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一读者，读完《选举的故事》，发来感言。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农村贿选竟猖獗到这等地步。在他眼里，江浙农民的素质，在中国该是首屈一指，连他们都无法运行民主，民主在中国的前景，不禁令他无限悲观。最后他感慨：“民智未开，民主堪忧！”
久违了，民智。久违了，将民主的乱象归结于民智未开的论调。
近代以来，开民智俨然世界潮流，毋庸再议，哪怕心底万分不愿民智开化的权力者，都不敢公开逆行。那么，争议在哪里？第一在于对民智的判定，第二在于开民智的路径。
吊诡的是，近代史上，无论执政者，还是反对党，一度都强调民智未开，并以此论证自家的政治主张。就我所读，康有为、梁启超最早直接谈民智未开。1896年，梁启超作《古议院考》，以民智未开为由，建议缓开议院：“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昼夜赶工，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其中有言：“……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这不仅立意，就连言辞，都与梁启超如出一辙，换作今日，不免要被质疑为“代笔”。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同时声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所以，立宪需要一个预备阶段，“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民智未开，遂成为清廷拖延宪政最堂皇的理由。
晚清过后是民国。袁世凯恢复帝制，请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古德诺助阵。古德诺作《共和与君主论》，纵论古今中西，结论云：“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暗示，基于民智未开，中国该由共和制返回君主制。
袁世凯的对手孙中山，则以民智未开为由，主张国民党训政：“……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之后而还之政也。”
……
不妨断言，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到今天，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到那位悲观的读者，民智未开，简直可谓共识。譬如，当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缓行立宪，在野的梁启超同样认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当古德诺指出以中国人的民智并不足以支撑共和制的运转，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之。其实早在1903年，他便说过：“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
当然，这些人达成共识之后，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甚至彼此仇视，争战不止。他们的方向，有些促成了民智的开化，有些则在阻止民智的开化，因为一旦民智开化，他们的政权与意识形态就岌岌可危。
除了对民智的判定，这些人还有一点共识。确认了民智未开的前提，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中国该怎样，而是中国不该怎样。这让我想起刘瑜《素什么质》结尾的提醒：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这一反一正，完全是两种结局。主张“不该……”民智未开便被定性为终点，它如何还能开化呢；主张“该……”民智未开便被定性为起点，开化才成为可能。正如教孩子游泳，邻人告诫，孩子太小了，放在水里有危险，那么，你是认为“孩子太小了，所以不该冒险（这样他才能平安）”，还是认为“孩子太小了，所以该冒险（这样他才能成长）”，倘坚持前者，那么这孩子只怕永远都无法学会游泳。
酌古斟今，今日中国，民智开了吗？依然见仁见智。照那位读者看来，农村贿选风行，足见民智未开。照我看来，百年以前，农民压根不知选票为何物，而今，不但见识了选票的面目，还能为其估价，价高者得，你不让他投票，他则不依不饶，这何尝不是民智开化的表现？
有人开玩笑：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么说，问题不是出在民众的智识，而是官员的灵魂。
说什么民智未开？口口声声“民智未开”的阔人，恐怕自身的头脑与视野才需要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