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留下的神话



  步鑫生——浙江海盐人。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

  在步鑫生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将企业扭亏为盈,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领头羊,成就了一段传奇。1983年其事迹成为全国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1984年,步鑫生因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厂而导致工厂亏损,1988年,步鑫生被上级主管部门免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职务。

  “‘步鑫生神话’当时会轰动全国,是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因素的。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徐华如此评价。

 浙商步鑫生:在海盐衬衫厂留下的神话

  时代造就“步鑫生神话”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产供销一体,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国有企业盈利全部上缴,亏损国家补贴。企业经理由主管局任命,政府管理体制。这就是所谓政企不分。1978-1992年为了针对高度集中的国营企业体制,重点是简政放权。

  徐华老师讲到,那个时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当时的资源都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工人创造的财富由国家统一分配,牺牲的是工人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干活多的工人,干活的多少不会影响到工人的收入,这就严重的打击了工人的积极性。国家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想要恢复工人的积极性,就需要改革。

  步鑫生在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后,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锅饭”。多做的不多拿一分,少做的不少拿一分;干好干坏都一样,从1979年起,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了一项规定,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就在车间里搞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此话由步鑫生说出后曾风靡一时。

  “当时的简政放权就是将企业的人、财、物全放给厂长处理,但也是有区别的,越是靠近中央越难以实施。”徐华老师分析道,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大型国企是行不通的,因为越是靠近中央的企业,受到的行政干预也就越强。步鑫生所在的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是属于地方上的县级国有企业,而且衬衫这种产品不属于重要资源,不需要国家统筹规划,因此其改革的自由度较大,产品也更面向市场,其改革的难度小得多了。

  步鑫生当上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扣了工资,他甚至还开除了两个人。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很是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曾有美联社记者在1984年5月20日的一篇新闻中生动地描述说:“他的工人威胁要杀他,他的妻子由于过度担忧终于病倒而住进精神病院。但是,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先生,顶住了压力,成为中国改革浪潮中的一名佼佼者。”

  打破大锅饭的同时,也就是打破了一部分人想不干活白拿工资的情况。也许有人说步鑫生不讲人情,脾气暴躁,但他提倡的按劳分配在现在来讲却是很平常的。

  “步鑫生热”的产生并非偶然

  也许步鑫生在打破“大锅饭”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当时整体的经济环境与状态,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改革会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怎样的影响,也许他仅仅是抱着搞好企业的想法,但他实行的改革却恰恰顺应了当时的改革需要,并被推上了改革的前沿。

  1982年,海盐衬衫厂以年产130万件衬衫的能力步入著名衬衫厂行列。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那年的3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从1980年至1982年间,实现税利164万元,这在当时的中小企业中已是相当高的。

  1983年11月6日,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在海盐县武原镇采访后无心中写的一篇内参《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被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并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十日后,新华社便将童宝根的通讯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以“编者按”的方式同时发出。

  这份“内参”并没有使步鑫生出名,此后,1983年在12月的《浙江工人报》上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新闻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指责步鑫生专断独行,开除了厂工会主席。此后,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步鑫生,认为步鑫生是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但是,胡耀邦在这个调查报告上写了批示,认为应当抓住这个活榜样,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1984年2月,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且配发了“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上千字长篇按语。

  此后,“步鑫生热”平地而起,海盐迎来了很多外地人,众多记者前来采访,各地企业家也纷纷前来听报告。一时间,步鑫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包括军队的一些人也来找步鑫生给部队改革提建议。

  对此,步鑫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道:“我说这个不行,我部队里都没进去过呢!怎么好谈军队改革。”而对方一位军长说你们企业在搞改革,我们部队也要改革,改革都是相通的,结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把步拉到部队。“我骑虎难下只能说工厂发展不在于人多,关键在于技术设备要先进。部队呢,也不在于人多,要武器先进,要现代化设备。”

  找步鑫生做报告的人多得让步鑫生无暇参与工厂的日常经营。后来有关部门专门下了文件,师级以上的干部由步鑫生专门接待,其他由省里和县里专门设立接待站,大家集体听录音。“这也得罪了很多人。”步鑫生事后分析。

  步鑫生的不由自主

  步鑫生在回忆中说,当时有些人希望他上西装厂并达到相当规模,他抹不开面子,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将8万套的西装生产线计划变成了年产30万套,18万美元的预算也变成了80万美元。徐华老师对此有着很深的体会:“虽然厂长对企业有一定的权利,但当时的企业仍摆脱不了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企业需要银行贷款的时候,更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否则很难贷到款。”

  1984年,海盐衬衫总厂开始上马西装项目,步鑫生在多年后的媒体采访中说道:“开始我不愿意搞,衬衫和西装毕竟不一样啊。”步鑫生迫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他把年产6万套规模计划送到省里时,一位主管厅长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最后6万套变成30万套,三年以后年产量80万套,而18万美元的预算也变成了80万美元。

  可是,当1986年项目建成的时候西装市场急剧萎缩,同时国家出台宏观调控,财政紧缩。钢材涨价,水泥涨价,投资成本激增,当时海盐衬衫总厂年利税最高不过一百多万,而西装贷款利息就要四十多万,“等于靠我原来的衬衫去补西装的窟窿,小马拉大车怎么拉得动。”步鑫生认为海盐衬衫总厂由此转折,效益急剧下滑。1988年1月16日,步鑫生被免职。

  徐华老师向记者回忆道:“那时的国内企业都在投资扩产,扩大产值,直接导致当时国内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希望上生产线来提高产值,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企业的管理者本身也想搞生产线,也同样希望能升官,工人更是不管,产品生产多了,工资就多。从上到下皆大欢喜,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国的市场。”据说,当时的海盐衬衫总厂生产的西装卖不出去,就每人发一套,甚至连菜市场买菜的都穿着西装。

  多年后的步鑫生回忆当时,愤愤不平,他认为西装项目的上马是海盐衬衫总厂最后衰落的直接原因,而这个项目也是长官意志,并非他这个厂长的初衷,而且层层加码,最后要搞成中国最大的西装厂,“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没有顶住压力去搞西装。”

  在免职的消息宣布几十天后,步鑫生就离开家乡,去了上海随后又北上,先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后又接受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到秦皇岛创办步鑫生制衣公司。步鑫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上,是1998年11月,他以步鑫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工商界高峰会。

  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肿瘤切除了肾脏、脾脏。出院后,步鑫生定居上海,在此后的一次采访中,步鑫生感慨道:“我现在有个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到江西共青城看看耀邦同志。”

  回顾步鑫生的神话,给予人们启迪,到底是步鑫生引领了当时的经济改革呢?还是当时的经济背景引领了步鑫生的神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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