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5岁跳级成为大学生，21岁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邓小平的翻译，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副总裁，中金公司投行部总经理，中海油高级副总裁，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第二任中国事务顾问……
“我很热心建言献策，十多年如一日，一直就重大问题提出建议。这是我的一大兴趣。”深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50层高的北京京城俱乐部，睿智、儒雅、谦和、谈锋甚健的高志凯博士娓娓道来地对记者讲述起他的传奇人生。
高志凯博士并不回避自己的聪明，15岁作为高一学生的他就跳级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年龄最小的“77级”；21岁研究生毕业于北京知名学府——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工作，随后担任邓小平等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然而，这只是高志凯博士传奇人生的开端。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当时年纪很小，21岁从北外研究生毕业后，我就进入外交部工作，一直工作到1988年。”高志凯博士说，在外交部工作的这5年，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接触时代伟人，亲历了很多国家大事，这在高志凯博士心中积淀了一层厚厚的印痕。虽时间流逝，这层印痕不是轻了，而是越来越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志凯博士多次陪同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包括尼克松、老布什、蒙代尔、基辛格等历史风云人物，曾陪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等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
在高志凯博士看来，邓小平是个极具魅力的政治家，在涉外活动中，他的言谈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因为他用先知般的洞察力，看准了整个民族的前进方向，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领导整个民族不断向前进。30年过去了，他所说的都做到了，他预言的都实现了，整个民族受益于他，整个世界对他素然起敬。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美国人都在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小平同志30年前就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他强调不要扣帽子，不要空喊口号，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真知灼见，今天看来格外珍贵，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巨大财富。”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平同志具有如此高的前瞻性，一条路看得那么准，当全世界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他能够认准一个方向，带领整个民族杀出一条血路，而且不管遇到什么阻力，甚至遇到一些巨大灾难的时候，他都能够把好舵，领导整个民族往前走。当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的时候，他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整个民族都是受益者。”“后来我有一个感悟，小平同志就是先知。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称呼他。”高志凯说。
美国金融风波以来，一些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体制，国外还有一些人不再说中国是社会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对于这个现象，高志凯说，“小平同志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他提出不扣帽子，不空喊口号，而是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领导中华民族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带着对伟人的感悟从事金融工作
邓小平的个人魅力成了高志凯博士在事业选择中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并且在处理问题的方法选择和待人接物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高志凯博士。
“对小平的领悟是有很多的阶段性，目前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回到过去，看看他怎么说。”，有两件小事给高志凯博士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的那一次，在分手时邓小平开口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想当然地又把这句话给小平同志翻译成了中文，小平同志哈哈大笑。“现在回想起这个情景，历历在目，老人家是多么可敬可爱啊！”
另一次，“邓小平在谈到一件事的处理时说，你们这是在应付，你们应该是对付！”最后发现果真如此，应付和对付之间真有天壤之别。高博士始终牢记对待一些问题，必须对付，不能应付。
那段历史时期的独特的工作经历对高志凯博士的影响，在事后才慢慢体现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时候，国际上的一大争论就是，到底是中国走的路对，还是前苏联走的路对？”高志凯回忆说，那时候，在异国他乡，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和老师中，在一些来耶鲁访问的学者中，他不断向他们解释中国当时所走的道路，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思辨性的文章。这个时候，高志凯开始思考和感悟伟人。历史随后证明，中国所选择的路是对的，“小平当年的所有承诺都实现了”。
“我对伟人的感悟是阶段性的，不断加深。”当高志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亚洲，从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从事经济金融领域工作的时候，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志凯对伟人又有了很多的感悟。“这是一点一滴的，就像是‘润物细无声’，我对邓小平的理解逐渐加深。”高志凯说。而到了本世纪，回过头来看伟人的贡献，高志凯经常会写一些具有历史深度的回忆文章。“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假设现在见到小平，该怎么称呼他。”高志凯说。
就在频繁陪同最高领导人接见、出访时，高志凯注意到很多讲话和文件都特别重视法律方面的准确性，便逐渐培养起了法律意识和兴趣。这也正是高志凯日后选择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名校耶鲁大学，高志凯先后获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而那个时候，正是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的时期。
为国家建言献策：活到老，提到老
高志凯博士热衷于建言献策，经常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其中不乏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在国家工作中予以采纳和推行的好建议。
“多琢磨一些问题，多为国家、社会、人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动脑筋，多提几个好建议。为国家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活到老，做到老。”这是高志凯的真挚独白。
年轻时的高志凯崇拜基辛格博士，希望能够成为基辛格博士一样的人，在基辛格博士的推荐下，高志凯投奔有公共服务传统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最强调的就是公共服务，鼓励学生投身于公职。为人民服务。
作为耶鲁大学的学生，高志凯还清晰地记得，在开学典礼上，当时的耶鲁法学院Calabresi院长风趣地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坐在这里，就说明你们都是佼佼者。25年后，你们当中会出一位美国总统、10位参议员、30多位政府要员、百万富翁不计其数。但是，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你们是否会有一颗为公众服务的心。”高志凯回忆说，当时他听到这句话，心中大为激动，从贴满“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国内到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想到在开学典礼上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仍是“为人民服务”。
而公共服务这条主线，后来贯穿了高志凯博士的整个工作和生活。多个社会团体的兼职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亚洲协会国际理事、耶鲁法学院中国协会主席、中国市长协会法律顾问、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等等。
而现在，高志凯博士所从事的公共服务，就是建言献策。按照高志凯博士的定义，这种公共服务，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有一定的见解，还有一些专业才能，但更主要的是有一种不懈的追求，当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喜欢去琢磨去思考，把这件事跟国家跟社会联系起来，切切实实而不是务虚地提出你的见解，拿出你的解决方案来。
“我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但公共服务是主线，从来没有变过。”高志凯博士说。
高志凯博士式的“跳级”
“你始终走不到地平线，地平线总在你的前面。”高志凯博士对于自己的“跳级”式职业道路给以了哲学诠释。
高志凯博士，少年得志，是用“跳级”的方式完成了本科、硕士的读书过程。1962年出生，15岁作为高一的学生成功考取大学，21岁研究生毕业，毕业分到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做翻译，5年后考取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不久担任摩根士丹利亚州区副总裁，后又担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中海油高级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第二任中国事务顾问等重要职务。目前他在参与建立中新高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额为100亿人民币。同时，“业余”时间他还兼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评论员。
高志凯博士的“跳级式”职业生涯，令人眼花缭乱。高志凯博士也戏说为：“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变动也许过分频繁。”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1990年代金融比较热的时候，我在做投行；2000年代初期互联网很热的时候，我在做电讯和互联网；前几年能源最热的时候，我在做石油；现在，我在做私募股权基金。如果非得用一个词语来给他定位，“弄潮儿”比较贴切。”高志凯博士坦荡的哈哈一笑。
丰富的职业经历，各个方面的学习，让他看问题有自己独到而又全面的观点。比如此次国际金融风波，他可以从投行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他供职于摩根士丹利；从监管失误的角度来分析，失误在哪，他又得益于香港证监会的工作经历，而香港证监会的监管理念跟英国一脉相通；中海油和盈科的职业经历，则有利于他站在实业企业的角度，来感受金融风波的寒冷。
对话高志凯：轰然倒下的投行不应掩盖华尔街的闪光点
随着五大投行相继没落，华尔街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记者就此与高志凯博士进行了对话。
“后华尔街模式”：以资金作赌注获取暴利
记者：您曾任职于摩根士丹利多年，也曾担任过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您认为华尔街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高志凯：华尔街几大投行轰然倒塌，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追求暴利，风险控制失效，自营业务尾大不掉。我感触最深的是，现在的华尔街投行跟我当年为之效劳的公司经营理念已经大不相同。
亚洲金融风波以及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以2000年前后为界，在此之前，华尔街几大投行的业务重点都是传统的投资银行、即财务顾问和公司融资业务。从收入和利润来看，当时传统的投行业务约占一半以上，代客业务和自营业务相加也不到一半。
当时资金成本较高，融资也没有什么门道。比如美林证券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一家为千家万户提供买卖股票服务的证券公司，自营业务很少。摩根士丹利当时一向特别重视投行部的业务，自营业务在公司里的地位远不如投行业务。由于公司并不拥有雄厚的股本金，凡是动用公司自有股本金的任何项目和交易都是慎而又慎。
我记得有一次摩根士丹利包销发行一家公司的债券，就在债券发行前后不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最后自己手里库存了一大堆债券卖不出去，4亿美元就已经压得气喘吁吁。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公司老板就半开玩笑地说，今年不发奖金了，要发就发这些库存的债券。
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之后，尤其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投行的自营业务开始飞速发展，恶性膨胀。当然，外部原因是因为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而连续降息，使得资金成本很低，如果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资金甚至一度达到没有成本、甚至负成本的地步。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得投行产生了扩大规模、扩大自营业务的冲动。在追求暴利的驱动下，投行的自营业务急速膨胀，并且利用各种方法不断加上更高的杠杆，风险防范置于脑后，以为天下真还有永远不会结束的盛宴。其实，如果真正做传统的投行业务，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最后恶化到自掘坟墓，越陷越深，一发不可收拾。
市场上充斥的廉价流动性，再加上高杠杆率作用，使得华尔街投行越来越朝一个奇异的方向发展。即先融资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然后做风险越来越大的自营投资，再有意无意地把风险用复杂的结构设计和伎俩予以掩盖，使得实际杠杆比率越来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投行不断地以获取廉价资金为源头，不断扭动杠杆倍数，使得风险控制形同虚设。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可以印证这一点，即原来投行的高层大多出自投行部，近年来大多出自交易员，而且多是以自营交易为主。与此同时，传统的投资银行这一老本行的地位逐渐减弱，作用相对减少。同时，传统投行业务的相对独立性和服务性也发生了改变，成为不计成本打通客户打通前站的手段。最后再用自营的交易的业务来进行补贴和获利。到金融海啸袭来的时候，华尔街投行的自营业务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投行部已经退化到为自营业务打前站的尴尬地步，如果没有同自营业务分成的内部安排，已经无法支付投行家高额薪酬的窘迫局面。这不仅彻底改变了华尔街投行的经营理念，还造成了很大的利益冲突，因为投行部表面上是为客户服务，对客户进行全面分析，掌握了客户的敏感信息，实际上是自营业务也在盘算客户。人为财亡，最终伦理、道德、法律的低线不断失守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说，华尔街投行已经把所谓的以专家型、用脑力劳动来获取和创造价值的投行模式，变成了用资金做赌注来获取暴利的经营模式。不管是在外汇交易和商品交易，以及次贷等金融产品里边，都变成了这种交易方式。此外，再加上人心本性的贪婪以及政府监管的疏忽，华尔街投行最终轰然倒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券商几乎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
记者：面对不断范围不断扩展的金融海啸，中国投行业面临哪些挑战，又如何应对？
高志凯：我认为，国内的券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金公司，一类是其它证券公司。中金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准确把握以及高人一等的国际化定位，中金逐渐成为中国最出色的投资银行。我们当时等于是带着摩根士丹利的技术回国，等于是把整个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一些优秀的概念、理念和工作方法等带到了国内。有很长一段时间，中金公司所能做的事情，国内其它的证券公司都做不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
除了中金公司，国内的投行远没有达到华尔街优秀投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水平。国内这么多家证券公司，几乎是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没有差异性，经常是以同样的原因赚钱，也以同样的原因亏钱。由于体制的原因，他们不是很看重专业的创造财富、或者帮助客户创造财富的能力。投行业务的操作通常是公式化、表格化、格式化，缺乏技巧性，也缺乏风险意识。对于很多国内的投行，可以说唯一的风险就是拿不到项目。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些优秀的证券公司脱颖而出，他们必须对市场有独到的判断，对风险有独到的控制，以及对于政策和经济近期、中期、长期的发展轨迹有高超的把握。此外，还要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客户的真实需求，必须具备发现价值、发现问题的能力，帮助客户规避风险，提供资金服务和专业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上台阶。
应当鼓励国内券商合理正当创新
记者：您怎么看待国内券商的发展？
高志凯：尽管纷纷轰然倒地的华尔街投行存在很多问题，这主要是最近10年染的毛病，这不应该掩盖华尔街投行原来的闪光一面。值得重视的是，这些闪光的一面，恰恰是我们还没有获得的；而华尔街投行最近十年来染的毛病，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沾身？如果不及时提醒自己的话，这种悲剧将来可能发生在国内券商的身上。
目前很多人谴责华尔街投行的金融创新。值得提出的是，金融创新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利欲熏心、无视风险、掩盖风险、以邻为壑的金融创新，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什么金融创新，而是近乎于欺诈。我们在吸取华尔街投行失败教训的时候，不应该否定创新，而是应当鼓励合理正当的创新，投行要充当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