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年来，一位理想主义者一直进行着他将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实践。
政府官员郭凡生在1984年写作了一本书，《企业管理案例分析》，这是中国第一本案例分析式的书籍，他为此得到了1万元稿费，这位当时29岁的北京人证明，在80年代的中国，通过知识可以成为万元户。
20年后，他是一家市值上十亿美元的香港上市公司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他试图证明，在他的公司里，知识可以创造出上百个百万富翁。他又一次如愿以偿。
总部设在北京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为郭凡生一手缔造。2003年12月，当这家民营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有126名员工因持有足够份额股份而一下跨入百万富翁之列。“慧聪是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中诞生百万富翁最多的企业。”皮肤黝黑的郭凡生说话直接而干脆。这并非意外，而是印证了郭凡生一个持续近20年的设想——股份制。“不太理智”的创业
和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有着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一样，郭凡生的商业生涯是从“下海”开始。这名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生在入校前上过山下过乡，并在部队服役近4年。1982年，他开始了在内蒙党委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之后他的成绩单上是七本经济类书籍和大量论文。比较而言，他因1985年发表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惟一思路》而引起国内学术界理论交锋的经历显得更为突出。1989年，他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机构“下海”，此举使他的职业前景为之彻底改观。
下海之后，他先后在三家国营企业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但每次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他最终的成败，取决于一次他自己称之为“没有经过太理智分析”的创业——1992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郭凡生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当初入股慧聪的成员有许多事值得高兴。公司的运作理念非常简单：将各类经销商信息收集起来，汇总后在媒介上统一发布，客户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和比较各类商品信息。而慧聪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此项业务的公司。
郭凡生开始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小商家叩门，他收集来家电、计算机等经销商的报价信息，然后分类处理。一本油印的小16开本《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出现在北京各个家电商场，并成为《慧聪商情》的前身。
在很短的时间内，郭凡生确定了慧聪是解决市场运行中的信息对称问题的企业定位。而在实施过程中，他却遇到过众多商家的指责和反对，但他最终都安然度过。在竞争透明化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商家不得不接受了商情报价的方式。于是，创办不到一年，慧聪的收入就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直到2004年6月，慧聪已经是一家下设三个独立公司——HC360慧聪网、中搜在线、华媒盛视，同时拥有商务数据中心和慧聪研究院的集团公司，拥有2000多名员工以及超过20家的分支机构，成为把第二名远远抛在身后的商务资讯服务商。
制造百万富翁
郭凡生一直认为，慧聪的发展是依靠制度推动。“我们跟对手的差距，是由制度造成的，不是由国家给的资源造成的。”郭凡生说，“这种动力机制下，团队的竞争力显然大大被激发出来，谁还会是慧聪的对手呢？”而这个制度，就是他在1985年开始提倡的股份制。
把公司的股份分给职工，使得劳动者共同占有财产。即使身处1980年代中期，对自己这个认识，郭凡生并不觉得好高骛远。相反，他认为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一条好途径。在1985年的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惟一思路》发表之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官员开始用这一思路指导一些内蒙企业。但是，没有一家国有企业实践后得到真正改观，郭的理论也就此被指责为错误的想法。郭凡生觉得很委屈：“他们不理解，做得不好，还说你的道理不对，甚至说你的人品有问题。”
直到1992年自己成立公司，郭凡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劳动股份制写进公司章程：“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这种劳动股份制后来蜕变为现在所说的知识股份制。
但是，一开始，员工却对这一陌生的“劳动分红”将信将疑。甚至一位员工拿到第一年5000元分红时立刻辞职而去，因为他以为是误发了。在接下来几年，郭凡生每年春节前就在酒楼里大开庆功宴发“红包”，员工这才慢慢相信了分红是真的。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轻易可以解决。1996年，郭凡生对员工宣布了慧聪将来的上市目标，依此目标，慧聪将产生上百个百万富翁员工。但在当时中国没有民营上市公司的情况下，很多员工却认为郭凡生简直在“胡说”。更多的员工是“稀里糊涂，冲老郭这个人”而购买了内部职工股票。实际上，直到2003年慧聪上市之前，还有持有大量股份的管理人员离开。
但自从宣布后，郭凡生却是憋了一股劲要上市。慧聪曾先后3次更换投资银行和目标资本市场，是中国民营企业中上市所用时间最长、换的保荐人最多、花费最高的公司之一。
郭凡生显然并不是一个默默实践者，他更是一个股份制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善于演讲的他喜欢参加公众论坛，每逢受邀也必讲股份制。郭凡生把这当作是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一种大家共认的常理。”
学习改变人生
今年6月，郭凡生结束了为期20天的全国巡回演讲，他回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到公司办公室，而是早早赶到慧聪大专班门口守学生的考勤。这一下给他逮到10个人。
这样的检查对于郭凡生而言可不是头一回，实际上，“他常干这样的事情”，慧聪一位参加EMBA班学习的高级经理嘟囔说：“他晚上来检查，看到我们在喝酒，就骂人。”之后，郭凡生勒令这些已经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员们不得离开学校所在的慧聪园“半步”。
“对于员工的学习，郭总非常看重，甚至比管理业务还要重要。”郭凡生的助理陶蓓蓓说。在慧聪，郭凡生把“用学习改变人生”定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在慧聪有自己开设的大专班，以及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合办的EMBA班。除此之外，慧聪的员工还常常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
但实际上，郭凡生的招聘标准就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学历并不在郭凡生的考虑重点之中，郭凡生更希望招聘踏实肯干善于吃苦的年轻人。所以，从这一意义而言，慧聪的员工需要更多的学习。
在慧聪，鲜有“空降兵”，总经理几乎都是从最基层起步。目前分支机构和事业部总经理这一级别的一百多位高层经理级人物中，只有一人是硕士，本科最多占到1/3，其他都是大专生。“其中一半大专还是我们自己给的。”郭凡生笑着说，而这一点恰恰为郭凡生津津乐道。“比如我们一个重要商务网的总经理，是天津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的毕业生，可现在他管理着近200人，他的部门占了这个行业50%以上的份额，今年有几百万的利润，很多对手都被他打败了。”这样的例子在慧聪管理层中很多。而这些例子都佐证了郭凡生的想法：创建一套好的制度，让三流人才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变成一流人才，这就是企业的作用。
“和别的企业开口就提自己拥有多少名博士硕士相比，我最看重的是，当我公司的生产效率比别人高，而员工的平均学历比别人低的时候，我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郭凡生说，“我们企业的制度可以使懒人变得勤劳，笨人变聪明，如果企业还是原样把懒人推回社会，就没尽到企业的责任。”
不久前，郭凡生刚自己出钱买了1000本名为《我看人生》的书送给职工，这本书的内容是有启迪意义的人生格言和小故事。送书的惟一要求是，自动申请要书的人一定要参与讨论，并要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否则的话，我就会去找他要书钱。”郭凡生这种略带强制性的教育更像是一位用心良苦的家长。哪怕在公司的卫生间里，干手机旁，都贴着制作精美的几条人生格言警句，这一每日更换的内容被称为“每天进步1%”系列。
而在2003年SARS期间，郭凡生甚至还自己写了一套小教材《诗词歌曲欣赏》，准备拿到慧聪园给“关”在那里的员工学习，让他们既可以不中断学习，又多点乐趣。
简朴的百万富翁制造者
在一年多以前，陶蓓蓓担任郭凡生助理之初，就被告知了这样一个故事：郭凡生在慧聪上市的静默期，面对记者采访时一冲口说出了不允许公布的公司经营状况，为此，慧聪还受到证监会的批评。说这个故事是为了提醒陶蓓蓓注意老郭的心直口快。“但直到现在，郭总还是没改过来，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非常直率。”陶蓓蓓摊开手笑着说。
实际上，郭凡生在公司是个非常强势的人。处事中常显露军人的直率和严格。在2003年SARS期间，他把给员工发的注意事项通通冠以“CEO第×号令”，以表明他希望做到令行禁止。曾有员工在慧聪论坛上抱怨接送员工上下班的通勤车没有空调，郭凡生生气地说：“我们那时候坐面的，还什么都没有呢，爱坐就坐，不坐拉到！”
但在公司之外，郭凡生又出奇的低调，他每天6点起床跑步，往往8点不到就坐在公司里开始工作。为了节约时间，郭凡生订的飞机几乎不是早班8点的就是晚上的。他少有应酬和娱乐，总是按时回家吃晚饭，陪家人。甚至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自己的专车，出入打的。一次郭凡生去参加一个盛大的领奖仪式之后，陶蓓蓓接到主办方的电话：“你们郭总怎么一个人来的啊？10个获奖者中就他这样。”而对于这样的问题，习惯郭凡生工作方式的陶蓓蓓也觉得奇怪：“可我们郭总能一个人做的事从不带助手。”
但是现在，郭凡生的习惯略有改变，上市之后，郭凡生的工作内容明显改变，70%的会议都是和投资者见面。他开始适应作为上市公司总裁这种公众人物角色。
不仅如此，他还增加了更多的“百万富翁制造任务”。当他2002年将慧聪一分为三个独立的法人企业，并给分拆的创业团队20%股份，以很低的价格增发了20%的期权时，他的下一步已经准备好了。“过去是一个慧聪创造百万富翁，现在是3个慧聪在创造百万富翁。”显然，他又一次加速了“百万富翁制造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