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4年1月4日下午，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总裁白中仁忽然从自己家中窗户跳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时间，对于其自杀的动机，众多猜测甚嚣尘上。直到几天前，据白中仁家属向媒体透露，白中仁长期患有严重抑郁症，这次事件也与此有关。在这个冬天，伴随着此次事件，长时间远离公众视线的心理咨询产业再次走到了舆论中心。
提起心理咨询，相信很多人都曾略有耳闻，但如果问起谁曾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可能大家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从学生到白领，从工薪阶层到成功人士，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压力普遍加大。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许多市场观察家曾十分看好心理咨询产业，但事实的发展却与他们的想象截然相反。近几年，以娱乐产业为代表，一大批旨在缓解压力的产业都赚得盆满钵满，唯独心理咨询行业，虽体量不小却仍在发展阵痛泥沼中挣扎。
这当然与社会对于心理咨询的认知有关，也与行业本身的高收费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心理咨询产业发展的长期滞后。有相关机构调查显示，我国现在心理咨询市场仍停留在主要以心理咨询中心为主导的初级阶段，市场价通常在200-1,200元/小时。此外，有些咨询中心为了迎合患者，常搞“一锤子买卖”，可即使是在心理咨询业最发达的美国，很多常见的职场或生活心理问题治理也经常会在10次治疗以上。慢慢地，市场的热情开始减退，悲观情绪开始充斥于心理咨询产业，有观察家甚至认为，以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想象有多少人愿意花5,000元以上（以500元/小时为计）去解决一个普通的心理问题。
考生阵痛
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虽然心理咨询发展至今仍步履蹒跚，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预示着其必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上半年最热的高考心理咨询为例。据统计，2014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仍将突破900万，有专家声称这些孩子中哪怕只要有百分之十存在焦虑、紧张等心理问题，就意味着有近百万考生有必要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而这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百年看今朝，高考仍然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路口。途径虽然相似，然而现在的压力却今非昔比。
“我必须打赢高考这场仗，开弓没有回头箭，高考现在就是我的一切！”小李是北京某重点高中的火箭班学生，在班里成绩还算优秀的他把即将来临的高考比喻为一场战争，而“胜利”成为他和父母能想象的唯一结果。
但这两天，小李的学习情况却越来越差，严重的焦虑使他患上了失眠，再加上厌学和烦躁，原本对高考非常自信的小李也慢慢陷入了迷茫的怪圈。“随着复习计划的深入，我发现有许多知识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也清楚考试中，很多题目不需要完全掌握所有知识也能顺利解决，但我碰到这种题心里就没底，我感觉原本清晰的目标现在看来很模糊，这让我非常紧张。”说到这里，小李甚至快要哭了出来。
北京中迪心理咨询中心的李建中是该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曾多次参加北京电视台《谁在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等栏目的录制。在他看来，小李的症状是典型的考前焦虑症，如果不进行干预，将很有可能影响到他高考的发挥。“我认为，高考并非适合每个人施展才华，尤其对小李这样的男生来说，中国式的‘死记硬背’也许正是他们的弱项。现在的社会竞争本质上是综合能力的赛跑，而高考更多的是学习能力的较量，两者并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的心理专家欧勇玲眼中，小李的父母在其中也有很大的责任。“父母过早地把社会竞争的压力传递给孩子，‘望子成龙’的心态谁都可以理解，但父母也应该想到，现在的成绩是他们通过多年奋斗才达到的，用这种标准要求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我国青少年整体心理水平较好，但仍有接近15%的青少年被列为心理健康状况不良，“其中，从年龄层次来说，高中生心理水平低于初中生，面临毕业和升学压力的初三、高三学生心理状况最差。”李建中在谈到这份报告时发出感慨，“现在不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而是行业能不能接盘的问题。”
李建中向记者介绍，成绩的发挥和考生的情绪有很大关联，一旦负面情绪成型，即使是专业的心理治疗也不能很快见效。“焦虑的症状有很多，看不进去书，失眠、易怒、无法学习等等。”通过对许多案例的研究，李建中反复向记者强调提早干预的重要性。“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考生家长能够及早地从孩子的行为中发现问题，如有必要，越早进行心理疏导会越有效，研究证明90%的孩子都能通过提早治疗而缓解焦虑。”
行业或有变
就在全社会对心理问题认识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心理咨询行业自身发展的缓慢和多变却令众多行业人士担忧，在采访过程中，欧勇玲和李建中都把问题的焦点归结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行业资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于心理咨询师的相关规定，参加培训者必须具有国家承认的心理学、教育学、医学专业的本科（三级）以上的教育背景。但对于这项准入标准，业界向来争议极多。有心理咨询师就向记者抱怨，“把教育学、医学纳入心理咨询本身就很不合适，你很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咨询师有教育学或医学背景，甚至心理学出身都至少要到博士。教育学和医学虽然和心理学关系密切，但根本是不同的专业。”
在欧美发达国家，要想取得心理医师的职业资格，往往需要心理学博士学位。由于西方不允许跨专业报读心理学专业，所以心理医师往往都是本、硕、博连读的心理学专业，除了八年左右的心理学课程外，博士阶段还要实习一年以上。“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心理咨询这个极其专业的行业中，准入资质的高低往往决定着行业大环境的好坏。”欧勇玲说。
其次是收费标准。几年前，李建中曾与一位英国的心理学博士谈及中国青少年心理咨询价位，让他大吃一惊。“100多元/小时的咨询费在一些西方国家很普遍，在中国却已称得上‘草根’。但两相比较，我国当前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资质与西方从事心理咨询治疗的注册心理专家可谓天壤之别。”资料显示，我国第一批心理咨询师直到2002年才正式出现，由于起步较晚，所以直到现在我国仍没有一套详细的行业收费标准，这也直接阻碍了我国心理咨询业的发展进程。
欧勇玲进一步分析称，虽然基于竞争关系，正规心理咨询中心的价格大同小异，但由于治疗水平不一，反而拉低了行业的平均值。“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如果不能走上平民化、专业化的道路，就很难在短期内取得一定规模性发展。”
无论怎样，心理咨询业在我国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个应社会需求而生的行业，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整体健康意识的提高，是一种社会进步。尽管心理健康产业还有这样那样的发展问题，但除了欺诈等严重问题外都是可以容忍的，也是必经阶段。“咨询行业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应上升到宏观的管理层面。只有从一个国家的层面将心理咨询机构以及从业人员规范化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行业才能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李建一如是说道。
心理咨询业的下一站
虽然专业水准尚有差异，但中国心理咨询市场的规模却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这里虽然有我国人口基数的因素，但也表明我国社会整体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想象”，一位心理咨询师这样说道。
至于原因，李建中在采访中一语道破，“当前社会心理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近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使“竞争”的思想贯彻了每个人的生活，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目标”纷纷被冠以“理想”而得以“升华”，昔日那种闲适无忧属于的天空已慢慢被车、房等物质条件所遮蔽。
欧勇玲对此也深有体会，“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会慢慢让深处其中的人们把短期的成功当成最大的追求。在大城市里，中国传统教育下的年轻人缺乏自由思考，只是家庭的影子，而家长的心理又是社会心理的直接投射。”正是基于社会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和人们对其的愈发重视，一大批人看到了心理咨询潜在的巨大市场，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职场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干预等一系列心理服务，自然而然地以一个全新业态出现在心理咨询行业的分支中。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心理咨询师收入属于中上阶层。目前，在美国，心理咨询师每个小时的收入可以达到150美元左右。在国内，一般心理咨询的收费从每小时100元至1,000元不等，平时收费200元/小时，在北京等经济发达区域，著名心理咨询师的收费往往会达到每小时2,000元甚至更高。
但产业发展到这一步，整个心理咨询的困境就在于此，一方面是行业高额的收入，一方面却又是相关专业人才的极度匮乏。李建中指出，在美国，每1,000人就拥有1名心理咨询师；在中国，有近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但截至2010年，我国每100万人口中只有5名心理咨询工作者。如果单按照7亿的城镇人口数来计算，中国心理咨询师有百万的缺口。
由于这种矛盾，各方普遍认为，各种细分的心理咨询领域在中国都还有继续做大的潜力，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心理咨询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普及，接受专业心理咨询的人将越来越多，这无疑会促进行业分支的快速成熟。另一方面，为了自己更好地发展，每个人也有责任在需要时为自己选择心理治疗。那样，行业和消费者双赢的局面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