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是要警惕优秀传统文化的幌子。不少靠主张国粹混迹于名利场中的无良文人，虽然张口就是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他们所讲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吗？四书五经中99%以内的内容够得上优秀吗？他们挂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羊头，贩卖传统农耕文化糟粕的狗肉，欺世盗名，误国误民。他们所讲的传统文化与其说优秀，倒不如说对他们有用，凡他们认为有用的，都是优秀的，优秀成了他们的牌坊。因此，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农耕社会本质，我觉得讲中国传统文化应主要着眼于“弃”，把“弃”摆在首位，而不是“扬”，尤其是在现阶段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糟粕的谬种还未得到有效清除的情况下。要有直面四书五经在中国代代虽然相传了几千年，但没有带来市场经济，没有带来现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勇气。“扬”固然可以讲，但讲之前一定要弄清什么是“扬”的标准，什么该“扬”，什么不该“扬”？切切不可弄反了，把不该“扬”的“扬”起来，把该“扬”的丢在一旁不管，误人企业，害老板不浅。
可笑之处三：中国古代有悖于科层组织，有悖于管理科学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居然优越于孕育了科层组织和管理科学的西方管理哲学，实才是自欺欺人，实才是变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的科学好，但我们的哲学比他们高，哲学在先，科学在后”；“西方的管理科学行，但我们的管理哲学、管理思想比他们胜，管理哲学、管理思想在上，管理科学在下”；“西方的今天富，但我们的祖宗比他们强，祖宗在先，儿孙在后，儿孙再怎么强，也还是儿孙胜过祖宗呀”！类似的谬论其实早就见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当时流行的说词是我们的物质文明虽然落后于西方，但精神文明却走在了他们的前头！
看看胡适先生是如何反驳那些遗老遗少的，他说：“一九二六年七月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路过哈尔滨。这城是俄国的租借地，从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镇市，但是现今就成为‘中国北部之上海’了。离哈尔滨租界不远，另有一个中国的城市，这城市从前是一个村庄。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许通行。现在租界已收回中国，不过一切行政仍照俄国旧的办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电车汽车；如有人力车进入租界，就必须退出，而且不给车费。
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一个美国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车去上工，星期日带着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可以不花钱用无线电机听极好的音乐，可以送他的儿女到学校去读书，那学校里有最好的图书馆试验室等。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们真正感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是这样痛苦，这样有害于他们的身体，我们才会尊敬哈格理佛士、卡特赖特、瓦特、福尔敦、斯蒂芬、福特等。他们创造机器，使人类脱离痛苦，如现今东方民族所忍受的。
这种物质文明——机械的进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机械的进步是利用智力创造机器，增加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脚的劳苦而求生活。这样，我们才有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经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义。’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圾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
那么，恐怕有人对于这种物质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讨论东方的各种宗教，它们最高的圣神也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而已。不过我要问问：‘譬如一个老年的叫化婆子，贫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时候口里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到佛爷的西天那里去的。用一种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他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
物质文明兼有物体与思想两意义，因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现。西方的汽车文明固然是物质文明，而东方的独轮车文明就不能说不是物质文明。现今大都将唯物文明这名词加在现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想这名词加在落后的东方文明上还较为恰当。唯物文明的意思，是为物质所限，不能胜过物质；如东方不能利用智力，战胜物质环境，改进人群的生活。东方的圣贤，劝人知足，听天由命，昏天黑地的敬拜菩萨；这种催眠式的哲学，比较他们自己所住的房子，所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还要偏于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种文化能够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脱离迷信蒙眛，改进一切社会政治制度，以为人类最多数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文化将来还要继续增长进步，不过它的进步，不会转向东方精神文明的途径，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径，继续进行。（引用完毕）”
可笑之处四：曾先生既然奉中国式管理为合理化管理，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征为“务实”、“中庸”、“不执着”，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色为“安人”，那么按照我们对某某式、某某特征、某某特色的一般理解，这是否意味着美式、欧式管理即是不合理，不“务实”，不“中庸”（注意是“中庸”的“曾仕强式”解释），不“不执着”，不“安人”呢？如此的推断，就是饱经风霜的曾先生也要感到害羞。不合理的美式、欧式管理催生了众多的世界五百强、百年长寿企业，而合理的中国式管理却乏善可陈，岂不是咄咄怪事？内地企业可能是因为参预市场竞争的资历短，无数沐浴着中国式管理的阳光雨露，资历深厚的港澳台企业、海外华人企业却又为何？只有曾先生晓得！
其实，中国式管理的实质不在合不合理，而在合的是什么样的理。拿人性为参照，如果合的是无分男女老幼，无分东西南北，无分中美日欧，为一切人所共有的人情人性，则中国式管理等同于美式、欧式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哲学，中国式管理的说法纯属多此一举。如果合的是囿于我们所讲中学主流价值理念的熏陶而后天形成的习惯，则中国式管理不过是些许传统农耕社会的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的代名词。
我们以曾先生的“不执着”为例。将“不执着”放在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上，美式管理只会比中式强，不会比中式弱。美式比中式强既体现在结果上，也表现于过程中。美式的“不执着”不是说想变就变，而是按既定规则的变，不像中式的“不执着”，常常按最高领导人主观意志去变，随心所欲地变。
将“不执着”放在对诚信、对制度的守卫上，“不执着”当然是中式的特征。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规范、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不可能因为这种根在传统农耕社会的“不执着”特征，而给拥有它的中国企业增加半分。让这种“不执着”远离中国，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1596年到1598年，一个有名的人叫巴伦支，他是荷兰的一个船长，他试图找到从北面到达亚洲的路线。他经过了三文雅，现在一个俄罗斯的岛屿，但是他们被冰封的海面困住了。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巴伦支船长和17名荷兰水手在这里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以便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保持体温；他们靠打猎来取得勉强维持生存的衣服和食物。
在这样恶劣的险境中，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冬去春来，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望信念，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这样的做法也给荷兰商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赢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详见《大国崛起》的解说词）”
这一有违中式“不执着”特征的故事，大概要让曾先生不可思议了。我们再看曾先生津津乐道的一个中国式管理的妙招：某老板看到清洁工打破一块玻璃，赶紧走过去摆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又是嘘寒，又是问暧。原以为要挨上一顿臭骂的清洁工一时竟感动得不知所措，连忙说没关系、谢谢！问候完毕的老板紧接着来到不远处的行政经理身边，耳语一句“叫他赔”。心领神会的行政经理自然不敢怠慢，迅速走过去对着清洁工大呼小叫起来：“哇！原来你跟老板关系这么好呀，老实说，今天要是换了别人，老板早就要对你进行双倍处罚了，明天赶紧买块玻璃补上吧。”
清洁工不听则已，一听简直要热泪盈眶了，马上小心翼翼地敲开老板办公室的门，诚惶诚恐地说了一大堆感恩戴德的好话，并保证在今天下班前买块玻璃补上。老板于是也顺水推舟：“是啊，你们经理说得不错，以往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对当事人处以双倍的罚款，今天刚好是你，我平时看见你工作很负责任，怎能忍心那样做，今后可要多加小心哟！”。
老板既达到了让清洁工赔玻璃的目的，又在清洁工的情感上大大地赚了一把，果然是中国式管理的妙招！不过，这种愚弄员工的妙招能否经得起时间、经得起全员的检验，还得打上一个长长的问号。还是老话说得好，你可以欺骗部分员工于一时，你不能欺骗全体员工于长久。其实，这种自作聪明的中国式管理妙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就见之于历史上的很多“明君”，唐太宗用过，康熙也有过，但最终都没有给唐朝、清朝赢得一个可以传之后世、传之久远的政治秩序，贞观之治也好、康乾盛世也好都还离不开个性化的明君。
可笑之处五：错将习惯当人性。习惯是后天养成，与一个人所处的文化体系、教育背景、家庭环境息息相关；人性是先天形成，为古今中外一切人（精神病人除外）所共有的特性。为什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一些格言至今仍被世人信奉，因为他们道出了共有的人情人性；为什么曹雪琴与莎士比亚的经典名著几百年来一直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因为他们符合了共有的人情人性。共有的人情人性是不变的（相对静止的），而习惯却是可以随着文化体系、教育背景、家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比如二十年前朋友之间吃饭按AA制付款就令人难以接受，二十年后少男少女之间吃饭按AA买单则习以为常。习惯不等于共有的人情人性，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正是这个道理（世人先天的人性都差不多，后天的学习却使不同人的习惯大相径庭）。
曾先生之错不在管理要合于人情人性，而在于将顺应中国人后天养成的习惯当作顺应中国人先天的人性，错在将中国人由于受数千年农耕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浸染而养成的习惯，当成了中国式管理在通向合理化彼岸的切入点。这既是曾先生中国式管理的致命缺陷所在，也是我们和曾先生的根本分歧。曾先生把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看作中国式管理行得通的途径而大加鼓吹。我则恰恰相反，把它们视为中国企业的病根子而大加挞伐（详见于我的《中国企业病根子》和《老调新谈》二本专著）。
曾先生因为看到传统农耕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在当今中国，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无法逾越的客观存在，所以就主张管理要合于它，顺应由于它而养成的中式习惯，结果被这种客观存在，被这种习惯所驯化、所淹没。我也尊重这样一种客观存在，但我的尊重不等于推崇。我在尊重的同时会清醒地看到这些落后的价值理念无疑是反市场、反竞争、反科学、反民主、反人性、反创新的糟粕，无疑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我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听从曾先生一般的大加鼓吹，不只陷中国经理人于无力应对企业中越来越多的“80后”、You时代员工的尴尬，“80后”、You时代员工明显有别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自我、自主、自尊、自信，和曾先生老掉牙的主张渐行渐远，以曾先生之治，断难治“80后”、You时代员工之身；而且会从此断绝了中国企业力争上游的希望。胸中堆满了这些已经被中国社会几千年、海外华人几百年反复证明是无用的糟粕，视落后为先进，拿腐朽当神奇，不以为错，反以为对，怎么可能再装进一点点我们所讲的西学？怎么可能再向前迈出半步？
听从我基于尊重的大加挞伐则不然，一方面大加挞伐使我们心明眼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首脑之术、首脑之法、首脑之道才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孜孜以求。应当以主动的文化改造鸣锣开道，由文化改造到中国人的习惯改造，由习惯改造到中国企业的管理进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另一方面尊重又会使我们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操之过急，不过火、过快于文化改造；尤其是在文化改造还未见成效的情况下，不能一下子运用拿来主义的手法，一步到位，全盘引进发源于欧美社会的现代企业管理，即使在管理科学的层面也不例外；文化改造必须与管理进化协调一致，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温馨提示：现阶段，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广义的西学固然不错，但应当明白，扬弃是取舍时的扬弃，不是学习时的扬弃。学习时必须全盘，只有全盘地学，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广义的西学，也只有全面、完整地理解了广义的西学，取舍时的扬弃才可能中肯而准确，这一点特别容易引起国人的误解）。
中国式管理的可笑之处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相信我的条分缕析已经能让明智的读者诸君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来。话说至此，我也得承认，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大陆企业界惊起“哇”声一片的“中国式管理”虽然可笑，但不是一无是处，它的谬种流传至少包含了三个原因：
一是曾先生不但入木三分于中国人情世故的洞察，而且表述起来绘声绘色，当然老年人的啰嗦与重复之处也在所难免。公允地讲，曾先生的中国式管理除了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外，其对海峡两岸企业实际的熟稔，的确值得每一个矢志于中国企业管理的人士去学习。曾先生如果不是被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的些许识人、育人、用人、驭人心得和政治治理体会所驯化，而是率先指出其不足，再大声地呼求改造，改造中国企业文化，改造中国的人情世故，适乎全球化之潮流，顺乎全球化之需要，那将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功德无量的。
二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尊诉求。我们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如今却不能不屈居人后，不能延续老祖宗的荣光，所以从人之常情上讲就需要一定的精神慰藉来恢复内心的平衡，来增加自己继续前行的勇气。如此，凡是能满足中国企业狭隘民族自尊的，凡是能让中国企业感到有脸面的振臂一呼，总能在两岸三地引起应者云集。而在“管理”前面套上“中国式”的笼头正是这样一剂催中国企业于昏睡的麻药。
三是中国社会旧习惯的力量、死人的力量大得怕人，客观上给类似于“中国式管理”的谬种滋生提供了温床。有形的传统农耕文化糟粕如小脚、辫子、太监、皇帝经过一次革命便可以荡涤干净，但无形的主流价值理念却不是一次、二次革命所能消灭得了的
人们知道后发国家和企业不但有后发优势，而且有后发劣势，但是否进一步知道后发优势主要在硬件，而后发劣势主要在软件、在价值理念的落后呢？后发国家和企业虽然在硬件的建设上无需像先发国家那样一步步由机械化、到电气化、到自动化、到信息化，可以一步跨入到信息化，但在软件、在先进文化理念的追赶上，却要比先发国家承受更高的落差，却不能像先发国家一般深入内里，念念不忘。
因而，我一向认为，文化改造、习惯改造从来是，而且必然是每个后发国家面临的最大、最持久、最隐蔽障碍！
摘自赵伯平《第一变革》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