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一路挥洒溢美之辞，“他(周铁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催化剂”
“周先生，你画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3月29日下午，坐在上海美术馆4楼演讲厅的主席台上，周铁海面对不到20人——去掉一个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回国做当代艺术论文的女生，去掉一个要专访他的我，余下是对他的艺术感兴趣的普通市民，循着网上一则小通知，赶过来听他讲17年来的思考与实践，每人领到一本价值28元的画册。
5天前，周的个展“另一种历史”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六百余人云集展厅。周铁海致答谢辞时流泪了，他想起了3年前去世的戴汉志，那个1996年第一个在中央美院画廊做他个展的荷兰人，那个懂得他的人。父母那天也来了，周铁海没有来得及问他们是否也懂得了。
那天，“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一路挥洒溢美之辞，譬如“他(周铁海)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催化剂”，譬如“原来批判也可以如此轻松”，令不少纸媒纷纷腾出版面，接待那位大鼻子戴墨镜的骆驼先生——周铁海的怪异图式。
可是台下“喜欢看画”的老伯伯问了：“周先生，你画的这个兔子不像兔子，狼不像狼，一会儿戴副墨镜，一会儿又穿外国人衣服的，是个什么东西？”有人嗤嗤笑。
周铁海短暂地卡住了，然后好脾气地话说从前：1996年，这只本来印在香烟壳上的骆驼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画布上：《我们寻找爱情去了》，朋友们看了都说像他。于是后来连续运用这个符号，好比一个象征、一个替身，好比张乐平找到了“三毛”。在《头疼，飞机票又来了》上，两只骆驼在对话，一只手拿法航的机票，另一只正在吃散利痛。这时的周铁海，像1990年代中期后走向成功的艺术家一样，在机舱里呆的时间比在画室里多。
有一幅布上丙烯《碗》，干干净净一只白瓷碗，我问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像所有大腕那样，周铁海很酷地回答：“它就是一只碗。”
而在绝大多数作品里，周铁海又强势地赋予作品一些意义，因此有一些画家认为，周铁海的作品需要大量的注释，否则无法读懂。当周铁海对着幻灯一张一张讲述那些画的来历——它们来自个人的际遇、心情、感受与思考，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啊，是这么回事。
如果没有西方策展人，
中国当代艺术根本就不存在
周铁海生于上海，今年40岁，1989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毕业。他在学校里跟大师神交，印象派毕加索、野兽派马蒂斯、抽象表现主义先驱波洛克，还有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存在主义的萨特……当有一天看到达达派的杜尚在蒙娜丽莎脸上加的那两撇小胡子，他心中的一扇门，一下子洞开。
一出校门，摆在那一代画家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体制与市场。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晴告诉记者，体制的问题简言之：艺术是为政治或商业服务的，它不是遵循内心的冲动从事创作，因而创造力低下。那时，没有多少画廊，也没有什么策展人，艺术家惟一的亮相机会是4年一届的全国美展；策展人这个概念也是90年代后期才大大方方走到前台的，之前，因“策划”一词的阴谋色彩，“策展人”被羞答答唤作“学术主持人”。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市场几近于零。周铁海说：“我看明白了中国前卫艺术是怎么回事。大家做了一个展览，专门挑外国策展人来上海参加开幕式。换句话说，这个展览就是为了给外国策展人看的。如果没有西方的收藏家和策展人，中国当代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成功的惟一途径是被外国策展人选中，出去办展览，在国外成功，再打回来，跟中国许多电影的做法是一样的。”
展厅入口处的第一件作品是《大沙发》。他曾经着迷于洛可可风格的家具设计，比如极具权力感的椅子。1991年秋，周铁海从日本回到上海，那时他跟杨旭在捣鼓“报纸画”，后来一些作品，如展厅里的《清末名妓》，大量运用了这一元素。与杨旭合作《决裂》之后，他当真跟当代艺术决裂了，退出圈子，改行去拍电视广告。
要做“名单”上的人
1994年杀将回来。但当时国外策展人、媒体记者开列的中国艺术家名单上都没有“Tiehai Zhou”这个名字。这让他挺受刺激的。从此下定决心，要做“名单”上的人。同时决定不再亲手去画了，而是像导演说戏一样，向聘用的助手讲授他的意图和动机，由助手完成那些在画布上喷绘的技术活，这个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会不会有人质疑你偷懒？”
“除了睡觉，我都是在工作，不存在偷懒。我原以为，做一个画家，只要像梵高那样画就可以了，但现实是西方策展人、艺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是非常浅层的，需要做许多沟通，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关，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周铁海现在有6个助手。他说英国画家达明·赫斯特有50个。
1994年的《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源自他与一位法国摄影记者的对话。法国记者问：“你的画卖多少钱？”当时周铁海对自己作品的价格没概念，折衷地应答：“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画上还有一段对话：“这包去哪？”“卢浮宫。”暗示当时众多艺术家心目中的彼岸不是美元，是卢浮宫。
策划过卡塞尔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