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高净值人群”被定义为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3月28日，中国满足这一条件的人群达到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其中，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中国高净值人群可以根据职业和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分为六大类；他们在投资态度、需求和行为上有显著差别。
这六类分别是：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主、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人民币到1亿元之间的企业主、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专业人士、专业投资人、其他，主要包括全职太太、退休人士、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等。
高净值人群每年的赠礼花费约15万；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则超过26万。高净值人群在商务场合的赠礼占到了近八成。手表是高净值人群最常赠送给男士的礼物，不过在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红酒是最常见的礼品。谭小芳老师认为，香港已经成为高净值人群购买奢侈品或高端消费品的绝对首选，占73%；其次是欧洲，有28%；选择在国内大城市购买的也有28%。其中购买最多的是手表、衣服配饰、皮具、珠宝和化妆品。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生活特征；高净值人群平均每月出差6.9天，其中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更是达到9天。
高净值人群平均每周运动2.3次，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平均每周运动2.7次。
6成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有收藏的习惯，7成以上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有收藏习惯。
35%的高净值人群饲养宠物。
10%的高净值人群拥有私人家庭医生，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拥有私人家庭医生的占15%。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组成以企业主为绝大多数，占到61%；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也在迅速挤进来，占到17%。另有少数的高净值人群则是全职太太、退休人士、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等，他们占比略有上升，但依然在10%以下。从资产规模来看，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仍以可投资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个人为主；同时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增长迅速，占比由2009年的3%上升至6%，主要还是来自企业主。
虽然“富二代”之名社会上风头正劲，但是财富的积累者和拥有者依然以创富第一代为主。真正掌握一定投资决策权的“富二代”，不足中国高净值人群的1%，并且所掌握的平均资产规模也相对较小。“我们也注意到，第二代财富继承人在企业传承和社会责任上逐步发出了强大的声音，成为倡导环保、慈善、节能等社会公益的一支新兴力量。”
与此同时，在年龄和学历方面，中国高净值人群50%左右来自40~50岁的人群，且以男性为主。企业主中，可投资资产规模越大，年龄也成正比。过去两年，企业主通过EMBA或高层经理培训等形式回到学校进修，学历普遍得到提升，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接近80%。职业经理人群体呈现出三个特点：年龄小、学历高、男女比例更加均衡。
谭小芳老师认为，成熟的富人文化当然是以慈善捐赠为标志，然而慈善捐赠却不是这一文化的全部。对于今天的中国富人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确保财富来源的道德性和合法性。一个让人失望的社会现实是，今天不少富人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采用了太多违德甚至违法之举。这一现象也只能更加剧公众对富人的厌恶。
由于富人拥有对资源的超强调动能力，富人的一言一行更容易受到社会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当一个社会已经涌现大量富人，但与此相配套的富人文化却还未构建时，那么不仅富人本身会迷茫，而且会加剧社会的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群体的涌现不见得是一件幸事。
而“教育是亚洲父母最重视的价值，很多亚洲企业家属于制造财富的第一代商人，家族事业和管理、继承计划、所有权等，都是他们切实考虑的事宜。”耿安联说，瑞信已推出了“亚洲新一代”计划，2003年起与瑞士圣加伦大学合作推行国际年轻投资者计划；2005年专为150多位亚洲客户而设，通过讲座、投资组合游戏等活动，让他们全面了解家族和下一代面临的挑战。2006年11月底，瑞信又推出亚洲家族财富延续计划，参加者是15个家族及其介乎21－35岁的子女。
过去几年，花旗私人银行在纽约举办了一个训练营，分为财富管理、全球投资战略和家族治理等日常主题。它还重点关注亚洲，2004年在上海四天的研讨会包括以资本市场及继任规划为题的演讲，还有“我是谁？”的讨论和“金钱游戏”的模拟交易项目。每个人都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合法财富。按理说，人家有钱，旁人犯不着眼红；而富人有钱，只要不用于违法的开销，如何花，社会公众也用不着说三道四。然而，作为有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维取向却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谭小芳老师为我们一一道出。
一、富人的高额送礼消费现象，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当今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人际“物化”世态。而他们的行为又加剧了这种“物化”趋势。据称，这些高净值人群的“人情消费”，占了他们消费收入的十分之一。富人们都有着精明的头脑，他们之所以肯拿出年均15万乃至于26万的花销用来送礼，无疑是“钱可通天”，“物有所值”的。虽然，富人的送礼，有时也可能是出于无奈。但是，他们的高额送礼，既加剧了把人际交往蜕变成物质交换的“物化”进程，更增高了送礼门槛，让中低收入的人群因送礼行情日涨，办事更趋艰难。
二、高净值人群的巨额送礼，加剧了“官商勾结”，成为官员腐败的繁衍土壤。某些东窗户事发的官员，往往都有一堆“富豪朋友”。他们在称兄道弟的交往岁月里，凭借“权钱交换”，互通“有无”。种种频繁的“官商勾结”，彼此互获“双赢”。而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和“豆腐渣”工程，却在他们的“双赢”中，危害着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在反腐败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清算此类“官商勾结”行为。
三、九成富豪欲送子出国的思维取向，既凸显出这些人对未来的担忧，也暴露出中国教育体制、就业机制等方面的某些弊端。这些高净值人群平均年龄处在39、41岁的壮年。他们环顾自己辛苦创下的产业，静观在盛世和富裕家境中长大的孩子。不能不为是否“后继有人”而谋划。
这些富裕人群中，有不少人是凭借改革开放的好“天时”，产业初创时，丰富、低廉的资源的“地利”，更有好政策、众人扶的“人和”，才让自己的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当今商战剧烈，竞争成为规律。不少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迈入富豪群体的私营企业主，面对强手如林的中外企业，油然地为自己的家业能否后续有利，感到几分压力和危机。
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当代社会的优胜劣汰，更让这些有头脑、有心计的富裕群体，掂量出这句俗话的警醒意义。于是，他们要利用自身的富裕优势，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国留学，成为他们的首选。细思之，富豪们如此这般，无外出于两点考量：一是让孩子到国外名校镀镀金，“海归”接管自己的家业。这样，学到了本事，也在交往时增加了一些分量。二是，目前，国内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还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不少富豪宁肯让孩子漂洋过海“远读”，也不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内高校读书。这大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特殊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