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安徽芜湖市的许多大喇叭不翼而飞。后来人们才知道，拆喇叭的是一个叫“少年飞虎团”的造反组织，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每到晚上就出动，到处拆喇叭。更让人们吃惊的是，“少年飞虎团”的头头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
年少时是“少年飞虎团”头头
四十年过去了，陈平坐在阳光卫视的办公室里，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眼前这个身材粗壮、大腹便便的中年人，让人很难与当年蹿房越脊的“少年飞虎团”头头联系在一起。
“我从小就练武术，无论多高的房子，我都能顺着墙壁爬上去。那时我对‘文革’很抵触，尤其憎恶大喇叭，于是晚上就带人去拆喇叭。芜湖市最高的一个喇叭在天主教堂屋顶上，也被我拆掉了。”
陈平的父亲是一名军官。陈平出生不久，父亲被派到苏联去学习，没有回来。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苏修儿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各种歧视也加剧了他的叛逆性格。
陈平跟着外公外婆在芜湖生活，直到1965年的夏天，才回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的母亲身边。他刚进入同济附中读初中，“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上海成为“革命”狂欢的舞台。母亲又把他送回芜湖。“从那时开始，我就非常叛逆了。”他说。当然，这种反叛并不是政治觉醒。大喇叭成为他宣泄的对象。结果他被关起来，好在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受到太多折磨。
外公外婆又把他送到了上海。到了1969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他被分到黑龙江，但当地不要他。“我的父亲是‘苏修叛徒’，谁敢要啊？”陈平说。后来第二军医大学调防到陕西，陈平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眼，跟着母亲来到西安，在西安三十九中读书。学校的生活也很郁闷。“我们是上海去的，又生活在部队大院里，说话、穿戴和西安都不一样。学校的工宣队老是欺负我们，队长经常打我们这些学生。这个队长号称是复员的侦察兵，我仗着武功好，把他给骗到一个偏僻地方，痛揍了一顿。”陈平说。
母亲给他买了张火车票。14岁的陈平又逃回了安徽芜湖。
上海—芜湖—上海—西安—芜湖。
一路下来，陈平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复杂。他被送进芜湖八中，反叛性愈加强烈，满脑子少年义气。那时候上学，就是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陈平不愿意读，一旦无人看管，就把它扔到地上去。
不过陈平的身边有整整两箱子书。这是爱好读书的父亲积存下来的。箱子里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著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他充满好奇地读完了这些书，与自己所见所闻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思考：“毛主席号召青年人‘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认为这个政策是不对的。为什么呢？马克思一再说，农民是一个很落后的阶级，青年学生跑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不是反动吗？”
在一个匮乏精神食粮的时代，陈平意外地获得了宝贵的精神食粮。陈平说，“我今天的很多思想根底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打下的，陈独秀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在实验室当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是从监狱里面产生出来的。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相当于一座大监狱，不是沉沦就是升华。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专制、集权，再加上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艰难，反而是产生一些新的理想主义者的年代，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
十六岁的陈平已经自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站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角度上批判现实的伪马克思主义”。
而今，已过天命之年的陈平回望当年，这样评论道：“那都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脱离历史。那时对现实的批判是一个宗教的判断，依据就是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正统是怎么说的。”
惊险的反抗行为
1972年的春节过去了，陈平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生，进入芜湖电机制造学校学习。这原本是民国初年创办的教会学校，后来归属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虽然它不是正牌的大学，但是教师很优秀。陈平至今感念那些老师，他由衷地说，“除了小学之外，我的正规教育就是这个学校。”
入学后的第一季度测验，陈平文科课程几乎是全优，理工科是零。到了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就把整个初高中的数理化全补回来了。以后，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全优。这些理科知识后来帮助他在数字图像产业产生了一系列发明创意。
他经常说一些“反动”的话，不断被同学揭发，但是老师们喜欢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极力保护他。
本来应该是读三年，由于“反击右倾回潮”运动，芜湖电机制造学校的第一批工农兵学生在学习了两年后匆匆毕业。
陈平被分配到芜湖变压器厂，成为一名技术员。他在这个工厂工作了五年，“这五年当中，我已经有很明确的反抗意识了。我整天串联工人，包括上山下乡的人，大家都在想怎么样改造这个社会”。
反抗意识终于发展成为反抗行为。1976年的春天，他从“美国之音”里收听到了北京爆发“四五运动”的消息，一些同学和朋友(很多是干部子第)的来信也证实了这一点。血气方刚的陈平马上组织了一些人到南京，准备由此北上北京声援。此时，南京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陈平他们和南京的学生们一起示威游行，在火车上散发标语。
不久就遭到了镇压。一些人被抓起来，陈平从雨花台冲出来，跑回芜湖。今天他仍然感激当时的芜湖变压器厂的党委书记，这个从部队里转业下来的干部顶住公安机关“一定要重判”的压力，坚持要留厂处理，内部批斗。陈平逃过了一劫。
卸掉政治包袱大胆推动改革
天安门事件1978年平反，陈平卸掉了政治包袱。他的母亲回到了上海，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平也调回了这个阔别十年的城市，进入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很正规的研究机构，可这时的陈平“已经没有心思干本职工作了”。
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之后，中国这艘巨轮开始校正方向。陈平也陷入了思考。“思考的结果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那时候也不知道改革向何方，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政治上要民主自由，马克思主义是最主张民主政治的。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在陈平眼里，“那时是思想解放的春天，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辩论”。陈平也活跃在其中，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不乏现在活跃在政界、知识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他们大量做策论，不断提建议，积极奔走，为推动改革鼓与呼。
正处于青年时期的陈平与这个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国家一样，热情高涨，几乎成为一个职业社会活动家。在成为上海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之后，他参与筹办了上海科学研究所并担任助理研究员，以及上海“科技、经济、社会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信集团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搞社会调查，写考察报告，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参加了1984年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也就是著名的莫干山会议。陈平是上海小组的召集人，也是战略组的副组长。
陈平的书橱里有一张莫干山会议的黑白照片，上面的人非常年轻，意气风发。仔细辨认，许多面孔都是今天人们熟识的。
陈平1987年带着全家去苏联见了生父，搞清楚了当时的真相，为父亲恢复了中国国籍。1988年底，他开始写《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一书。
辞职下海
后来，朋友们各奔东西，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走远了。35岁的陈平选择了辞职下海。
商海风高浪险，陈平弄潮其中近二十年，成为身家数亿的企业家，登上“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从一个学者到一个企业家，其间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陈平2005年“纯属意外”地进入电视这一行。此前他所创办的泰德时代集团向当时香港上市公司“阳光媒体”注资，成为“阳光媒体”的第一大股东。而“阳光媒体”又为过去的全资子公司阳光卫视连带了数千万债务，如果当时陈平不接手就等于是白白损失。“伸头是一刀，缩头是两刀”，于是，2005年5月，泰德时代集团联合合作伙伴从阳光卫视第二任主人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手中接收了阳光卫视70%的股权，陈平成为阳光卫视的新掌门。
当他入主后，阳光卫视债务缠身、债主盈门，连桶装水都欠人家的债。这何止是空壳，简直处处是窟窿。在对阳光卫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版之后，陈平公开表示：“阳光卫视应该会在两到三年以后，走上一个盈利的道路”。
但是，一番努力下来，他发现自己仍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要么屈服于商业利益，改变阳光卫视的纯文化定位；要么一条路走下去，继续有去无回地投入下去。
他干脆将股份全部都收过来。他说：“从今往后，阳光卫视再也没有必须去赚钱的压力了，我再也不用向任何人提供财务报表什么的了，可以‘为所欲为’了。”
一个商人为什么要把钱“打水漂”呢？陈平说：“我原先只是喜欢历史人文，喜欢看记录片，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鬼使神差地收购阳光卫视。既然机缘巧合让我拥有了阳光卫视，我就下决心把它做成真正传承中国历史文明的频道。中华文明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杰出文明，我愿意用自己的投入，用电视来写史，来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记录下所有值得记录的。”
这位泰德时代集团董事长和阳光卫视董事长，显然是一个非典型的商人，更多地流露出他知识分子的一面：就像八十年代他希望以自己的文章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一样，现在他希望以传媒来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史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