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企业家王锡炳的第二人生，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他不具备一个大型企业群管理者的能力，但作为创业者，他几乎是完美的
文/本刊记者袁树勋
在决定去寻访王锡炳之前，我已经听很多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其中包括诸多的同行们，我不止一次的听到类似的故事：某主流媒体记者在他的工厂蹲守了3天，一无所获。
他现在是湘西自治州湘泉制药厂总经理，听起来并不显赫。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曾经与茅台、五粮液并称高端白酒“三架马车”的酒鬼酒的缔造者，被视为中国白酒界教父级的人物——这是花去30年时光后换来得荣誉，在漫长岁月里，他将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年销售额几十亿的上市国营公司。
故事的延续是，他在企业大起大落之后黯然引退，三年后又重新出山，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股份公司，六年后，资产高达2.5亿。
毫无疑问，这是个值得讲述的对象。
寻找王锡炳
走出吉首火车站是凌晨5点，除了广场上等客的出租车和马路对面的一排饭店，几乎看不到什么灯火，这是湘西州府给我的第一印象。
面对深沉的黑夜，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对于要寻找的王锡炳——一个近乎传奇的商界领袖，我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他的家在市区，企业在离市区几公里的雅溪，十来个生成基地分散于湘西各地，而他又是个以厂为家的人。
我找了个网吧坐下，等待天明。
这是一个到处都能看见“湘泉”、“酒鬼”字样的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叫“湘泉步行街”。喷绘着酒瓶的巨大广告牌下，穿土蓝印花布，背尖底小竹篓的小贩，已经开始张罗生意了。
“怎么会不知道他呢？90年代中期，他在湘泉酒厂当老总的时候，普通员工一个月都能拿5000多块，好让人羡慕。”出租车上，司机感慨不已。
车在目的地停下，我开始急切地联系当地企业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与王锡炳有关的信息。
两个小时后，朋友匆匆赶来，带着湘西人的热情和淳朴——他们坚持要请我喝当地流行的“湘泉酒”，那是80年代末王锡炳掌管湘泉集团时创下的第一个品牌。
品牌一直传了下来，但创造品牌的人，却低调地几乎完全淡出当地人的视线。
其中包括我的两位朋友，在得知我的来意后，无一例外的报以无能为力的苦笑。他们告诉我，即使在这个小城的商界混迹了三年，也没亲眼见过王本人。
但他们对王锡炳的赞誉却不绝于口，“把一个只能酿红薯酒的小作坊做成了上市公司，又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制药厂收拾得准备上市。”
王锡炳的传奇不止于此，在两段商业生涯之间的三年里，他的身份是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所有人以为他将以这种体面的方式安度晚年时，54岁的他带着政府奖励的30万元辞职下海，收购负债累累的湘泉制药，6年后，这三百万变成了2.5亿。
王锡炳对辞官下海的解释是，“办企业是我的乐趣。”——这是后话。
偶遇
下午四点，我拨通了王的电话。
彩铃是湘泉制药的广告宣传语，几秒钟后，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有点苍老的声音。
丝毫不出我的意料，王锡炳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他甚至没打算让我把话说完，就匆忙地说：“我已经退休了，以前的事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现在很忙……”
于是我把先前准备好的说辞一股脑儿地丢过去，电话声很小，他的语速很快，我听不清楚他回答了什么，在电话被挂断前，我隐约听到四个字——“明天上午”。
我以为他说明天上午有时间，这让我很兴奋——结果来得如此之容易。
第二天早上9点，我再次拨通了王锡炳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正在基地，“上半年很忙，也许下半年能接受你采访。”
这绝不是个让人满意的回答，于是我又拨通了他的儿子和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几个小时后，相继反馈回来的是同一种说辞，“他在基地，没空接受采访。”
基地有十来个，分布于湘西各地，忙碌的季节，王锡炳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些海拔千米的高山上。
去基地当然不可能，于是我去了他的公司所在地，几公里外的雅溪——权当碰碰运气。
也就是20分钟的车程，我看到了湘泉制药厂的大门。
门口有两个石狮子，两旁挂满了牌匾，记录了王锡炳在他的第二次商业人生里获得的荣誉，“湖南小巨人企业”、“中国优秀企业”……
从大门到办公楼几十米的路上看不到人影，我在办公楼里转了一圈，也是空无一人——
这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走出大楼，遇见一个戴眼镜、穿迷彩服，坐在路边石阶上抽烟的中年男人。
“我从长沙专程来拜访王锡炳先生，不知道他在不在这里？”
询问了我的身份多次后，中年男人用手指了指左边，低声说：“他在侧门那边搞劳动，你去找找。”
走到侧门不过两三分钟，那儿果然聚集了一堆人，清一色的迷彩服，我不知道谁是王锡炳，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混在这群拿着笤帚、铁铲的人中间。
又问了两三个人，一个蹲在路边锄草的姑娘指了指：“喏，那个在说话的人就是。”
我仔细地看了看，中等身材，大背头——比照片上明显胖了不少——确信是王锡炳本人无疑了，我打开录音笔，走过去。
一个时代的始结
王锡炳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不近人情，或许是被我的诚意所感动，他答应和我聊聊。
他的嗓门很大，身穿破旧的迷彩服，手持一根长笤帚，脸膛红润，应该是刚刚扫完地。
今天是集体劳动时间，厂里所有的员工都要参加，包括王本人。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他不停地和正在干活的人打招呼：“加紧干啊，你那个铲子要用点力才能铲上。”
这是他的作风，“务实，朴素”，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如此评价。他指着那些放到在路边的锄头、铁铲说：“这些都是很落后的，但又是很宝贵的。艰苦创业是企业永远要做的。”
这是他曾经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或许有时候，他还会以为自己是那个大型国企的掌门人，在溢着酒香的车间里，在冒着热气甑子边，和工人们说笑，给他们打气，然后思考这个庞然大物的下一步走向。
那时候，他年富力强，现在，已经年逾花甲，却正好都处在一段商业生涯的上升期。
从爬楼梯的状态就能看出他不再年轻，走到三楼的办公室门口，他已经气喘吁吁。
我们没直接进办公室，先参观了对面的药文化展览室。
“湘西地区药资源丰富，技艺传承久远，从中提炼出的精华，就是药文化。”王锡炳指着墙上一幅幅图片对我说。
这让人想起他打造“酒文化”概念的成功，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刚刚更名的湘泉酒厂厂长的王锡炳，率先将“文化酒”的理念纳入营销领域。
他请艺术大师黄永玉设计酒瓶，不断邀请各路文化名人来酒厂参观、品酒，并留下墨宝文章，受邀者可以开出一份高达上千人的、星光闪耀的名单——著名导演谢晋，棋圣聂卫平，诗人洛夫、舒婷，作家白桦、蒋子龙，甚至马英九等政界要人。
文人政要们留下了墨宝，带走了酒香，将湘泉和酒鬼这两个品牌在高端客户群里广泛传播，在其他酒业大佬对广告的概念还停留在血拼“央视标王”的阶段时，王锡炳这一妙招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携湘西神秘山水和奇异文化而来的酒鬼酒，成为国内第一个“文化酒”品牌。
随之而来的是湘泉酒和酒鬼酒在全国范围的畅销，作家郑作时在《酒鬼记》里描述了1996年湘泉集团北方经营部的情况：在北京辟才胡同的广宁伯街2号，一个僻静的小巷里，坐落着湘泉集团的北方经营部，只有四五个人，正副经理都很年轻。虽然地处偏僻，门口的交通也很拥堵，但是每天有不少经营者开着面包车和轿车来到这个地方，陪着笑脸提货。这些经营者中有些已经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有些还刚刚开始经营，但是到了这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问二价、一掷千金，这充分证明了湘泉酒和酒鬼酒在市场上不二价的卖方市场地位。而在北方经营部辖区内，北京西单、王府井等几家大商场，酒鬼酒卖到了280元，在天津则有突破300元的。”
此时的酒鬼酒，获得了“世界名牌消费品”等一系列荣誉，与茅台、五粮液并称高端白酒界三驾马车，在价格上更是超过后二者。
这是白酒界的酒鬼酒时代，也是王锡炳的时代。
再战江湖
彼时的王锡炳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很多人把这一年视为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往后是一个风云企业家的商界沉浮录，往前则是一个农村娃的奋斗故事。
没有人知道，2000年王锡炳辞去湘泉掌门人，是被迫还是自愿。但在他的表述中，他并不留恋这个位置。
“我在湘泉干了30年，一共换了9届州政府，因为利润上缴、借贷关系之类的，我没少喝领导扯皮。在这么大一个国企厂长的位置上，上面有些人而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背后尽捅刀子。”他感叹道，“很多事情让我不舒服，包括有些以各种名义来拿酒的领导，所以我选择离开。”
离任后，他担任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副主任，尽管官至副厅级，但他绝对算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相反，他对那些亦官亦商的国企领导颇为不屑。
或许3年的州人大副主任生涯对他而言只是个过渡，“我还是要办企业，那是我的兴趣所在。”
这是企业家王锡炳的第二人生，在很多人看来，或许他不具备一个大型企业群管理者的能力，但作为创业者，他几乎是完美的。
“王锡炳身上有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狂热精神，困难越大，他的干劲越大。”一位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曾如此评价。
让这位老部下印象深刻的是，王锡炳曾经开会讨论一个重要议题，“连开了两天两夜，直到下面的人都目光呆滞了，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
“他的口才很好，语言朴实但说服力很强。对他而言，开会就是说服对方的过程。”另一个老部下、现任酒鬼酒股份公司总经办主任李文生说，“他会认真听取每个人的发言，但往往最终是以他的意见为准，他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
在李的印象中，王锡炳非常善于调节气氛，在车间他能和工人说说笑笑，酒桌上能和下属相互起哄。
或许可以据此勾勒出王锡炳的性格图谱，敬业务实，待人诚恳，乐观自信，精力充沛，具有鼓动力和开拓精神——几乎具备了一个创业者所需的一切品质——尽管如此，2003年，当54岁的王锡炳辞官下海，收购濒临破产的湘泉制药时，还是有不少人表示了悲观。
“一个做酒的人，能把药做好吗？”
这些质疑不无道理，王锡炳收购的是一个负债3200万元的破落国企，而他的资金只有政府奖给他的30万元——这是他第二次获得政府奖励，第一次是1997年的10万元，被他捐给老家修了公路，理由是“想来借钱的亲戚朋友太多，这10万块不够分，干脆捐了。”
另一方面，他进入的是一个之前并不熟悉，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一开始也确实不顺利，“2004年，我亏了大概有几百万。都是借来的钱。”
然而王锡炳再一次让所有人吃惊了，2005年，湘泉制药扭亏为盈，效益以40%以上的速度递增，到2008年，资产翻了7倍，年利税2600万元。
这期间，他表现出来了一个创业天才该有的一切，在生产线开工的同时，他的药材基地已经遍布了湘西的各个角落——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产业链，“在湖南省是第一家，全国也很少见。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随时扩大生产规模。”——没人能否认他超出常人的开拓意识。
他反复讲那个“牛抵死老虎”的故事，这是他“挣扎哲学”的起源。
他延续着酒鬼酒时代的激情和事必躬亲，就像我拜访他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带领着手下人除掉墙边的杂草，摊开还没晒干的药材，然后拍着工人的肩膀，告诉他们，“加油干。”
“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让我们回到那个被视为分水岭的1996年，这一年，王锡炳掌管的湘泉酒厂正式更名为湘泉集团，拥有5亿元资产、一个湘泉工业城，近千名员工，年销售4亿元，利税2亿元，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品牌。
湘泉酒厂支撑了湘西自治州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现任酒鬼酒证券部理李文生讲的一个细节，印证了王当年的重要地位：“有回他病了，外界谣传是绝症，结果经酒厂上下一片慌乱，几个州领导都打电话来询问此事。”
那一年，王锡炳47岁，他拥有了一个成功企业家该拥有的一切荣誉，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再往后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湘泉集团陷入扩张怪圈，白酒业买方市场的来临让它雪上加霜，高速行驶的“湘泉号”突然陷入泥沼，步履维艰，而亲手缔造了这一切的王锡炳，也在2000年任满后，黯然离开。
而他的后几任继任者，也再没有达到他的高度。
不能说湘泉的没落与王锡炳的战略失误没有关系，或许他在最辉煌的时期为湘泉定下以扩张为核心的五大战略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酒鬼记》的作者郑作时的评价是：“王锡炳的离去时历史的必然……他的能力决定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而非一个大型企业群的管理者。”
但这显然不是王锡炳喜欢的话题，2009年3月31日，已经是另一家企业老总的他坐在办公室里，谈及这段历史，眼神颇为复杂。
昔日的辉煌和教训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从那以后，他开始认真思考扩张速度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平衡是最重要的。”他吐了个烟圈，对我说。
烟是十块钱一包的“精白沙”，这是他多年来抽习惯的牌子。他依然保持着80年代那一批企业家的朴素作风，比如穿戴随便，不喜欢布置太豪华的办公室，用刻着花纹的搪瓷杯喝水，甚至给客人倒水也是用这种杯子——他的办公室里找不到一次性塑料杯。
再比如，他很少上网，他对商界风云人物的记忆，大多停留在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身上，如柳传志、褚时健。
对于前者，他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不是因为他企业的规模有多大，赚了多少钱，他能在一条战线上坚持这么长时间，就很不容易了。”
这是王锡炳式的价值观，或许是命运多舛的“湘泉”和“酒鬼”带给他的另一个教训，他判断一个企业领导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能不能让企业活下去，并且有所发展。”
“顶多称领导者，而不是企业家。”他补充道，“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有企业家，专家的‘家’。因为没有人能把每个企业都办好，再成功的人，他的那套经验，也只能适应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对象。”
“包括我自己。”他补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