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
“企业倒闭潮”真相
要走也是一百家一起走
“2007年底,虎门一个镇就走了200家企业。今年比去年更严重!”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
2008年一季度,虎门镇企业倒闭现象比2007年底有过之而无不及,虎门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镇村两级一季度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2000多万元。
“不走的厂子也成了空壳,平常一千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可以说,加工业正在离开虎门。”李世贤对此无比忧心。东莞市虎门镇以服装产业而知名于天下,有外资企业1400多家。
倒闭的骨牌效应
走在东莞凤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工厂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企业倒闭的阴影笼罩着东莞。
实际上,2008年以来,工厂的倒闭和迁移几呈加速趋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珠三角20%的受访港商计划关闭工厂或放弃生产业务,据此可推算出珠三角有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将会倒闭。
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未来三年内广东地区或许将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型企业面临关闭的命运。
东莞更多的企业都在紧锣密鼓地考察调研,准备着下一步的打算。内地、越南、马来……都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人无国界,加工制造业的特征就是“水往低处流”。
“搬家很麻烦,但没有饭吃,就只能走了。”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考察了不少地方,但还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满意。邻近的越南只有8600多万人口,开发几年之后就会饱和。内陆省份的人口结构也令人担忧,再加上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少地方连国际机场都没有”,这让内地不少地方的招商成功率难站高位。
据台商蔡炎龙介绍,目前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等地,都在离东莞车程五六小时之内,这是台商考察后的迁移首选地区。目前已有部分厂家搬迁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加工。
打算归打算,但没有谁愿意走。台商子弟学校关于“对珠三角投资环境的改变,到底留还是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的台商表示准备撤离;20%的台商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剩下75%的台商表示受到影响,但正努力克服,不会轻易离开。
台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行情股吧),它们在东莞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一家企业想要撤离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要走我们也是一百家一起走。”叶久十透露说这是台商协会给他们的撤离意见。
但走或者留,不是一个人说说就能算的。要留就要看你有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谁能掌握定价权
每年7月份,珠三角不少鞋企都会去参加美国加斯维加斯州鞋展会,并接受订单。
“我们今年的报价会高一些,需要考虑到成本上涨和汇率的因素。”国信鞋业的一名主管对记者说,这是珠三角企业共同的希望。
但希望总是不太容易实现,提价面临着失去客户的危险。早在2008年初,东莞凤岗镇联泰控股有限公司就因客人不同意涨价而不得不放弃部分客户资源。
“美欧等海外采购商并不接受成本上涨以后的新报价。”东莞当地业内人士称,目前,美欧进口商在价格上非常敏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采购从紧策略。
无法提价致使企业只能压减自身的利润空间,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整个制鞋业的平均纯利润水平不过3%～8%。不能提价的前提下,再接订单便意味着亏损。
在争取提价的过程中,珠三角的企业正在面临一张越来越紧的网。“国际环境的不景气,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被称为勒住珠三角企业咽喉的四条经济绳索。
美国是东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东莞有17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国,130亿美元商品通过香港转销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来越糟糕,全球经济减缓,这对主要以出口欧美为主的珠三角企业来说,难免会严重缺氧。订单减少是最近东莞出口企业遇到的普遍难题。
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会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亏本。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陡涨之势。
“从根本上说,东莞出口外销型企业遇到的最核心问题是需求下降与竞争加剧的矛盾,即全球需求量大幅下滑,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经济衰退;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制造业飞速发展,与‘东莞制造’形成竞争,而‘东莞制造’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竞争优势削弱。”曾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如此分析“东莞制造”腹背受敌的处境。
“劳动司法黄牛”
职高毕业的余红斌1996年来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家具港资企业打工,目前月薪2000元。但他认为,这样的薪资待遇低了,以他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拿到3000元每月。而余红斌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每个周末都会去一些招聘会碰碰运气。
相对来讲,招工企业早已全然放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身段。东莞大部分企业的普通工人,月薪已提到每月1500元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降低工人的流动性。
提高薪资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工的意识形态变了,他们的劳动议价能力增强了,但很不规范,动不动就把工厂围起来。”一位企业主无可奈何地说，“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一个适应期,企业需要,工人也需要!”
“现在有几个工人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现在跟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续签合同,每个人都要补偿金!而早些年没有规定的加班费,现在工人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他说。
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影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争论。
“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之初,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道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在监管缺位的大环境下,珠三角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存在充斥着霸王条款的“厂规”或者“员工守则”。而在厂方与员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中,都会把“厂规”或者“员工守则”包含在内,定义为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如此《劳动合同法》很难发挥出预期的效力。
劳工和企业没有充裕的时间学习相关法律,大部分民工对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无了解。可以说,它对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构不成压力。
至于少量为国外名牌做加工的大型企业,往往都要接受委托方严格的人权、工业安全、道德贸易等审核。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民工,所享有的待遇是某种程度上已达到甚至超越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分析说，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大于劳动者。
相关法律的初衷良好,而实施细则是在法律实施接近半年之后出台。一个现象在东莞出现了——“劳动司法黄牛”。
刚刚倒闭的一家东莞港资玩具企业可能正是一个典型案例——有广东玩具业人士透露,近期,一些律师南下东莞联络工人,表示愿意为其追讨企业主去年并未按规范缴纳的各类保障以及加班费。工厂和工人的僵持持续一阵后,该港商拿出200万元作为赔偿,随即工厂也宣布关闭。
谁是被腾出笼的鸟
东莞市外经贸局的统计说,2007年东莞全市关停外资企业有909家。可在东莞,你难找到一位厂子已倒闭的中小企业主。
这些企业的老板大多都是从作坊式工厂起家的,他们曾经充满活力地经营在东莞这块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是,如今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在东莞已难寻踪迹。对于这些被称为没有“根”的企业来说,倒闭也就意味着从此蒸发。
然而,这一结果兴许正是政府预见到的。
“每天倒十家都不用太怕!”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罗自强说,“这样可以腾出土地,引进人少、效益好、高科技、环保的企业。”
近年来,东莞成为广东产业转型的试点,而广东在产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上执行力度比较大。在2月29日宣布倒闭的东莞福安印染厂身上,业内人士看到了调控的影子。该厂是香港上市企业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福安印染遇到了“环保风暴”——环保部门发现了工厂私自埋设的排污管线,每年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近1000万吨,而该厂上报的排污量仅有600万吨。
此事让东莞方面颜面尽失。一位广东纺织业人士称:“出事后,福田集团也深知其在广东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便陆续将子公司迁出广东,转在内地开设工厂。”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反映在政策层面上,就是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2月17至21日,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跟随省委书记汪洋到沪苏浙三省市学习考察。“大开眼界,深受震动”,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回到广东后,她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第六条涉及到产业转移——“坚定不移地推动珠三角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转移,同时着力强化产业集群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淘汰落后,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基础产业。”
但业内人士也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陶冬说,决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讲产业升级换代,实际上低效产业淘汰容易,把新的产业引进来很难。相比于以往的洼地产业,新产业需要的要素和政策平台以及上下游通道更苛刻,产业链的打造更复杂。在各地一片升级换代的呼声中,升级换代的门槛本身也被提升了。
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说,东莞千万需要注意别让自己的能量随着人气跑掉。
“东莞社会”的象征意义
这座在中国乡村知名度最高的城市,20多年来一直为无数的农村青年提供着看似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东莞塘厦镇东兴大道的两旁,一条街上都是振兴围村的出租楼房。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莞式村庄,村民们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六七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来东莞谋生的人群。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张贴着“对外出租”的告示。
湖南人曾远忠(化名)是这一带的二手房东,他手里有38套单间,这让他每个月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不过最近,曾远忠郁闷不已,往年天天有人打问房子的情景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这两个月以来,曾远忠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单间,只见搬出的,不见入住的,剩余的4套单间已经鲜有人问津了。
“人见少了!”虽然远离工业区,但曾远忠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