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的小册子。在出版之后的10年里,这本书一共只卖出了800本。不过,它让翻译者成了中国企业界的知名人物。这本书就是全球管理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出版于1911年的《科学管理原理》。翻译者穆藕初(1876~1943)是一个年近40的留美学生,他曾为此几次拜访过泰勒,是唯一跟这位伟大的管理学家有过切磋的中国人。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棉商家庭,19岁就进了棉花行当学徒,终其一生,都与棉花纠缠在一起。他在南洋公学读过书,在赫德的海关就过职,还被张謇请去当过江苏铁路的警察长。33岁的时候,他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得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他的南洋公学同学黄炎培的儿子、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后来回忆说:“穆伯伯从怎样种棉花、种好棉花,到棉花怎样纺成纱、织成布,到怎么办工厂,怎样有效地管理工厂,他是有目的、整套、有计划地系统学习。这样有计划的、跨专业、多学科、成套学的留学生,在他之前没有一个。”
穆藕初学成归国后,当即与兄长筹集20万两银子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一夜成名。德大成功后,他很快集资120万两白银,筹建厚生纱厂,几年后,又集资200万两成立郑州豫丰纱厂,该厂拥有职工4 000多人,已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现代企业。穆藕初回国五年,开出三家工厂,一跃与张謇、荣家兄弟、周学熙并列成为棉纱业的“四大天王”之一。
与其他三位“天王”不同的是,他们分别是士商、民商和官商的代表人物——穆藕初出身科班,学理深厚,所以,他对产业进步和工厂管理创新的贡献尤为突出。
1920年,厚生纱厂赴长沙招聘女工。当地的《湖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厚生的招工行为,其炮火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劳动工时长达12小时,二是每月工薪只有8元。穆藕初发表文章反驳,认为“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还嘲讽说:“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究,宁以行胜,勿以言胜。”他的驳文引来朱执信的猛烈抨击,朱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也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理论家。他在《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一文中,认为穆论荒谬,实业家不能以救国为理由大赚其钱,只有根除分配不公,才能实现社会进步。这场大辩论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卷了进来。他在《新青年》上刊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长篇调查,认为厚生纱厂的做法是榨取剩余价值,穆藕初应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这场辩论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也是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工商界的第一次实证性亮相。
让人惊奇的事实是,尽管穆藕初有如此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科学管理水平,却还是在1924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尝到苦果。在那次因棉花价格暴涨而诱发的产业危机中,他的三家工厂相继陷入困境,德大被荣宗敬收购,厚生因发生股东争吵而清盘,郑州豫丰更是因为地处军阀混战的主战场而受波及,后来被迫抵押给了美国慎昌洋行。穆氏败局似乎表明,中国的确存在一种独特的商业土壤。
1928年,穆藕初被他的美国大学同学、蒋介石的“钱袋大管家”孔祥熙推荐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次长,他相继编订了众多的工商法规,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等。这位深得美式商业理论精髓的实业家认定:“在人事日趋繁颐,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在,无论什么团体,都要以法治为本,然后有一定的轨道可循,有一定的规矩可遵。”
抗战时期,穆藕初担任农产促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极缺的情况,他发明了“七七棉纺机”。由于该机每台仅需1人操作,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摇纺机数倍,因而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大为流行。“七七”之名,在于让民众毋忘“七七事变”的国耻。这种“技术创新”跟穆藕初当年在美国大学的所学知识已经相去甚远,却也是这位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在专业上的最后一次贡献。
1943年,穆藕初因罹患肠癌去世,简陋的奠堂之上,最醒目的一条挽联是四个字——“衣被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