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口语第一部分技巧 《奢侈品战略:揭秘世界顶级奢侈品的品牌战略》 第一部分 回到



      要想结束对奢侈品基本知识的阐述,开始探讨在实际业务中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奢侈品管理体系,我们还需要深入分析奢侈品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三大社会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是:金钱、时尚与艺术。

奢侈品与金钱

三大概念中的第一个需要我们进行最深入的分析。很多时候,“奢侈”被视为“金钱”的同义词。久而久之,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就变得再自然不过。于是,要质疑“奢侈与金钱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观点就会令某些人感到震惊(见先前提到的圣特罗佩的豪华游艇一例)。然而,对奢侈品与金钱二者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不去比较二者的异同,是造成奢侈品管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乍一看,奢侈品与金钱的关系似乎十分明显,以致有的人不禁开始想“奢侈品”一词是否应该从日常用语中彻底消失,然后以“金钱”一词取而代之。事实上,在公众或他人的眼中,奢侈品大致就是受到金钱这一蛮力的推动。有时候,在没有秩序或是面临解体的社会中,金钱就是奢侈品的唯一代名词。举例来说,在当下的中国,人们仍旧会在品牌服装上留下价签。即便是在富有的、有序的国家,人们也会将宣称“这是全世界最贵的产品”当作一种营销手段,而这些产品都是货真价实的奢侈品,既包括杰柏图的香水,也包括布加迪威龙的跑车。话虽如此,尽管这样的造势只是昙花一现—鉴于之后总是有人轻易就造出了比这更贵的东西,这些产品从来就不曾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因而,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精确地阐释可以获得经济和商业成功的方法,这些方法特别适用于价格并非高得离奇的产品与服务。

进一步来说,“给自己的奢侈品”与金钱之间少有共同之处。奢侈品的根源和基本要素都是非常抽象的感念(美感、愉悦),或者说它们本身并不具体,尽管奢侈品所带来的结果都十分具体(年轻、健康、幸福)。要量化这些很难,甚至几无可能,因而我们只能将它们与金钱这一概念联系到一起。要找到奢侈品与金钱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我们只能求助于神话,就比如浮士德的故事:为他带来荣华富贵,使他容颜永驻的不是金钱,而是他与恶魔定下的契约。有时候,就像神话黄金时代中所说的那样,正因为我们缺钱,我们才有可能那么快乐。所以,很显然,奢侈品不光是金钱,而金钱本身也不是奢侈品。

让我们从理论角度进一步探讨“奢侈品”与“金钱”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如何从实际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9章论价格一节谈到。接下来的分析将以齐美尔在其著作《货币哲学》中所提出的概念为基础。该书出版于1900年,是有史以来对金钱的概念剖析得最深刻、最全面的专著。

奢侈品与货币是纯粹的社会文化现象

自从脱离自给自足的状态以后,人类就需要依靠交换来维持生计。也就在此时,货币变得不可或缺。正如齐美尔所言(Simmel,1990:193):“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本质所在……如果物品的经济价值依附于他们所形成的交换关系的话,那么货币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表现形式,并且货币自成一体。”

久而久之,货币总是被当作用于测量和划分等级的尺度。它甚至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成为唯一的一个。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只有货币所发挥的力量受到公认。原因在于,只要你拥有全球通用的货币,那么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就都具有了可比性,于是货币自身就足以促进经济流通,而这在全球化趋势下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奢侈品的“面子”,货币纯粹是一种社会习俗。只要这种习俗不再被认可,货币也就失去了它全部的价值。在以贝壳(如宝贝螺)作为货币的地方,纸钞一文不值。当本地货币流通到外地却没有人愿意用它进行交换的时候,这种货币也变得一文不值。

因而,就像奢侈品一样,货币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但是在引发社会分层方面,它却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事实上,金钱就如同其他文化一样,足以推翻社会特权阶层。再次借用齐美尔之言:“金钱事务让民主得以均衡分布。”

毫无疑问,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初,那些有权接触奢侈品的人(也就是掌权阶级)同时也是有钱人。但是这两者扮演的角色却从不会被混为一谈。统治阶级(贵族、勇士以及教会阶层)很难或者从未将有资阶级(商人和银行家)纳为他们的一员,而且后者常常要对前者退避三舍。这一反差巨大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社会舞台中奢侈品和金钱的基本区别。

金钱的单维性和奢侈品的多维性

金钱是一种既独特又普遍的尺度,因为它是对价值全面和单维两方面的抽象。金钱不是社会分层的产物,鉴于它遍布整个社会:无论你是不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你多多少少都有些钱。

人类及其生活方式复杂多样且瞬息万变,金钱沿着这条轨迹单向发展并且没有止境。如果金钱是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么就像法国社会主义学家涂尔干所定义的,它打造了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因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应该简单地由他有多少钱来决定。再次借齐美尔(Simmel,1990:260)的话来说:“被钱洗净或简化的人很快就会面临丧失社会地位的威胁……人们太容易将钱当成目的本身。在所有与钱打过交道的人中,有太多人把钱当作目的并希望借此一劳永逸。”

进一步来看,抽象的、没有实际意义的钱与具体的、富含实际意义的奢侈品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钱并不会让人憧憬。让人憧憬的不是钱本身,而是我们能够用它购买的东西。纸钞并无昂贵之处,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梦想用纸钞换取一件奢侈品时,我们才会赋予纸钞以具体的意义。对一名音乐会上的钢琴家而言,除了演出费,他还想(真正的艺术家甚至只想)获得观众的掌声。如果你给一个孩子钱或者支票当作他的生日礼物,这无异于表明你根本不认识或者根本不愿意去了解这个孩子。这种行为玷污了礼物的本质,因为它将人类的关系简化成了一种金钱交易或者纯物质行为。

金钱的客观性和奢侈品的主观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观点:价格或者金钱并不是奢侈品的决定因素。很显然,价格本身不会成就一件奢侈品:一辆普通的汽车比一个名牌包更贵。多数人错误地认为要想把一件产品转化成奢侈品只需要提高它的价格,结果是你很快就陷入了财务危机。一件“比较贵”的产品最后往往会变成一件“太贵”的产品—这样的东西没人想买。相较之下,一件奢侈品反倒更值得人

期待。

对想要取得经济效益的人而言(这也是写作本书的目的),情况比这更加明了:在一定范围内,最贵的产品从来就不是最赚钱的产品。一家只会生产价格高得离谱的产品的公司不一定就是最会盈利的公司(如劳斯莱斯),又或者,这些产品都不在它们的核心产品之列(如专门设计的珠宝以及高级时装)。将客户群限制在过于狭窄的范围内将耗费很高的成本。大众汽车曾公开宣称每辆布加迪威龙的制作成本大于400万欧元,但是它的售价却是100万

欧元。

金钱是社会的语言,奢侈品是社会的语法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72)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交流比喻成货币的流通—语言的结构对应货币的交换价值,而语言的功能对应货币的使用价值。如果我们运用这个类推,把我们目前的分析带向其逻辑终点,那么我们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钱不可阻挡地变成了任何构成社会的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变成了词汇,因为它以一种明确而独特的方式标明了所有的东西—如果经济是流动的,一种产品或服务在任何时刻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价格,就像它有一个名字(或条形码)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奢侈品为这个社会的语言扮演着语法的作用:正如语法对于词汇一样,是奢侈品把货币符号聚集到一起,创建了一种语言。这种语法越精细,越具有组织性,社会结构就越精细。

我们可以把孤立的金钱比作我们在读完为时间紧迫的游客们准备的小册子(如《简单十课教你十天游玩亚美尼亚》等)后在国外说的话:我们可以问在哪吃东西,去哪里睡觉,这个或那个的费用是多少(事实上,这就是那些小册子所谈论的所有内容—价格,关于价格的更多的事情,没有别的,只有价格……)。然而,没有语法结构,只用这些表达是完全不可能与另外一个人进行有意义的沟通的,对你而言,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

正如洋泾浜英语(不地道的英语)一样,运用基本的英语词汇却没有任何语法结构,也没有任何一丝英国文化的语言,是大规模全球化的共同语言,所以钱是特定社会用得上的交际语(罗马帝国的洋泾浜) :

有较短历史的社会—面临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创建社会分层的形式。在美国,起初,开国元勋们有一个共同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也是《圣经》的核心思想,所以他们能够在清晰的基础上构建美国社会,但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时间来建立稳固的根基,或创建一段强大的历史。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已经埋葬了这个短暂而脆弱的社会结构。而金钱,已经借助它的“梦想机器”好莱坞,逐步(希望只是暂时的)控制了这个社会。

社会一次次地被层出不穷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完全撕裂,在这些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共同参考点。

社会还没有把共同的文化和政治概念(全球和多极社会)联合起来。

但是这个阶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社会将会逐渐地变得文明,奢侈品将会成为它的语法(Berry,1994)。

让我们用一两句话来总结金钱和奢侈品之间的这种关系。货币为奢侈品提供燃料却不是它的发动机;它的发动机是垂直的等级制度或社会的等级分层下的娱乐活动。奢侈品把原料即金钱转换成了一个文化先进的产品,即社会等级分层。

所以亲爱的经济学家,从价值领域出发,我们可以说,奢侈品引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象征价值,超越了经典辩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用货币表示的,而交换价值代表它的价格,一种产品的奢侈价值是它的象征价值,不是用货币衡量的,它不是从工作或交换中产生的,而是从社会分层中产生。它可大可小,这取决于每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但它会比交换价值(产品价格)高出很多,因为对这种产品而言,这里有足够多的人组成它的市场。

小结

完成这种分析之后,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奢侈品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内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这与金钱无关。这非常符合这本书的目的,那就是解释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允许一个奢侈品品牌制定并实施奢侈品战略,并为如何实施战略提供详尽的解释性条款。如果“奢侈品”这个词只是“价格”的同义词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往下看了,简单地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就足够了—因为我们总是能找到更多的客户—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只要做点儿趋优消费交易就行了。然而,奢侈品完全不同于趋优消费,趋优消费没有奢侈品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价格高并不意味着奢侈,那么很多品牌就可以成功地进行一次“奢侈品式”的营销—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从奢侈品品牌巨头那里汲取灵感,如卡地亚或路易威登的成功战略—这些品牌进行非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交易,如苹果公司在电子产品行业中的作为或雀巢的奈斯布莱索在咖啡市场上提供的高级服务(见第15章)。

奢侈品与时尚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含糊混乱的关系,即奢侈品与时尚的关系。直到19世纪之初,时尚还隶属于奢侈品世界,只有那些富贵阶级能买得起奢侈品,他们可以不必等到衣服穿破才去购物,他们购买奢侈品也不是出于日常需要。

到了20世纪,时装界开始寻找某种程度的自由,然后脱离了奢侈品。今天,在实际生活中奢侈品与时尚之间的重叠是极其轻微的—虽然这不被普遍认同。

如今,奢侈品是时尚的。时尚声称是一种奢侈(如果可以这么说,就是要付得起钱)。

许多奢侈品品牌采用时尚品牌的行为方式。时尚品牌共享奢侈品的某些特质,包括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质量和某些炫耀的元素,为了提高其地位,时尚想把自己看作属于奢侈品世界的。

这种“双向交通”的后果之一,就是奢华与时尚在语义上的混淆比以前更大了。这时必然需要一些界定来理清这混淆的关系。

我们已经考虑了如今奢侈品的社会功能,但它在时尚领域的功能是什么呢?事实上,它具有双功能,这与最近的两个社会“新名词”相呼应:大众化和城市化。

事实上,在现代民主社会,如果奢侈品的重要性来自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时尚与之匹敌的重要性则源于城市化对人类产生的消极影响—匿名无闻和非自然的生活。对时尚的疯狂追求是最常见的集体反应之一,人们也把这当作夺回失去的时间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创造幻想的时间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生活在大都市正逐渐成为常态,但人类生命的99%是在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小户型家庭单位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生态系统是最适合我们心灵的,那种生活在巨大的大房子里的生活方式代表不了这个。人们如果无法迅速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进行调整,就像他们曾经不得不适应穴居生活一样。

当今时尚在社会学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用如下的语句进行描述:

在我们“非自然的”社会里,时尚被人为地给定了时间节奏,用季节和年份而不是数字进行标记(我们谈论“夏季时尚”,而不是“第三季度的时尚”),这给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正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现代在运动中设置了一个线性时间,这是技术进步,历史和周期性的时间,是时尚的线性时间”(Baudrillard,1976)。

在我们匿名无闻和未分化的社会里,存在一个主要风险,即“模仿危机”(勒内·吉拉尔定义了这个词),时尚造就了一个人为的分化,但是这一次这个分化是“水平的”,而不是“垂直的”,因为它与奢侈品一道,使得我们在人群中,也能与众不同,只看一眼,就能分辨出我们是属于这伙人还是那伙人。我们再折回来看看西美尔的话:“每次,当社会差异寻求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时候,就有时尚的存在了……变换的阶级和个人在时尚中发现自己身体运动的节奏。”

最后,对于一些人来说,时尚是他们拒绝社会分层的方式,是他们逃避社会定位垂直组织的方式:对于每个人而言,就是他的时尚,他的风格,他的混搭方式。社会分化不是分层。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西方社会需要奢侈品,只有有了奢侈品,这个社会才能适合生存。其他社会也是城市化社会,它们也需要时尚,这样才能宜居。事实上,它们既需要奢侈品又需要时尚:奢侈品,重新塑造了被民主吞没的社会分层;时尚,重新塑造了被城市化淹没的季节节奏,社会分化避免了它们淹没在默默无闻的普通大众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奢侈品和时尚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上亦是如此),它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混淆。时尚不再是一种奢侈,它至多是金钱财富的代表,反之亦然。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注意,文明仍然存在于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以及小的群落里(如位于太平洋岛屿的瓦努阿图),这种群落有一个社会分层(有首领),有奢侈品(有珠宝),但没有时尚。

看看摆在面前的证据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自己能够与众不同,他们也需要社会分化。由于着急,他们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两个基本的层面上时尚和奢侈品有多大程度的区别:与时间的关系(耐用性与短暂性)和与自我的关系(奢侈品是为自我,时尚不是)。

在上流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例子,稍后我们会进行详细的探讨。至于原因,准确地讲这是由时尚和奢侈品的高度决定的。如今高级时装行业的财务全线坍塌了,很明显,香奈儿是个例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它们不再与当下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所谓的街头时尚,如H&M和Zara,服饰富有活力,而且财务良好。而在很大程度上高级时装是无奈地将其财务赤字转移到对品牌的投资上,通过销售其他衍生产品获得投资回报—实际上这成了真正的明星时装秀,明星们穿上这件礼服并不是为了炫耀其配件。

奢侈品和时尚,代表了两个世界—无论是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是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奢侈品街道”不是在“时尚季”出现的),它们只是有轻微的重叠(仅限于高级时装)。在这些情况下,成功依赖于双方的安排合作,你既有品牌(涵盖了奢侈品的一面),又有设计师(涉及时尚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香奈儿和卡尔-拉格斐德的合作。

最后一点,奢侈品与时尚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经济环境。短期股票交易的压力迫使奢侈品从时尚界汲取一丝活力:

不断推出新产品(如香水),无需过于担心其延续性,但是会担心财务预算。

蚕食现有产品。

加入短期流行的大军,变得不再那么奢侈。

因此,那些大公司的诱惑来源于通过股票交易(成功的杠杆收购)摆脱困境,或者把找一个大公司庇佑(如在LVMH的路易威登马利蒂)。

为了更加明确奢侈品和时尚之间的差异,以及介绍高档品的世界(高档品和奢侈品的关系将在第2章进行深入讨论),我们可以把奢侈品、时尚和高档品用三角关系显示。任何品牌定位都可以运用此关系(见

图1-1) 。

奢侈品与艺术

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通的—事实上,它们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似乎不可能将它们完全分开。实际上,它们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奢侈品与艺术关系密切,就像它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一样。

首先,在人类起源之初—在早期墓葬中发现的许多东西都是艺术品和奢侈品;很有可能奢侈品和艺术是同时应运而生的,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即使在今天,也可以发现它们相似的蛛丝马迹,显然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交集。

首先,它们共同的美学重要性—艺术存在的理由,也是奢侈品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们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值。对两者而言,实用性是次要的;对艺术品而言,使用价值往往是零,而象征价值非常高。奢侈品和艺术是强大的环环相扣的社会学标记:就如房屋或者图书馆的建筑设计一样,设计师设计的珠宝是一种奢侈品,也是一种艺术。它们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社会学和心理生理学的相关性。艺术品与奢侈品一样,所有人不可能对于二者达成一个共识,一个是主观的(口味和颜色是你不能谈论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绝对不能去寻求这种共识,因为你可能失去自己的魔力,冒着失去爱你的人眼里的你的价值的风险;而你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吸引足够多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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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人们很容易忽视掉这些区别。尤其是当与其象征价值相比时,奢侈品的使用价值很小,但是它从来都不是零,这就与“纯粹的”艺术品不一样了—奢侈品仍然有一些用处。这种有用的奢侈品表示为使用价值,同时也是真正的交换价值。奢侈品植根于实体经济中—它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稳固的市场,否则它就会消失。另外,艺术家作为一个被诅咒的天才,往往死后才能成为传奇,在艺术的世界里长久存在……即使如今,未来也是未知的,因为默默无闻和贫穷并不一定就会成就一个天才!毕加索走出来一条路,许多人迫切地追寻毕加索之路,紧跟他的脚步。然而,事实是,在这个领域中奢侈品与艺术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大的鸿沟,奢侈品的设计师们穷其一生生活在交易之中,而艺术家则是追求其设计的永生。

当涉及某些方面时,这就不再是两者有区别的问题了,而是奢侈品与艺术之间的冲突。艺术追求的是普遍性—刨去社会和心理生理的相关性,艺术最终可以让每个人接触到。奢侈品必须是精挑细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的,除非是买不起的人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得到它。

此外,在时间和空间上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特的物品—它使得绘画和其衍生品有差异,或者使鲜活的场景(戏剧、舞蹈、歌剧)从拍摄或录制与众不同(Benjamin,2008)。奢侈品则被设计成与众不同的。奢侈品当然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是奢侈品这方面的特点不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从这种双重性质的链接和互补性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经济世界中,奢侈品是艺术背后的推动力。

奢侈品是艺术伟大的赞助人。在美国,在古代经典中(米希纳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顾问),有钱的个人才能赞助(称为赞助人)艺术。然而,在欧洲却又是另外一番场景—如果没有大奢侈品集团,如法国的LVMH,那么就不可能举行任何大型绘画展览。

奢侈品是艺术家赚钱的生存手段。通过在奢侈品行业工作,艺术家既可以体面地生活,同时又能追求他的艺术创作—一个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如塞尔日-曼索也担任精美的香水瓶的设计工作。

艺术是奢侈品的审美和社会担保人。

当代艺术,有助于确保具有永恒产品的奢侈品品牌具有新鲜感,保持其产品的相关性。奢侈品品牌是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参与者,1984年,卡地亚的阿兰-多米尼克·佩兰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参与方式,那就是在巴黎郊区的小镇成立基金会,资助当代艺术的发展。很快,许多人追随了他的脚步。如今任何认为自己是奢侈品品牌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现代艺术基金会(最新的是路易威登基金会,于2012年开业,坐落于纳依的动物公园,也在巴黎郊区)。

当代艺术是奢侈品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奢侈品是许多艺术家的生活支撑。所以将奢侈品设计师和产品经理结合到一个当代艺术的世界中,有助于确保其产品保持新鲜感及相关性。否则,对永恒的追求会导致创作与时下毫不相关,会被视为古板过时(这是可悲的,很多在巴黎旺多姆广场有名望的公司都有惨痛的经历),它们的产品也卖不出去。

然而,奢侈品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人们可能会产生误解。例如,当代艺术不再采用高品质的材料;相反,它会越来越多的使用“垃圾”原料。这种策略与奢侈品战略背道而驰。当代艺术与奢侈品现在逐步分离了吗?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过去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宗教影响。

奢侈品、艺术和宗教

在西方社会,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在古代社会(神权政治、贵族政治),宗教是与神圣超然联系在一起的。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讨论这些的。这是一些牧师和神学家的特权,因为他们必须拥有某些东西,证明他们与常人不同。艺术就给予了他们这种形象,这种神圣的“感觉”。因此,他们着眼于宗教场所的艺术体现—不管我们考虑架构(希腊神庙)、音乐(巴赫清唱剧)或绘画(米开朗基罗和西斯廷教堂),逐渐延伸到权力之地(王宫)进行展示。以永恒,或历史为基准,但是这种艺术风格不允许改变。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阶段,奢侈品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面向同样的“客户”。

在18世纪末的欧洲,这些政教合一的贵族社会开始被无神论社会所替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典范。

超然不再是动力—内在之美变成了原则,未来取代了过去成为设计的参考。艺术成了这项新权力的仆人—考虑到纳粹主义对图像(建筑、绘画、雕塑、图片、电影)的使用—艺术谈论的是未来的20世纪。现代艺术的规则,扎根在现实世界中,与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再参考神圣超然,所以很多新款式可能出现抑或消失,但它仍然以永恒为目标。在第二阶段,奢侈品和艺术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那些社会并不民主,只有顶层的精英才能拥有奢侈品,普通人只能梦想着圣诞老人送给他们这些礼物。

在20世纪中期,那些无神论的社会开始坍塌,真正的民主社会开始出现。艺术的主要规则范式已不再是超然/过去的或内在的/未来的,只有瞬间才是重要的。这些社会凸显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即时为本”。这完全改变了艺术的规则范式:所谓的当代艺术出现了。这时艺术已经不进行信息传递了,它传递的只是情绪和情感;艺术成为易腐的东西(表演、“吃的艺术”)。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方世界。与奢侈品相比,艺术离时尚更近了,尽管奢侈品品牌与当代艺术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奢侈品品牌,而不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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