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长途跋涉、排队挂号、来回奔波??每一个到大医院看病的患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大多数中国的计划资源一样，中国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看病的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地方到首都，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般层层逆向而上，而这些庞大的看病大军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
有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源于体制弊病，是管办不分、监管缺位所致。笔者认为在医疗领域，政府可通过强化对主管部门的激励，通过法律制度约束，来加强行业监管，而“看病难”、“看病贵”则源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医生普遍追逐自身利益，违背“医者仁心”、“无德不医”的行医之道。笔者认为应加强医学“人文关怀”的建设，促进高尚“医风”、“医德”的回归，而这并不是“管办分开”能做到的。在很多人的视野中，中国医院的痼疾在于以上分析，当然了，宏观问题百姓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去关注，人们只关心自己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好排队，排好了队是不是还有一个好医生，然后是不是能够得到比较放心的治疗，但有一个问题其实始终隐藏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那就是，从你走进医院周边范围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被一个“环医院经济圈”所包围了，至少在记者的了解中，鲜少有人能够不涉足这个经济圈。
据了解，中国人口占世界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中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于是乎，在大医院的周围，一条涵盖了吃穿住行的环医院经济产业链便应运而生。
医院周边的“看病村”
“两人间最便宜的60，就走一站路，在XX招待所，还能24小时洗澡。”“出租单间，高中低档，免费做饭，供暖充足??距离医院步行仅10分钟。”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的周边，诸如此类的招牌四处可见，在这里，廉价简陋的房间成为了诸多来京看病人群的落脚之地。
旅馆就开设在普通居民楼里，从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区的房子没有区别。进入房间里，就会发现住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为了治病临时拼住在了一起。走进其中一个旅社，狭窄昏暗的走廊仅能容一人通过，房门一个挨着一个，里面不时传出嘈杂的电视声和谈话声。两三个房间之间，是一个公共卫生间。
据一位长年蜗居“看病村”的病友介绍，他们在“看病村”的生活大体是这样的：早上6点半左右起床，出去随便买点早点，吃完去医院化疗、打针，大约10分钟就完成，然后和病友聊天；中午11点左右去附近的菜市场、超市买点蔬菜和肉，自己简单地烧一顿午饭；下午就在旅社里看电视、睡觉；晚上喝点粥后，9点左右就睡着了。
即使这般低廉的价钱及简陋的环境，也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的，更多的来自于农村的或家境贫寒的病人，不得不去住价钱更加低廉的地下室。相对来说，地下室的收费他们也才将将承受得起，房间的价格在每天150元左右，如果只是单租床铺稍微便宜一些。在一间地下室，记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挤满了5户人家，中间只用帘子隔开，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间里。连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则露宿在外，夜里他们时常带着铺盖直接睡在医院的挂号大厅。
“吃什么？进来看看吧。”“看病村”附近的居民楼大同小异，一楼的几间房子基本是小饭店，老板娘见有人进来，便大声吆喝。有几家小饭店，吃饭的客人很多，还要排队等“翻台”。
在北京，聚集了众多的知名医院和知名专家。为了看病，很多外地人到此寄居，少则数月，多则几年。住不起医院病房的病人住到了其中的旅馆，没有医保的病人不得不去医院周边的药店买药，进而也就形成了以旅馆、药店、医疗器械店、餐馆、水果店等为主的规模不一的“看病经济圈”。
看不见的利益网络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医疗资源亦位居金字塔的最顶端，具有一流的专家、一流的技术和最先进的设备。据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上百万个，绝大部分从外地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的病人都希望能得到这些专家提供的高质量医疗服务。这几年来，随着外地进京看病人数的不断攀升，催生出一个特殊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
求医心切的人们，通过凌晨排队、网上平台和电话预约都挂不上专家号。可就在医院周围，却有不少“号贩子”在叫卖专家号，并且承诺，可以由患者指定医生，直接拿出加号。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提供了一个“市场途径”。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额的差价，催生了挂号买卖的黑市。
在北京几大医院门口，层层分工、组织严密的号贩子网络已经形成。一位在北医三院周边开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诉记者：号贩集团里有老大、二号贩子、三号贩子和四号贩子，四号贩子是最底层的，他们偶尔也会自己排队挂号，但更经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价格雇佣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昼夜排队。每一级号贩向上一级号贩提交一部分提成。
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刘国恩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从技术层面上解决号贩子倒号卖号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号贩子只是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一个瘤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填补的医疗资源供应缺口和失衡的资源配置。
而医院附近的日租房看似价格低廉，其中的利润却相当之高。
医院门口大概有几十号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拉人住宿，据了解，他们也不是老板，他们组成了一个网络，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各自管理各自的经济，但是共同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据一位在医院附近经营日租房的业内人士称，目前他们50多个人手上共有80多套房源，这些房子有的是自己的，有的则是通过中介租来的。
医院经济 路在何方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医疗卫生需求快速增长，医疗卫生资源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80％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而那些所谓的环医院经济产业便随之生发。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名医和专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个社区都有水平不逊于专家的全科医生，公众看病首先是去社区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一级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解决不了的病，要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这个过程大约有一两个月。大医院根本不设门诊，只接受转诊。
海量的进京看病人群带来的冲击，已经令北京三甲医院医生成为全世界劳动量最大的群体之一。
在附生于现有医疗资源条件和制度下的机构遮蔽下，住在“看病村”的人们看不到层层叠叠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们唯一明确的就是，带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专家看上病。而由于专家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分配不均，他们为了挂上所谓的专家号又需要在医院附近住上很久，没钱没关系的他们，甚至连找票贩子买号的机会都没有。
“归根结底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特需医疗挤占了太多的医疗资源。”北方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方崇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近年来，特需医疗、VIP病房等特需医疗服务纷纷在医院落地生根，同时也常常为人诟病。特需医疗服务是指医院在保证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为满足群众的特殊医疗需求而开展的医疗服务活动，包括点名手术、加班手术、全程护理、特需病房、专家门诊等形式。
“有些干部生病后其实用不着住院，比如轻微的发烧，但是他们要求住院。住院期间只是简单地挂两瓶盐水，就这样占了一个床位。医院里床位本就紧张，每天要求住院的病人太多了，床位根本周转不过来。”
“新医改”的三年阶段性目标有一条是“强基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希望把能够在基层医疗单位解决的问题就地消化，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应用。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推出“预约挂号制度”、“分级诊疗转诊制度”。但现实远没有期望的那样美好，上大医院看病仍是当前中国百姓就医的主流。
关于医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导和进行市场改革的争论，但不论是主张政府主导还是主张市场改革的专家，所能达成的有限共识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资源供不应求”是目前中国所有医疗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在欧美国家的公立医院里，只有急诊科室，一般门诊都需提前预约。一旦生病，是由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诊断，需要送往公立医院救治的才转院治疗。这就大大缓解了大医院的资源紧张问题，合理分配了各种医疗资源。方崇星强调，虽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比较完善，但是同时出现了金融危机的窘境。所以，如何合理给予财政补贴是值得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