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章“信任危机”猛于“经济危机”
财富到来，信任远去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 为了提升自己的演讲能力，2009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口才培训班。 我的老师姓唐，她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年轻姑娘，每一堂课都精彩纷呈，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大约在第二堂课的时候，课间休息15分钟。唐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份作业，要求我们在15分钟内，运用自己的口才能力，去大街上找3个陌生人签字。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作业，但对很多人来说，显然也是比较难的题目。 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是有处罚的。于是，我们二十多个人，像疯子一样冲上了大街。大多数同学在街边拦人要求签字，成功率非常低，甚至遭到不文明的辱骂。 时间只有15分钟，拦了几个人都没有签到字，我得另辟蹊径了。于是，我远离了同学较多的街道，走向远处的第一个目标：看守汽车的中年男子。 我还没有走近他，那位男子就警觉起来了，并大声对我说：“又来检查了吗？我收钱都是给了发票的啊！” 我有点莫名其妙，赶紧声明自己不是来检查的。 “你穿一身工作服，提个公文包，手里拿着本子和笔，与来检查的人太像了，真吓我一跳！”中年男子听了我的解释之后，如释重负。稍顿，他又说：“我每天在这里顶风冒雨看车子，他们却像盯小偷一样盯着我！” 要消除他的戒备，我得给自己一个合适的“身份”，否则他是不肯也不敢签字的。我灵机一动，问道：“我是劳动局的人，我是来做基层工作人员工作强度调查的，请问你们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 我这是关心他的疾苦啊！他当即向我大吐苦水，说工作如何如何辛苦，收入如何如何低。在他说了一阵子之后，我说我将向上面反应这些情况，请他在我的本子上签个字，以便于我向领导汇报。 第一个签字到手了。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几十米外的一个报刊亭。 亭主是一个中年妇女，见我走过去，很热情地招呼我：“新到的杂志、报纸，你需要哪些？” 我的失策在于当即表明了自己不是买报纸的，亭主的脸上立马就不好看了。我想故技重施，表明自己是劳动局的，是来做劳动强度调查的。没想到这竟惹怒了她：“有什么好调查的？难道能够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不天天找我们麻烦就谢天谢地啦！你走吧，到别处调查去！” 第二个签字失败了。 眼看时间不多了，我只好利用经济手段了。我去一家饮料店买了一瓶饮料，然后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旁边楼上的学生，老师叫我们下来找陌生人签字，请你帮我签一下。这第三个字是签到了，但很显然，这个签字和我的口才“作业”毫不沾边。 15分钟后，同学们都回到了教室里。结果可想而知，大部分人一个字也没有签到。签到3个的，只有两个人，是两个美女，因为长得漂亮，被拦下的帅哥不仅签了名还留了电话！签到两个名字的包括我在内有五个。 同学们共同的感受是：陌生人不信任我们！ 要被陌生人信任，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怎么信任陌生人。“不和陌生人说话”是一句流行好多年的话了，而且已经成为父母教育孩子的经典教条。不和陌生人说话，就已经把陌生人列作坏人了。陌生人是坏人吗？当然不是，别人相对于你来说，是陌生人，你相对于别人来说，也是陌生人，你坏不坏你自己是清楚的——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不坏的。但是，无论你、我、他，都不和陌生人说话，都把陌生人视为危险人物。 大家都不信任他人，都不肯付出信任，其结果就是大家都得不到信任。反之，如果人人都信任他人，那么人人都能得到信任。这个关系是循环的，如图1-1和图1-2所示。 图1-1 信任良性循环 图1-2 不信任恶性循环 所以，当我们不被信任，当我们的真心被人误解，我们的热心被人拒绝时，我们怪不得他人，因为不信任的氛围和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 有人也许会说：“确实不敢信任别人啊。”事实的确如此，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是因为值得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十多年前，在火车站等车时，想上卫生间，请旁边一个人帮着看行李，通常是没问题的。现在呢？你去上卫生间回来，帮你看行李的人和你的行李很可能一并消失了，更有严重的—— 那个人反咬一口，说你偷了他（她）的东西，你说没偷吧，一搜你的行李包，就搜出了别人的东西！ 相比于十多年前，我们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财富越来越多，但信任却没有随着人们的富有而强化，反倒陷入了“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说我们已经困于“信任危机”都不为过。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信任”：相信而敢于托付。可现在，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相信呢，更别说敢于托付了。 在过去，我们相信报纸上说的，相信广播里说的，相信书本上写的。记得那时，当两个人争论争不出结果时，就来一句“说不赢翻本本”，翻开报纸或书本，以文字为准。可现在，信息技术空前发达了，我们却什么都不敢相信了。你看到电视上一个名人说某某药品好，很可能这药是假药；你收到一条短信，说你中奖了，其结果是你的钱被“发奖”的拿走了；网络上一条消息说兼职一天赚上千元，你去试吧，被套在里面，一分得不到。 在过去，我们相信领导，甚至无限信赖领导。领导表扬我们几句，我们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领导如果到我们岗位上来看看，我们更会受宠若惊。现在呢？领导表扬我们，我们心里嘀咕“又想让我们多干活啦”，而领导来看我们，我们心里则说“又来监视我们了”。在过去，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度也很高。而现在呢，非得盯着，或者安个摄像头，领导才放心。 在过去，自己遇到什么困难，所有的希望都会放在找领导解决、找组织解决上面。现在呢？大家都觉得“找也没用”。比如，你家里被盗了，你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给你做个笔录什么的，然后让你回家等消息，你很可能不抱任何希望。2009年，在兰州街头，一位老人拿着砖头砸闯红灯的汽车，引来叫好声一片。为什么不去找交警解决呢？一定是因为老人对当地交警失去了信任，找也不能解决，干脆自己解决。为什么叫好声一片呢？是因为和老人有同感的人太多了。 在过去，有听说过“仇富”吗？2009年，这个词成了热门词语。为什么会仇富，贫富差距固然是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穷人对富人失去了信任，对富人的致富道路失去了信任。事实上，的确存在为富不仁者，也的确存在通过占用公共资源走灰色路线致富的人。这些人固然是极少数，但他们给整个富人阶层抹了黑。 上面这些，你觉得说全面了吗？当然不全面，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为信任度低而困扰着你。早上锁门时，你是不是担心锁得不严实，进而遭遇小偷甚至邻居的偷盗？走在马路上，你是不是担心有汽车闯红灯把你撞着？坐公交车时，你是不是小心地刷着公交卡，害怕驾驶员没看见？你还了朋友的钱，你得再三强调你还他了，是不是怕他忘记？你的恋爱对象或者爱人打电话，说今天不回来，你是不是浮想到一些出轨的画面？你们单位一位漂亮的同事晋升了，你是不是会认为“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你的父辈每月几十元工资，可他们安居乐业，而你这个月拿到了五千元，你却仍然对未来十分担心。年轻时，你和爱人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觉得很幸福，而如今开着豪车也未必能够找到幸福的感觉。你在炒股吗？上市公司的报表都是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可你相信其真实性吗？股评专家说得头头是道，你相信吗？还有，你的电话响了，是个陌生的号，你是不是也像很多人一样“陌生来电一律不接”呢？信任，正在渐渐远离我们。假作真时真亦假，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象，让我们失去了辨别能力，我们只好一概拒之门外，不信为好。 我们的财富在迅速增加，我们之间的信任却越来越少。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困惑着我们，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也都有同感。美国哈里斯公司2005年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22%的美国人信任媒体，只有8%的美国人信任政党，只有27%的美国人信任政府，只有12%的美国人信任大企业。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哈伯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只有34%的人认为可以信任别人，拉美只有23%的人认为可以信任他人，非洲这一数据只有18%，英国29%属居中水平，但比起40年前的60%已经下降了一半多。 记得多年前，我看到这样一份资料。讲的是某个落后部落里，人与人之间心息是相通的，两个人相离几十公里，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其中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每时每刻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是因为人们心无杂念，彼此完全信任。后来，这一现象改变了，人们再也无法无声地沟通了，因为人们之间信任度降低了。“经济危机”始于“信任危机” 我们的市场体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包括同事间的信任和商业伙伴之间的信任。 —— 阿伦·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 经济危机是怎样爆发的？ 读者可能会笑起来：“这个问题，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而且是专家的答案，那就是经济出了问题嘛！” 是的，的确是经济出了问题。现在大家公认是美国的次贷出了问题，先是次贷泡沫破裂，然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全球连锁反应，危机席卷全世界。 危机的始作俑者，可能并没有灭亡，倒是不计其数的无辜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打击。当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疯子的心理状态时发现，他们并不是疯子，而是过于精明，但又缺乏信任—— 对未来的信任，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等。 把话题拉回到我们身边吧。2008年“5·12”大地震让成都的房价大幅下挫，接踵而至的是金融危机，更让许多房地产商们喘不过气来。但是，进入2009年的尾声时，我们却看到到处是排号抢购房屋的人。不仅成都如此，全国各地都如此，以至于经济学家们都呼吁房市太热了。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来调查这个问题，发现绝大多数抢购房屋的人，不是因为缺房住，而是怕通胀，怕通胀后手中的货币贬值—— 对未来经济缺乏信心。事实上，从2009年房价走势来看，货币的确是相对贬值了。2009年10月下旬，我和妻子去某个楼盘-爱华网-看房子，我们看中的那套要卖150万元，当时没有买是因为钱不够，过几天再去看时，涨到了170万元，而12月中旬再去打探，已经突破200万元了。原来150万元的房子，在短短两个月里涨了50万元，而我手中的货币，却没有涨，这不是相对贬值了吗？ 我们再看看股票吧，两年前上交所6 000点的指数是谁推上去的呢？是股民啊，指数在6 000点以上掉头直下，遭受损失的，也是股民。那时，不仅学生拿生活费炒股，连和尚都炒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对其他投资渠道失去了信任，而对股市又过分地信任。|!---page split---|
在非洲，有时会出现成百上千条野牛集体自杀—— 奔向一个悬崖，摔得粉身碎骨。野牛是真的想自杀吗？不是。通常是这样的：有一头正在吃草的野牛忽然对周围的环境失去了信任aihuau.com，感到恐惧。于是，它撒腿跑起来。它身边的野牛见它跑起来，也被传染了恐惧，这样一个传一个，一大群野牛跑起来了，跑着跑着，它们连为什么要跑都不知道了，只是觉得身边的牛都在跑，自己也该跑。加入到奔跑队伍中的野牛越来越多，浩浩荡荡向前冲，前拥后挤，到最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哪怕悬崖出现在眼前。 “不信任”这种心态，也是可以传染的。 “通货膨胀要来了。”一个人说。这个人这么说时，其实他对经济并不了解，甚至无法给通货膨胀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说的人可能是随意说说，听的人却用心听了。听的人赶紧把话传出去，或者召来家人或朋友商量：“通货膨胀要来了，怎么办？”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传播和商量当中后，仿佛通货膨胀真的就来了。于是，抢购黄金，抢购房产，因为这些是实物资产，比纸币更保险。这和非洲野牛的自杀是很相似的。 2009年，迪拜房产泡沫破灭，套牢了多家银行、多位欧美明星和6 000多位中国温州商人。迪拜楼市最近十年不断飙升，金融危机之前普通公寓价格达到了每平方米2万～3万元人民币，2001年一幢独立别墅每平方米只要8 000元人民币，而在最高峰时涨了三到四倍。由于迪拜是“免税天堂”，炒楼的回报率非常高。据报道，当地的售楼方式就像“卖楼花”，业主可以分期付款。楼还在打地基，先缴10%的款项，过三五个月再缴10%。比如，投资者买下一层楼的物业，总价1 000万元人民币，但首期只要付100万元人民币，3个月后房价涨了10%，这时投资者若转手卖掉，就能赚100万元人民币，因此投资回报率是100%。这场泡沫的制造者，是炒房的人，受损失的还是炒房的人，是又一场非洲野牛的“奔跑秀”。只不过有点像“击鼓传花”，谁会是最后一个接手的人呢？ 叙述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经济危机是怎样爆发的”，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首先，资本和人都有一个逐利的共性，哪里有利可图，哪里钱就多、人就多。 其次，逐利有多种渠道，当人们对大多数渠道失去信任时，对极少数渠道就会超正常地信任。这里的渠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指事实上的投资渠道，也可以指时间和空间。比如对未来货币走向失去信任，人们会选择把钱换成实物；当对银行失去信任，人们宁可把钱压在床下面也不会存到银行去。 再次，当不信任的地方太多时，人们就会恐慌，进而携资本往大家公认的“安全处”拥去。于是，泡沫被吹起来，越吹越大，当泡沫破裂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些人已无路可退了，危机由此爆发。 这个过程可以用图1-3来表示。图1-3 信任危机如何引发经济危机
由此看来，经济危机不是始于经济本身，而是始于人们心里，具体地说是始于人们心中的信任危机。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疯狂逐利的结果，实质上是人们对货币未来价值失去了信任—— 相信货币的未来不如房产的未来，对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失去了信任，对其他投资渠道失去了信任。迪拜房产泡沫也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是因为逐利的人和资本太多，把泡沫吹得太大了，实际上还是人们对手中货币的未来价值失去了信任，对其他投资渠道失去了信任。 信任危机的破坏力，远远大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恢复，又依赖信任的重建。信心总是比黄金更重要，当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时，给他黄金，他也不敢花出去。经济危机和信任危机是相互推动的。首先是信任危机推动了经济危机，然后是经济危机在打击经济的同时，又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信心，推高信任危机，被推高的信任危机再去打击经济……这也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全社会都在为“低信任”埋单 不信任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 爱默生 只要物价上涨一点点，全社会的老百姓都会跳出来说话，要求涨工资，要求政府想办法控制物价。可是，有一种巨大的浪费，或者说巨额的成本，他们却视而不见，那就是信任成本。 信任有成本吗？很多人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时，也常常摇头否定，因为在他们看来，信任只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藏在内心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会有成本呢。 信任是肯定有成本的。信任成本，可以这样定义：因为信任度问题导致了不安全感，为了提升安全感而付出的成本，就是信任成本。 住过大国企旧单身楼的朋友可能还记得，那时候，窗户破了，拿张报纸糊上就是了，出差或回老家十天半个月，心里还是踏踏实实的。现在呢？塑钢窗不保险，再加一道防护栏，门也换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盗门。一张旧报纸，换成了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成本增加了，因为你对治安状况缺乏信心，害怕被盗。 大家一定对超市的防盗系统印象深刻，每个角度都有摄像头，这些摄像头之后是总控机房。每个出入口，还有警报器，如果你提的商品没消磁的话，它就会大呼小叫。这些设备算得上高科技产品了，成本绝对不低。为什么要付出这些成本呢？因为对进店的人缺乏信任。 我所居住的小区门口有一家连锁超市，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却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平时打瓶酱油买袋盐及味精之类的生活用品不用跑很远，省了许多事儿。可是有一次我去超市买面条，却发现一个售货员一直在旁边像防小偷一样地盯着我。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难道我长得像小偷吗？愤然后，从此我再也不愿光顾这家商店了。 在2007年，我所在的企业接待一位领导—— 其实也并不是多大的官，只不过是县级市的书记。在头一天，市委办公室就出动了几十个人，考察了沿途路线，以便计划在哪里布置警察，同时，把沿路可能有危险的地方都做了排查。第二天，领导来了，那阵势可真浩荡，沿路3米一岗地站着警察，还有好几辆警车开道—— 开道车上的人一路大声吆喝“让开、让开”。这位书记出行一次，成本可不小啊，因为他对民众缺乏信任，没有安全感而不得不付出这些成本。
政府形象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语。形象是靠信任来打造的，比如改善服务形象、提升工作效率、改善市政设施、提高民众福利保障、反腐倡廉等。为什么要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呢？是为了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当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就容易落实，因为民众相信政府说话算话，相信政府的能力，他们愿意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指令。反之，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低的话，施政方针的落实难度就很大，必须付出高额的成本才能让人民大众相信并执行下去。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立柱取信”。商鞅变法之初，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他。因为国家一直没有让老百姓觉得哪里值得信赖。为了取信于民，表明政府是一诺千金的，他让人在咸阳南门外立起一根3丈高的木柱，然后张贴告示：谁能将这根木柱搬到北门外，赏黄金200两。告示一出，围观者众多，但没有一个人去搬木柱，一来因为大家不知道商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二来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天下会有这等好事—— 搬动区区一根木柱，会赏金200两？骗3岁小孩儿还差不多！过了几天，商鞅见没有动静，于是又张贴出新的告示，将赏金增加到1 000两。这下，老百姓更加怀疑了，但3天后，还是有一个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那根木柱轻轻松松地搬到了北门外。商鞅立即召见扛柱人：“你服从了我的命令，你是一个好百姓，1 000两赏金归你了。”商鞅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信任度低嘛。他所花的时间、给的奖金，都是信任成本。 我在小说《高中狗、本科鸡与博士猫》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老板因为怀疑员工报账做假，多贴了1张1元钱的公交车票，于是，他派司机开车花了半天时间去调查！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就发生在我曾经供职的单位。因为对1元钱不信任，而付出司机半天的时间和汽车油耗成本。职业场上的信任成本是很高的，老板因为不信任某位管理者，安排人员监视他，或者派人员明察暗访，这些“眼线”也是要发工资的。作为员工一方，如果不信任老板，在工作激情上也会大打折扣。比如，一个本来很有才华的人，因为害怕老板不兑现承诺的薪水，心里始终不踏实，进而不愿意全力以赴地工作。 事实上，信任成本随时随地都存在。因为对家人不信任，你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甚至请私人侦探；因为家人不信任你，你表达某种意愿时，明明是十分诚恳的，但你得一再解释说明，他们才相信你。你到一家新公司，发现同事之间信任度非常低，你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重建信任，而这些精力，本来应该花在工作上的。同样因为信任度低，你的好建议总是得不到老板的认可，即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解释，去游说，结果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以后再说”的回复。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维持朋友关系的秘诀”，其中一条是“不要向朋友借钱”。看到这一秘诀，心里真不是滋味。有困难找朋友，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啊，可如今，借钱的确会借掉不少友谊。你向别人借，别人怕你不还，不借给你，于是，你在心里很难再当他是患难之交了；反之，朋友向你借钱，你担心他不还，也不借，对方同样会和你疏远。在低信任度的今天，“不要向朋友借钱”作为每一个人的座右铭，这真是人间的一大讽刺。 全社会都在为“低信任”埋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低信任”是由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造成的，因此，这些单，也是为自己埋的。信任成本与信任度成反比例关系，信任度越高，信任成本就越低。提升信任，是减少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途径之一。高信任带来高收益 组织建立的基础不是强制力，而是信任。 —— 彼得·德鲁克 |!---page split---| 与“信任成本”相对应的，是“信任收益”。 和不相信存在“信任成本”一样，很多人不相信“信任收益”的存在。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我信任你，我能得到收益吗？表面上看是得不到的。但你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中间的收益非常可观。2005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几位朋友在成都某茶馆集会，其中一位是经济学家。“中国经济还将保持突飞猛进的势头至少5至15年，大家可以放心投资。”经济学家说。当问到投资什么时，经济学家的建议是：有企业的大胆投钱到企业中，没有企业的工薪阶层，则可以大胆地投资房产。在集会的人中间，有一位相信了经济学家的建议，买了几套房子，而其他人则认为经济学家过于乐观。事实如何呢？2009年年末，这些朋友又聚在一起了，买房子的那位已经赚了上千万元，而那些没有投资的人呢，资产反倒是缩水了。 这个例子中，买房者赚的上千万元，就是信任收益，信任经济学家，也信任了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给“信任收益”下一个定义：因为信任度提升而减少的开支，或者获取的效率优势，或者获取的投资收益和机会，就是信任收益。 我们在本书前面“全社会都在为‘低信任’埋单”中列举了许多低信任导致的支出，如果我们把这些“低信任”换成“高信任”，那些支出就通通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少，免除或减少的支出，就是信任收益。 除了免除或减少开支，信任还可以直接带来收益。在通常的认为中，收益来自于战略质量和战略的执行力度，如果两者都优秀，战略所获取的收益就大。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信任度。 执行力受技能影响，也受到执行者心态的影响。 如果是个体执行，他（她）对战略不认可，没有信心，对战略制定者不认可，没有信心，都可能影响他的执行力。打个形象的比喻吧，你叫孩子爬上树去摘一个苹果，而那棵树一看就是爬不上去的，孩子会去认真执行吗？但如果你让他去茶几上取一个苹果给你，他就会很爽快地去执行。在20世纪20年代初，松下公司要在金锋开办一个办事处，选了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负责。当时，这个年轻人刚进公司两年，对业务还不是很熟悉，松下幸之助却亲自接见他，给他精神上的鼓励。这位年轻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老板会这么信任自己，于是他十分投入地工作，业绩相当出色，并很快成为松下幸之助的得力助手。倘若松下幸之助看到这个年轻人时，对他说：“你还年轻，要多多锻炼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其结果一定截然相反。 如果是团队执行，除了对战略和战略制定者的信任外，还存在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团队成员相互信任，是团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保证。有一种关于信任的室外拓展训练，几个人一组，其中一个人从高台上仰面倒下，另外几个人在下面接住他（她）。我们发现，在这个训练中，做得最好的，总是那些相互信任的团队，从高台上倒下的人，相信下面一定会接住自己，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而那些做不好的，不敢仰面倒下的人，理由是“我担心他们放手”、“我担心他们接不住”、“我担心他们开小差”。 在商战当中，机会的把握，常常靠高效率，也就是常说的：“快鱼吃慢鱼”。高效率由什么来保证呢？高效率由信任来保证。我们知道，按照企业治理结构理论来说，企业重大决策，是需要董事会甚至股东会来讨论，然后集体作出决策的。这种讨论固然可以降低决策风险，但必然牺牲决策效率，而且集体决策常常难以达成一致，一方面由于参与决策的人认识深度不一样，另一方面由于参与决策的人常常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倘若我们足够信任某位经营者，这些讨论和集体决策就可以免了，抓住市场机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种效率收益，当然归功于信任，属于信任收益范畴。当然，前提是这个经营者的确是称职的，是值得信任的。股神巴菲特就是一个受到高度信任的首席执行官，为此，他总是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抓住重要的机会。他经手了多项经典投资案例，这些案例，如果不是因为他被高度信任，他不可能那么高效率地作出行动。比如，他以230亿美元从沃尔玛公司手中收购一家供货公司时，按常理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前期调查审计等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但事实上巴菲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收购。这个案例中有两个层次的信任，一个是公司对首席执行官巴菲特的信任，另一个是巴菲特对沃尔玛公司的信任。 因此，我认为，战略收益，取决于3个因素：战略质量、执行力和信任度。这3个因素共同支撑着战略收益的高低，如图1-4所示。
图1-4 战略收益模型
从这个模型引申出来的公式不是“收益=战略质量+执行力+信任度”，而应该是“收益=战略质量×执行力×信任度”。虽然，我们很难量化3个因素的数据，但我们可以看到3个因素发挥作用时所带来的成果。3个因素是乘数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相加，因为3个因素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战略质量影响信任度，信任度影响执行力。 3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提高，都可能提高收益。但3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了就不可能带来高收益。在假设战略质量和执行力都达到一定水平，并且不下降的情况下，信任度越高，收益就越高。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另外两个因素。为此，我们建议那些收益不明显甚至亏损的企业的执行官们，在检查战略本身质量和团队执行力的同时，认真分析一下信任度，看信任度是否足够高。仇富的根源在于信任瓦解 人和人之间的和平共处，首先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之上，而法院、警察等制度上的制约是第二位的因素。 —— 爱因斯坦 2009年5月7日晚上，浙江富家子弟胡斌驾赛车将正在马路上行走的26岁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撞死。这件事引起极大的民愤。倘若我们把事件的主角改一下，改成一辆出租车超速撞死谭卓，结果会是怎样呢？别说民愤，恐怕关注的人都会很少。因为“仇富”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心态。 在2009年里，“仇富”这个概念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高度关注。这个词很好理解，就是仇视富人。 刚接触到这个词时，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直都只是羡慕富人，怎么冒出个仇视富人了呢？比尔·盖茨那么有钱，谁仇视他了，倒是有不计其数的人视他为偶像；袁隆平拿了大aihuau.com奖，谁仇视他了？还有众多奥运冠军，一块金牌动辄获奖上百万，谁仇视他们了？富人们没有抢去我们的钱，我们穷是因为我们没本事，我们凭什么仇视人家呢？ 后来，我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章，再仔细一思索，想明白了：穷人所仇视的，并不是所有的富人，而是仇视那些采取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以及为富不仁者。 通过偷税漏税致富的人，偷的是国家的钱，也就是广大民众的钱，当然该仇视；官商勾结，占用国家资源发家的人，占的也是广大民众的资源，当然该仇视；恶意上市圈钱致富，坑害的是广大股民，当然该仇视；制假贩假、污染环境致富的人，害的是广大民众，当然该仇视；有钱了就不拿别人的生命当生命，开着豪车撞死人然后又用钱解脱责罚的人，当然该仇视；勾结黑社会，仗着有钱就为所欲为的人，当然该仇视；开黑工厂开黑矿，搞现代“包身工”的人，当然该仇视！ 如此看来，那些富人中的社会精英，不仅不被仇视，反而被人们处处尊重，那是有本事的人，凭本事致富的。 我非常赞同《仇富》一书的作者，薛涌博士的观点：“中国文化中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中国百姓传统的做法在“增广贤文”中表述得很清楚：“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你有钱，我不惹你，我躲远点就是了。如今却不是穷人躲远点，而是富人失去了安全感。我认识多位企业老板，他们除了屋内屋外安警报器、养藏獒、请保镖外，汽车也要弄成防弹的。有位老板出去喝一次茶，都要叫司机把车开着绕若干圈，确认没有人跟踪后，才敢下车。 仇富，表面上看，根源在于贫富分化，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穷人心理失去了平衡。事实上，贫富分化自古就有，我穷是我没本事，我怨不得别人，贫富分化不是仇视富人的根源。仇富的真正根源在于信任瓦解—— 当我们看到一部分人采取了非正常甚至非法手段致富后，我们就会怀疑所有的富人的致富路子是否合法。这种心态一旦被强化，就成了仇视。 如果仅仅是对富人致富路子产生怀疑，情形也不会有多严重。但是，如果穷人对法律也产生了怀疑，怀疑法律已经成为富人的工具了，情形就会严重得多了。法律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如果穷人认为自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就会放弃法律，进而采取让富人感到不安全的暴力行为。富人当然收买不了法律，但富人可以收买个别执法者，让政府权力为他们的资本服务。这种现象加剧了民众的不信任。 改革开放之前，结婚的“三大件”是“两转一响”，两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指的是收音机；那时候，理想的生活环境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别说“三大件”，就连汽车、房子很大一部分人都买得起了，但是，现在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的，绝对算不上富人。 所以，问题不在于贫穷和富有本身，而在于导致贫穷和富有两极分化的原因上面。仇富导致富人不安全，但更不安全的还是穷人。富人有钱，生活有保障，生病了有钱看病，如果觉得不安全，还可以请个保镖。穷人呢？穷人是做不到这些的。当穷人感觉到自己不安全，甚至生活无着落时，他们就会思考自己为什么这么穷？当他们看到富人的非正当致富手段后，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穷，是因为富人以非正当手段夺取了社会财富，那些社会财富中有他们的一份。 解决仇富问题，其突破口自然也不在贫富本身。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原因。通过让大家都穷或都富来消除仇富，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重建信任。在这方面，国家其实早就在行动了。比如用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就是为了打击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如果大家都通过真本事来致富，又何来仇富呢？再比如反腐败，就是打击权力与资本勾结的行为，让为富不仁者失去政治保护伞。如果富者均成了仁者，谁又去仇视他们呢？ 作为被仇视的富人，也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正视民众的不信任，进而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取信任。“5·12”大地震后，全国上下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其中许多巨额捐款，都出自富有的企业家之手。这些企业家，富有而仁爱，获取了民众的信任和尊敬。富而有仁爱，贫而有保障，贫富之间的信任重新建立起来，社会就会更加和谐。财富源于信任 在军事训练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士兵信任他们的军官，因为没有信任，他们就不会投身到战斗中去。 —— 彼得·德鲁克|!---page split---|
我在《忠诚胜于能力 升级版》一书中，已经使用过这个题目了。但那篇文章，是基于职场而言的，并且主要集中于建立员工忠诚方面来讲述。在这里，我谈一些更宽泛的内容。 事实上，不仅仅是职场，在任何领域，信任都比财富更重要。 第一，信任影响幸福指数，其影响力远远胜于财富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则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 世界上最先提出“幸福指数”的，是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为了追求公平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不进行过度的开发。不丹国土面积的74%为森林所覆盖，该国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 不丹的发展模式，早已引起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中国等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不丹人的幸福指数模型是相当复杂的，由4个柱子、9个区域及72个幸福指示器组成。4个柱子是指：经济、文化、环境及良好的管理状态；9个区域是：心理幸福、生态、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使用、社区活力及良好的管理状态，每个方面都有各自相应的指数标准。所有这些都将用72个指示器进行衡量。 深圳社科院在做“和谐深圳”社会调查考评时，列举了3类幸福指数。A类指数：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出行、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B类指数：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以及幸福感的时空参照比较（如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地区间的差异）。C类指数：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南方周末》一篇文章则列出了一个幸福公式：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 幸福当然离不开物质财富，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很难有幸福可言。但是，财富绝对不是提升幸福的唯一指标。无论是不丹模型、深圳社科院的指标，还是南方周末的幸福公式，都可以从中看出，财富只是提升幸福的众多指标中的一个，其他很多都是精神层面的指标。 信任影响幸福指数是非常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失去了信任，成天满面仇恨地生活，算得上幸福吗？而且，信任对幸福的影响，远远胜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不丹是南亚一个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的小国，其国民幸福指数却远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我们同时也看到，很多富人身家亿万元，日子却过得并不幸福，成天担心有人算计他。 第二，信任是和谐的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6个基本特征都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目标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总书记提出的这6个方面，就是和谐社会的6个基本特征。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在这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矛盾的必由之路。当然，财富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和谐。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为时过早，因为那时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 我们从总书记的6个基本特征中，可以读到“信任”。比如“民主法治”，它的前提是人们对民主法治足够信任。倘若人们对民主已经失去了信任，或者认为法律已经成为一少部分人的保护工具时，人们就会放弃这样的民主和法治。在保证和谐方面，信任是重于财富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在于这个政党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最需要的施政方针。 第三，信任是持续发展的基础，财富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却为持续发展造成矛盾。 人类需要国家机器，民众需要被统治，这是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愿意接受的事实。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机器值得信任，这个统治阶层值得信任。当人们的信任度够高时，他们会极力维护国家和统治阶层，愿意与统治阶层站在同一立场，共同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 回顾世界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人们不信任某个统治阶层时，就会放弃它，让另一个阶层来替代。面对不值得信任的统治阶层，民众并不想取而代之，但希望这个阶层让位。如果这个阶层不让，就可能爆发武装革命。通过武装革命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原来的发展势头在打破和重建中被终断，自然谈不上持续发展了。 抛开治国不谈，哪怕就在一家小小的企业里，换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这个部门的发展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上任经理按照甲路线发展，新任经理却可能来个全盘否定，改按乙路线发展。 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无数国家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财富在推动社会进一步富有的过程中，也为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我们已经多次提到，那就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解决手段，主要是靠税收，通过巨额纳税，比如遗产税，将富人的钱纳入国库，再用之于社会公共事业。当税收手段不奏效时，就可能出现上文所说的斩断持续发展的武装革命。 第四，财富来自于交易行为，信任是交易行为顺利实施的保障。 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一是继承，二是通过市场手段赚取，三是巧取豪夺。 继承巨额财富，那只是极少数人的幸运事，不具备可推广性。巧取豪夺违背社会道德甚至法律，也不具备可推广性。剩下的，就只有通过市场手段，凭借自己的本事，辛辛苦苦去赚回来了。 赚钱是一种交易行为，我从你那里买进来，直接转卖出去或者加工后转卖出去，从而赚取差价。 信任是商业社会的命脉。商业交易行为，都是建立在交易伙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我买你的商品，对你的商品品质，对你的商业信誉，对你的人品，都要有一个起码的信任，倘若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坑蒙拐骗的家伙，我可能买你的商品吗？我把商品直接转卖或者加工后转卖，同样面临着购买者的信任考察。 一个经济实体失败于市场，首先是失败于信任。三株口服液被传闻有老人因服用致死，人们不再相信它是安全的了，拒绝购买；三鹿奶粉添加了三聚氰氨，人们不再相信它及生产它的企业，拒绝购买。即使是那些产品本身没有出问题的企业，而只是被替代品挤出市场，也是因为信任降低所致。传呼机曾经风靡全球，现在谁还在用它呢？人们之所以不用它了，是因为对它失去了信任——不再相信它是最先进的了，转而相信手机比它更好。 第五，信任本身是一种精神财富，是最宝贵的财富。 从信任的重要程度上来说，信任本身已经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宝贵财富。它是一种精神财富，是所有财富中最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财富堆成一个金字塔的话，信任应该是塔基，当这个塔基动摇或者消失时，整个财富金字塔都会分崩离析。 读者朋友可能会说，上面谈的这些，似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远了一点。其实，就拿身边琐事来说，信任也是重于财富的。 有一天早上，我送九岁的儿子去上学，我给了他10元钱，同时对他说：“不能乱花啊，尤其不能去买垃圾食品。”没想到，孩子像受到了伤害，坚决不要我的钱了。后来，我意识到应该信任孩子。为了表达我对他是信任的，即使他不需要钱的时候，我也对他说：“我很放心你，我知道你会好好安排的。”结果，孩子真的不乱花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