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侠世界丹书上篇 《美元复兴十年?or中国痛苦十年?》 上篇 中国透支篇 第一章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债务隐患中,幸好中国抓住了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工厂向中国转移的机遇,直到2005年四大行上市才最终摆脱了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目前已呈现出诸多与1998年相近的特征(见图1-1):刚经历完一轮大规模投资建设高峰,严重产能过剩(且较之目前更严重),工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同时面临外需收紧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显著升值。当时,靠改革化解经济困境、债务危局,也被广泛认为是解决问题和促进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

  图1-11998年中国经济债务困境前夕,亦经历大规模的信贷和投资增长

资料来源:中华元智库。

  与海外比较而言,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从存量和流量而言,均呈现出与债务危机国“危机爆发前夜”相似的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就存量而言,如图1-2所示,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超过GDP的2倍以上,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很难持续的——这一比例已接近OECD均值,逼近若干发生经济、金融或债务危机的国家或地区——如1997年的中国台湾、2011年的西班牙、1989年的日本和2007年的美国。需要注意的是,成熟的经济体可以将其非金融部门债务维持在 GDP 的 2倍以上,因为其家庭财富水平较高。在中国现在人均GDP仅为 6 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维持这样的债务水平,包括在 1997年陷入债务危机的东亚经济体。

  图1-2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GDP与若干债务危机国危机爆发前相近

资料来源:IMF;中华元智库。

  第二,就流量变动而言,2007~2012年中国债务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同期名义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较危机前大幅提升了30%。通常,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5-30”规律——5年内,信贷/GDP增量上升了30%以上,1985~1990年的日本、1995~1999年和2003~2007年的美国,莫不如是。对于这一比例增幅超过60%的中国而言,这一现象不可不察。

  

水涨船未高——高信贷扩张却未能带来经济增速的相应提升

  中国信贷增速的快速上升,并未带来相应经济增速的快速提升,GDP增速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连续11个季度下滑,而相应地在企业层面,随着未来经济增长中枢进一步下滑,企业盈利维持低位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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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规模远超想象

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规模有多大

  关于中国政府债务,有诸多测算方式。衡量政府债务状况,按欧美国家最普遍采用的指标——国债与GDP之比,中国仅为15.3%,远小于60%的国际警戒线,远小于欧美尤其是债务危机国。但我们认为,考虑中国政府信用的特殊情况,重新定义统计标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我们目前以市场上最普遍的算法为基准,结合社科院李杨、华泰刘煜辉等人估算,政府债务额总计为约37.9万亿元,约占GDP的74%(已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几乎较2008年年底19万亿元翻番),包括国债7.8万亿元、铁道部债务2.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15.3万亿元、政策性银行债7.59万亿元、中投和汇金债务1.23万亿元、高校债务0.6万亿元、再贷款清理金融机构坏账1.92万亿元、四大资产管理公司0.82万亿元(见表1-1)。

  

表1-12012年年底中国政府债务

 

  若按照更广义的口径,将隐性债务算在内,最大的是养老金缺口, 2012年年底预计为4.5万亿元,加之上述测算债务,政府债务总计将达到42.4万亿元,占GDP之比达83%,规模远超出想象。从维度一可知,金融危机后,尽管政府资产负债表并未如企业部门恶化,但潜在负债规模的迅速上升,远不如传统统计口径如此乐观。

  

金融以“准财政职能”补财政窟窿

  上述债务是中国政府的全部债务吗?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特殊的金融以“准财政职能”补财政的历史背景,即用金融的空间弥补财政当年需要支出的空间或时间,这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延伸。其具体路径如下:

  

  (1)政府债务货币化。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财政部必须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前,很长时期财政赤字除一部分依靠发行国债填补外,大部分是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即用发行货币的方式解决。

  

  (2)先通过银行发放信贷,等形成坏账时再由财政进行直接救助。在改革开放之初,银行体系就开始承担具有明显财政支出功能的信贷。大体可分为两波:第一波是1979至1989年的“拨改贷”政策,所谓“拨改贷”即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贷款,名义上是贷款,但本质还是财政资金;第二波则是之后的国有企业贷款等,最终呈现为1999年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并由国家一次性行政剥离1.4万亿元。之后第三波继续形成的不良资产,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四大行累计剥离了超过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银行体系1999年和2003年之后累计剥离的不良资产,最终是由财政,以及由央行以再贷款或者票据置换承担。包括央行通过汇金对银行的注资,由于最后都结汇,实质还是央行以货币发行注资。总体上,这两轮银行改革所花费的成本高达3.6万亿元,这均是“金融补财政”的路子。

  

  (3)银行补财政,不仅形成不良资产最后由财政救助的部分属于“银行补财政”,银行违背市场规律按行政类要求发放的贷款,也属于“银行补财政”。这一点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之后,在2008年危机后的财政信贷大扩张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地方债务风险持续上升

  因国家政府信用的支撑和中国财政收支整体稳健的背景,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而地方债则令人忧虑。

  

  根据审计署的调研报告,2010 年,总的债务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债务占 84%,这部分违约的风险不是很大;省级和市级的地方政府债占73%,更多是系统性风险,政府具有出面救助的动力;县级债务占总债务的27%,大概 2.89 万亿元,其中政府没有偿还或者担保责任的占 10%,大概2 800多亿元,分散在 2 700 多个县级政府下,这部分债务比较分散,单个融资平台的规模小,县级财政能力不足,政府因影响有限而救助的动力不足。

  

  按照里昂证券2013年5月的一份报告估算,在2008~2012年,中国债务规模/GDP从148%暴涨至205%,“中国债务水平现在达到了历史高点”,新增债务占GDP的110%,其中大部分来自影子银行,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是靠债务来支撑的。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中国沉溺在债务扩张中不能自拔,这从2013年第一季度高达58%的信用增长中可见一斑。不断上涨的债务意味着目前的增速是不可持续的。虽然目前的债务水平可控,但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债务水平需持续扩张,也意味着风险会不断提高。削减债务和投资可能导致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这一幕很有可能在2014~2015年上演。

报告显示,如果以7%的GDP增速为目标,2015年中国债务规模/GDP将达到245%。同时,据估算,2012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总规模(政府、企业和个人)为107万亿元,即GDP的205%。上述估算剔除了短期养老金的负债,与惠誉在4月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由AA-降至A+时198%的预测基本一致。作为衡量信用水平的指标,社会融资总额占GDP比值自2008年以来持续提高,尽管GDP增速降低,但占比依然从22%上升到30%。

  在上述高达107万亿元的总债务中,最令人担心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负债。“没人知道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到底有多大。我们估计大概是18万亿元,约占GDP的35%。”地方债务占财政收入比例是130%,但剔除卖地部分收入所得之后,这个比例就将骤然上升至250%以上。

  

  这已经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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