到半年时，荣智健和林铭又找到他，提议将两家公司合并以挂牌上市，最后也达成协议。1984年，合并后的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涨，荣智健见好就收，适时抛出所持股票，套现所得4800万美元（约3.74亿港元），加上两年前售出爱卡获利的5000多万港元，其个人资产超过4亿港元。在短短6年间，荣智健将初始投资100万港元变为4亿港元，增值400余倍。
在两次成功创业并卖掉企业后，荣智健看准时机，转向了香港低靡的房地产市场。经过2年单枪匹马的“炒楼”生涯，他最终加入了父亲一手创立的国企中信。
老当益壮的荣鸿庆
在荣毅仁去世后，荣氏家族第二代中，仍活跃在商界的只剩下荣鸿庆一人，即荣宗敬的小儿子荣纲仁（字鸿庆）。
现年82岁的荣鸿庆担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称“上商银”）董事长，上商银1915年创立于上海，是由知名银行家陈光甫发起的纯民营银行。1927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申新纺织总公司名义，向中国银行、上商银等多处金融机构投资，其中投资于上商银20万元，以后增至45万元，成为大股东之一。荣宗敬还担任了两家银行的董事。
1965年，上商银在台湾复业，荣鸿庆先后出任上海商银董事、常务董事、副董事长，1983年担任董事长一职。近年来，荣鸿庆经常来往于两岸三地，目的之一便是进军大陆金融市场，一旦政策许可，上商银有望成为最先在大陆开分行的台资银行之一。
而在从事银行业同时，荣鸿庆也没忘记荣家的祖业——纺织业。早在解放之前荣氏资产外迁时，荣鸿庆便在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将事业重心转向台湾后，南洋纱厂则交给了儿子荣智权打理。1990年，荣鸿庆和姐姐荣卓如一起到上海，决定将南洋沙厂移机至沪搞合资经营，与当时的上棉22厂合资开设申南纺织厂，这家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工厂是目前上海纺织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
如今，荣鸿庆的儿子荣智权和孙子荣康信都是上商银的董事，但荣智权事业重心主要放在香港南洋集团，而主修亚洲历史及政治经济的荣康信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从事资讯科技行业，2002年因爷爷的一句话“你来看看银行买的资讯设备对不对”，即加入上商银，便从2004年开始担任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大有接班之势。但荣鸿庆否定了外界的猜测，特别强调：“银行不是家族事业，谁做好谁出头。”
各自精彩的姐弟俩
而在荣氏家族的第三代中，除了最为耀眼的荣智健外，早年与其一道创立爱卡的荣智鑫也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
荣智鑫现年70岁，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可惜英年早逝（1939年去世）。荣智鑫在家排行老六，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15岁那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荣智鑫在美国的一家电话公司做普通工程师。
3年后，他决定回香港“碰碰运气”，用筹来的50万港元跟几个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专门代理美国牌子的香烟。经过10年苦心经营，这家公司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1亿多港元。这时，后来同样“卖掉自己创业企业”的荣智健还在四川凉山继续他长达6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电脑业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契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荣文科技。而在1978年与荣智健一道投资爱卡，更像是对刚开始创业的堂兄弟的一次友情支持。荣文科技于1982年7月在香港上市，荣智鑫出任董事会主席。
在18年之后（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中，荣文科技掀起一阵浪花并最终易手。当年3月，时任方正控股总裁的张旋龙和刚从惠普空降到方正不久的李汉生找到荣智鑫，想借荣文科技的壳把方正的国内互联网业务打包上市，同时拉来的还包括雅虎、新意网（HK 8008）等策略股东。荣智鑫即同意让出壳资源，方正控股、雅虎和新意网共同入主荣文科技，分别持股38.45％、11.36％和7.37％，荣智鑫持股下降到10.68％.
随后，荣智鑫旗下私人公司买回上市公司中的原有业务，荣文科技更名为“方正数码”。但方正控股和雅虎的合作并未能继续深入，方正数码向互联网的转型一直未能成功，如今则被注入了方正旗下的IT分销业务。荣智鑫则一直担任方正数码的非执行董事兼荣誉主席至今，其长子荣文渊曾出任方正数码执行董事（2004年末辞任），次子荣文灏也曾任高管。
而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总裁。据说在1979年中信创立时，荣智美特地向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定制了一辆豪华面包车，作为礼物送给四叔荣毅仁。这辆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当时北京城里绝无仅有，很出风头。
在我国，素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此言意即第一代人凭艰苦创业而成功，第二代人还可凭上一代人的经验和威望守业，从第三代人起开始衰败，甚至崩溃。
这并不完全是感性的经验之谈。有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还不足总量的13％.在今年初，JP摩根投资银行通过研究分析20年来《福布斯》全球400首富排行榜，发现平均只有20％的富豪能在榜上20年屹立不倒，其余80％都被“淘汰出局”。
而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情况可能更糟，大约只有5％左右的企业能够“熬”到三代。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是，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由家族所有并经营的企业在世界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65％～80％之多，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以上都是家族经营企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家族企业的比重更高；而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民间经济的迅速发展，家族企业的比重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大。
由此，如何能够保证家族企业持续繁荣，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开始面临接班时，一个看似遥远的“富过三代”的问题就近在眼前。
综观世界成功的家族企业，基本上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支撑，这是企业的精神核心。有些家族企业很难延续长久，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使命感，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只赚了些钱就满足了，结果停滞不前。
而在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传子不传贤的权力交接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尤其容易导致家族内部在权威真空期对权威争夺而带来的倾轧，众兄弟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对家族企业集团离心倾向。
比如2003年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突然遇害，且未留下遗嘱，一时间谣言满天，最后企业的继承由地方政府协助其家族完成，在其父亲李春元的主持下，以其子李兆会出任董事长来化解家族内部的信任危机，这种传统继承方式也让其5个兄弟不再有话说。但这种继承方式对企业究竟是不是较优选择，仍值得商榷。
传子不传贤的弊端还表现在：第一，企业的非家族员工无法深入参与决策的核心，因此对企业缺乏向心力；第二，由于决策者都是血缘相近的家族成员，其经历、经验与成长比较类似，近亲繁殖的结果使其决策品质相对低下；第三，不利于企业内部实行现代科层组织制的一些原则。
但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至少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方太董事长茅理翔目前正在逐渐向儿子交班，他认为：“要走过三代，首先就是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没有合格的接班人就是企业最大的损失；其次，强化董事会对经理人班子的考核制度与执行，从而建立一个富有执行力的团队与一个维护家族利益的董事会，形成双赢局面；强化父亲董事长、儿子总经理的职务模式，并代代延续，严格执行总经理班子中，除总经理外不得有任何家族成员参与的制度，避免形成团队离心与抢班夺权的问题。”
当然，他也承认有可能出现家族某一代接班人太滥的情况，但这个时候其选择是看儿女有没有能力接班，只有在子女都不行的情况下，才考虑采用经理人全权经营的思路，而且要保证家族所有权，强化董事会的职能。
由于中国100多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客观因素决定了财富只是近些年来谈论的话题，真正能够像荣氏家族一样富过三代的家族少之又少。李锦记大概算是其中一个。李锦裳在1888年创立李锦记，这比荣氏父子三人创立广生钱庄还要早8年，如今也已经传到了第四代，企业仍在健康发展。
目前，李锦记的第四代有兄弟四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老大李惠民担任公司主席，老二李惠雄主管财务及房地产，老三李惠中主管生产、物流和中国市场，老四李惠森则主管发展传统中药以及保健营养品。
李惠森认为，在家族企业中，角色扮演至关重要。比如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是家族成员、股东、董事、管理者四重角色。一般来说，家族成员都会是企业的股东，但不一定是董事、管理者，只有具备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才可能成为董事或管理者。如果角色不清晰，就会出现任意干预经营管理，或者内部争权夺利，导致混乱，家族事业最终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