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分析:低调守富的高净值人群



      “高净值人群”被定义为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3月28日,中国满足这一条件的人群达到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其中,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中国高净值人群可以根据职业和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分为六大类;他们在投资态度、需求和行为上有显著差别。

  这六类分别是: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主、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人民币到1亿元之间的企业主、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专业人士、专业投资人、其他,主要包括全职太太、退休人士、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等。

  高净值人群每年的赠礼花费约15万;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则超过26万。高净值人群在商务场合的赠礼占到了近八成。手表是高净值人群最常赠送给男士的礼物,不过在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红酒是最常见的礼品。谭小芳老师认为,香港已经成为高净值人群购买奢侈品或高端消费品的绝对首选,占73%;其次是欧洲,有28%;选择在国内大城市购买的也有28%。其中购买最多的是手表、衣服配饰、皮具、珠宝和化妆品。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生活特征;高净值人群平均每月出差6.9天,其中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更是达到9天。

  高净值人群平均每周运动2.3次,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平均每周运动2.7次。

  6成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有收藏的习惯,7成以上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有收藏习惯。

  35%的高净值人群饲养宠物。

  10%的高净值人群拥有私人家庭医生,亿元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拥有私人家庭医生的占15%。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组成以企业主为绝大多数,占到61%;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士也在迅速挤进来,占到17%。另有少数的高净值人群则是全职太太、退休人士、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等,他们占比略有上升,但依然在10%以下。从资产规模来看,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仍以可投资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个人为主;同时可投资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增长迅速,占比由2009年的3%上升至6%,主要还是来自企业主。

  虽然“富二代”之名社会上风头正劲,但是财富的积累者和拥有者依然以创富第一代为主。真正掌握一定投资决策权的“富二代”,不足中国高净值人群的1%,并且所掌握的平均资产规模也相对较小。“我们也注意到,第二代财富继承人在企业传承和社会责任上逐步发出了强大的声音,成为倡导环保、慈善、节能等社会公益的一支新兴力量。”

  与此同时,在年龄和学历方面,中国高净值人群50%左右来自40~50岁的人群,且以男性为主。企业主中,可投资资产规模越大,年龄也成正比。过去两年,企业主通过EMBA或高层经理培训等形式回到学校进修,学历普遍得到提升,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接近80%。职业经理人群体呈现出三个特点:年龄小、学历高、男女比例更加均衡。

  谭小芳老师认为,成熟的富人文化当然是以慈善捐赠为标志,然而慈善捐赠却不是这一文化的全部。对于今天的中国富人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确保财富来源的道德性和合法性。一个让人失望的社会现实是,今天不少富人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采用了太多违德甚至违法之举。这一现象也只能更加剧公众对富人的厌恶。

  由于富人拥有对资源的超强调动能力,富人的一言一行更容易受到社会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当一个社会已经涌现大量富人,但与此相配套的富人文化却还未构建时,那么不仅富人本身会迷茫,而且会加剧社会的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富人群体的涌现不见得是一件幸事。

  而“教育是亚洲父母最重视的价值,很多亚洲企业家属于制造财富的第一代商人,家族事业和管理、继承计划、所有权等,都是他们切实考虑的事宜。”耿安联说,瑞信已推出了“亚洲新一代”计划,2003年起与瑞士圣加伦大学合作推行国际年轻投资者计划;2005年专为150多位亚洲客户而设,通过讲座、投资组合游戏等活动,让他们全面了解家族和下一代面临的挑战。2006年11月底,瑞信又推出亚洲家族财富延续计划,参加者是15个家族及其介乎21-35岁的子女。

  过去几年,花旗私人银行在纽约举办了一个训练营,分为财富管理、全球投资战略和家族治理等日常主题。它还重点关注亚洲,2004年在上海四天的研讨会包括以资本市场及继任规划为题的演讲,还有“我是谁?”的讨论和“金钱游戏”的模拟交易项目。每个人都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合法财富。按理说,人家有钱,旁人犯不着眼红;而富人有钱,只要不用于违法的开销,如何花,社会公众也用不着说三道四。然而,作为有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维取向却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谭小芳老师为我们一一道出。

  一、富人的高额送礼消费现象,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当今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人际“物化”世态。而他们的行为又加剧了这种“物化”趋势。据称,这些高净值人群的“人情消费”,占了他们消费收入的十分之一。富人们都有着精明的头脑,他们之所以肯拿出年均15万乃至于26万的花销用来送礼,无疑是“钱可通天”,“物有所值”的。虽然,富人的送礼,有时也可能是出于无奈。但是,他们的高额送礼,既加剧了把人际交往蜕变成物质交换的“物化”进程,更增高了送礼门槛,让中低收入的人群因送礼行情日涨,办事更趋艰难。

  二、高净值人群的巨额送礼,加剧了“官商勾结”,成为官员腐败的繁衍土壤。某些东窗户事发的官员,往往都有一堆“富豪朋友”。他们在称兄道弟的交往岁月里,凭借“权钱交换”,互通“有无”。种种频繁的“官商勾结”,彼此互获“双赢”。而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和“豆腐渣”工程,却在他们的“双赢”中,危害着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在反腐败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清算此类“官商勾结”行为。

  三、九成富豪欲送子出国的思维取向,既凸显出这些人对未来的担忧,也暴露出中国教育体制、就业机制等方面的某些弊端。这些高净值人群平均年龄处在39、41岁的壮年。他们环顾自己辛苦创下的产业,静观在盛世和富裕家境中长大的孩子。不能不为是否“后继有人”而谋划。

  这些富裕人群中,有不少人是凭借改革开放的好“天时”,产业初创时,丰富、低廉的资源的“地利”,更有好政策、众人扶的“人和”,才让自己的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然而,当今商战剧烈,竞争成为规律。不少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迈入富豪群体的私营企业主,面对强手如林的中外企业,油然地为自己的家业能否后续有利,感到几分压力和危机。

 市场分析:低调守富的高净值人群
  中国有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当代社会的优胜劣汰,更让这些有头脑、有心计的富裕群体,掂量出这句俗话的警醒意义。于是,他们要利用自身的富裕优势,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国留学,成为他们的首选。细思之,富豪们如此这般,无外出于两点考量:一是让孩子到国外名校镀镀金,“海归”接管自己的家业。这样,学到了本事,也在交往时增加了一些分量。二是,目前,国内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还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因此,不少富豪宁肯让孩子漂洋过海“远读”,也不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内高校读书。这大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特殊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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