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民间资本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市民社会开始建立，自由主义经济盛行，以此为基础，中国民间资本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最好的时代结束了。国难当头，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损害与牺牲。
时至今日，我们仍感慨60年前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们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爱国行为与经商之道。他们不仅在逆境中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工业，也留下了实业救国的精神。
荣家：世道变，商道不变
抗战开始，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不外逃、不内迁，静观其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袭上海。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下，在沪的150余家兵工厂、机械制造厂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内迁至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而更多的轻工企业则在观望等待着，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颇有影响的荣家。
荣家是指以荣宗敬、荣德生俩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系统。它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初创于1896年。至1931年，荣家企业已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创办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21个，即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和申新一至九厂。1932年，荣家企业的日产面粉能力达10万包，这一数字约占当时除东北地区之外的全国民族面粉工业总生产能力的1／3；同时拥有52万余枚纱锭和5300多台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及之后上海、无锡的相继陷落，使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申新总公司于1938年10月委托斯班脱(GrahamSpainter,Ltd.)所做的恢复旧观调查报告显示：在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中，仅申一、八两厂损失的固定资产就高达383万元法币、1009英镑及1961美元，间接物资损失134万元法币，两者合计超过了500万元。
尽管如此，经再三筹思之后，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还是决定分别坐镇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战争中的发展
在战争中，损失是可视的，而机遇却是无形的。“对荣氏兄弟来说，选择留驻上海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借战争赚取企业利润的考虑。”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家族企业的潘必胜博士对记者说。而事实也是如此，“战争”在此前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都是荣家企业集团发展大事记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词语。
据《荣氏家族》记载：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的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打响，这使得“茂新”积压烟台的21万包面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茂新”面粉在北方的销路由此打开。
1914年秋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
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即使在抗战中，早期蒙受了巨大损失的荣家企业也在短暂的“孤岛繁荣”，化不利为有利，为荣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这不能不说荣家具备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虞和平教授向《商务周刊》介绍，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因此，当时留在租界内的荣家企业赚了不少钱。
据本刊查找到的申新九厂会计部门职工龚储英1959年1月的访问记录显示：1938—1940年，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需要纱布“极为殷切”，所以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那段时间是上海纱厂界高速发展期。
主营面粉业的荣家“福新”系同样在“孤岛”时期迎来短暂的高速发展期。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著的《荣家企业史料》记载：以福新二、七厂为例，两厂在1937年共亏损了32万元法币，1938年时已成功扭亏为盈；一年后盈利额已高达210万元法币(当时1元法币约合0.29美元)。
此外，《荣家企业史料》还显示，荣家用赚来的钱先后开办了广新银公司、大新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申二、九两厂利用银行贷款，大量购囤外国产棉花。1942年5月，荣家在汪伪政府币制改革之际，以仅相当于7936两黄金的款额，还清了荣家企业所欠在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
日军占领，企业经营依旧
在战争中生存仅有商人的精明是不够的，荣氏兄弟很明白这一点。1920年“申新”三厂的筹建工作遇到困难时，荣德生就曾感慨：“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我只想老老实实办实业，可是不靠官场、不依赖乡绅就一事无成。”
在租界内，荣家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申新二厂与美国企业订立租赁及经营合同，申新九厂改用外商名义，而申新三厂和茂新股东在上海创设的丰台公司则是向美国注册。
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二、九厂“归为国营”，企图侵吞这两家在“孤岛繁荣”中利润丰厚的荣家企业。据《荣氏家庭》描述，正是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以1937年底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作为维护其大规模企业所依靠的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类似日军成立的“大道政府”(即伪上海市政府)，带有“维持会”的性质。参加这样一个组织，作为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及福新面粉公司总经理的荣宗敬考虑的是：“上海目下事实上已无政府，在此种情况下，人民当果敢大胆，作减少痛苦之举。”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荣宗敬还曾向《大陆报》记者指出，上海市民协会与“大道政府”毫无关系，并无政治性质。
在荣氏家族内部还在争论之时，蒋介石政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民政府下达指令：荣氏在武汉的厂子必须要拆。宋美玲还为此亲自去过厂里，表示“如果不拆就毁掉”。无奈之下，荣家最终同意将“申四”、“福五”厂拆迁入川。
出乎荣家意料的是，入川后的“申四”、“福五”厂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荣家企业史料》称：“以‘申四’为例，‘申四’重庆厂生产的棉纱因为战争造成的物资内运困难的缘故而供不应求，即使价格不断上涨，也总有客户排队求购。”
“申四”的账表资料显示：1939—1945年，“申四”重庆厂的盈利约合战前法币325万元，盈利率高达70%，而如果将暗账盈利额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两个数字则可分别达到934万元法币和161%。
内迁企业获利的充实，使它们能够在大后方建立起一整套工业生产配套企业。1939—1945年间，“申四”、“福五”共在内地迁建了11个企业单位。其中，作为“申四”内迁的重点之一的宝鸡厂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俱佳，1939—1942年的短短几年间，纱锭数量从2000个增加到20000个。
潘必胜认为，荣家内迁企业的历史意义在于，“这些内迁或迁建企业在为荣家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当地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着先进工业生产技能和企业管理理念的人才，这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除部分资产赴拉美发展之外，荣家企业继续留在大陆生产经营。毛泽东对荣家也评价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族中，荣家是第一户。”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潘必胜如此理解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荣毅仁家族的创富之路
荣毅仁
●191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荣氏家族
●1949年，决定留在大陆
●1956年，将自己的商业帝国上交给政府。
●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3年-199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
●1942年，出生于上海。
●1959年，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1978年，只身南下香港创业。
●1982年，与人歙为在美国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1986年，加盟中信香港公司。
●1993年，荣升香港赛马会董事。
●1998年，正式掌管中信香港公司。
●2000年9月，荣毅仁家族在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18%的股份，价值19亿美元。
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
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
荣毅仁祖籍江苏，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荣毅仁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与杨鉴清结婚。其时，抗日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是决定荣毅仁及其长子荣智健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因为在这一关键时刻，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周恩来总理给予了他无限的关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
1979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在北京诞生了一个新型企业——中国中际信托投资公司。根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章程》及有关补充规定，该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主要是：
(1)吸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信扎存款、信托投资和商业信货。
(2)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
(3)利用外资在同内组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
(4)接受国内用户委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5)在国外投资或与外商合作办企业，开拓海外资源。
(6)发展租赁业务，引进技术设备，促进我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7)经营房地产业务。
(8)提供经济、法律、技术等咨询服务。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这位20世纪3年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
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今天各种企业债券，国库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说中信干了一件赔钱买卖。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辨，现在江南仪征化纤厂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的突出效益，证明了中信的选择是正确的。
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所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第一次是1月份在日本发行300亿日元公募债券；第二次是8月份在香港发行3亿港币公募债券；第三次是9月份在联邦德国发行1亿5000万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第三次是12月份在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债券。发行时机和发行条件都很好。
1990年12月，上海黄浦江畔敲响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张的铜锣，被视为"资本主义"特产的股票引进了中国，作为现代社会"朝阳无烟囱业"的证券业在中国蓬勃展开。从现在看，当时中信发行海外债券，是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吃螃蟹"的举动。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凭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凭部等。
由于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公司勇于创新，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业务发展十分迅速，至1986年底，在香港、日本、美国、西欧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业务往来，与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国内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个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由于CADI公司产品新颖，质量优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
创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国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Gaphics公司收购的28%的股份。1984年公司上市，是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民踊跃认购，价格一路狂涨，翻了40多番。
荣智健还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局发表过独到的见解："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动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97，使其97后保存下来，我认为是决定97年后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对97后外籍公务员问题有些看法。我认为可以适当地考虑用些外国人，我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包括我们的经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才能为政府服务，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方面。"
大企业首脑的身份分析，认为香港过渡要尽量保持这一套班子，这个问题是关键，这一套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并容易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
荣智健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尤佩服其身份这么高，生活却非常朴素。
他不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也收集古董和字画，兴趣广泛；此外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
1992年2月，荣智健在一次驾驭AcuraNSX路车时被指控超速驾驶，判罚6500元。
赛马是他的新兴趣。1993年他用100多万元买了一匹马，取名"天河"，这使他晋身为香港赛马会马主，又当选为马会董事。有一次他落注赢了3700万元彩金，他用这笔钱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
他的左右手范鸿龄也养了一匹出赛马，取名"天风"，与"天河"同属"天"字辈。
荣智健：“红色资本家”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自己相信是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大陆解放，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拥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本身又处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心，荣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那时候，荣家在上海的大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陈设着红木家具和昂贵的瓷器、古玩、盆景，厅堂当中高悬着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荣智健小时候就在这里度过。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智健的父亲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荣家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已实行公私合营，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担任直接的经营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不必从小吃苦。据一些当年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那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幼年的荣智健就表现出了他慷慨好客、自信自强的一面，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也是他容易结交朋友，获得帮助的原因所在。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家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体育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荣智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了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
富豪荣智健再续荣氏百年家族神话
连续三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荣智健都始终稳稳地坐在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仅隔两年，财富几乎翻了一番。
和荣氏家族鼎盛时候相比，荣智健的商业规模虽不可同日而语，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神话，荣氏家族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迎来了一个新的飞跃。
“这恐怕和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财富家族一分子有关，家族的传统使他能够对财富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
不至于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像下水道的井盖似的，没有窟窿就不去堵。”著名财经评论员郭松民这样评价说。
出身名门
在福布斯罗列出的中国富豪中，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靠搞民营企业富裕起来的一代，他们的上一辈几乎没有一个像荣智健家那样有权有势。荣智健因此有着其他富豪无可比拟的家庭背景，他未来的成功之路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铺就了。
少年时代的荣智健生活过得非常优越，即便是在解放后、50年代公私合营等重大时势变迁和经济冲击的时候，由于荣家所处的特殊地位，都没有对他的成长产生过负面的影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荣智健才十几岁，就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红色英国Singer敞蓬跑车。1959年，荣智健在天津读大学时，正值大跃进，很多学生连馒头都吃不起，荣智健却能经常请他的同学一起去吃排骨。
有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不是他父亲荣毅仁的影响，他在香港根本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中信和他父辈的背景作为依托，荣智健的创业之路肯定要比想象中艰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智健本人却不这么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这和大多数世家子弟的论调如出一辙。
逆境磨练
荣智健大学毕业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的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他只身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在水电站，他从不摆富豪高干子弟的架子，工作起来踏踏实实，而且非常平易近人，领导和同事们无不对他刮目相看。
在水电站干了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荣毅仁自身难保，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
荣智健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几乎什么粗活都干过，这样的磨难是荣智健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不光是他没有，他的祖辈也没有。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不仅让他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使他从此养成了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多年后他闪电般地在香港掀起一轮收购狂潮，跟这样的性格不无关系。
独荡香江
1972年，荣智健回到北京，进入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又一个六年过后，他告别妻儿，持着单程探亲签证，独自南下香港，开创了他新的事业征程。
他的堂兄荣智谦和荣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荣智健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荣智健的第一笔创业资金是父亲为他提供的100多万港币。
1982年，这家名叫爱卡的电子厂被美国一家大企业收购时，荣智健得到了720万美元，是当年投资额的56倍。
荣智健并没有见好就收。坐享其成，这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在他看来，这么点钱在财阀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他要像他们那样，非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不可，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和光芒。
公司售出后不久，他便拿出其中120万美元跟几个在美国的工程师合作，在加州合资创办了CADI公司，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由于产品新颖，盈利丰厚，不到一年，就吸引到美国一家硬件厂商收购了28%的股份。
两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飙，翻了40多倍，荣智健赚得盆满钵满，至少获得4800万美元，他的总资产超过了4亿港元。
在第三个六年里，从100万到4亿，荣智健财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
收购狂人
荣智健跟荣宗敬有点相像，敢于冒险，有魄力，他1986年正式加盟中信(香港)之后一系列大胆的收购动作着实让人看到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
荣智健上任之初，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在收购之前，这一提议曾经遭到许多董事会成员的公然反对，因为当时世界航运业普遍低迷，香港航空市场也很不景气。
为了说服他们，荣智健花了六个月做调查研究，他最后给出的解释是“香港要繁荣，处处得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飞机，国泰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有一支优秀管理队伍，发展潜力巨大。”没想到北京总部在听到他的汇报之后，不到5天就批准了，国务院还特地批准给他们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
在尝到了国泰带来的甜头后，1990年，荣智健又以5亿港元购入港龙46.3%的股权，将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收进囊中。就在这一年，他进行中信(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以100亿港元的高价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荣智健的野心越做越大，对于觊觎已久资产高达70亿港元的恒昌企业，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前那种小规模收购了，而是想一口就把它直接给吞下。通过复杂的资本运作，他最终只用了40亿港元的价格就拿下了这家资本大鳄。
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基建，荣智健执掌下的中信泰富所涉足的行业无所不包。历经26年的摸爬滚打，以十几万美元起家，到如今的14.9亿美元，荣智健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在延续祖辈们的商业帝国之梦。
荣氏家族的百年沉浮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家族奠基人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红色资本家”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正在隐去的第二代
如今，荣氏家族已经有第五代了，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德国和港澳等地。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一个。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的荣鸿庆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经营55年后把事业重心转向台湾，该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
近年来，荣鸿庆经常来往于两岸三地，为的是进军大陆金融市场。一旦两岸放开金融上的业务往来，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在银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荣鸿庆还不忘在纺织这个老本行上争取更多大显身手的机会，和他的银行发展策略一样，他也把纺织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大陆。1990年，荣鸿庆就同姐姐荣卓如一起来上海，决定将南洋沙厂移机来沪合资经营，与当时的上棉二十二厂合资开设申南纺织厂。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这家工厂是目前上海纺织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荣鸿庆任董事长。
尽管生意越做越大，却难以抵抗岁月的侵蚀，已经81岁高龄的荣鸿庆，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不如从前。
“智字辈”皆为商业翘楚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继承荣家衣钵、延续荣家商业辉煌的中坚力量。
荣智健以外，“智字辈”里事业最成功的首推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可惜英年早逝。
荣智鑫在家排行老六，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的时候，荣智鑫才5岁。15岁那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
幼年丧父，荣智鑫的家境没有荣智健那样好，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荣智鑫在美国电话公司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三年后，他决定回香港“碰碰运气”，用筹来的50万港元跟几个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专门代理美国牌子的香烟。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这家公司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这时，荣智健还在四川凉山继续他长达六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电脑业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这个契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荣文科技有限公司，1982年7月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揭开了荣智鑫事业发展历程新的一页。
荣文成立仅隔三年，荣智鑫又把挣来的一部分钱与其兄荣智谦合伙开办爱卡电子厂，当年，荣智健初到香港，兄弟俩决定邀请这个远道而来的堂弟一起加盟。
如今，荣智鑫非常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而那些身在异国的“智字辈”们的风光程度也绝不亚于荣智健和荣智鑫两堂兄弟。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自1954年定居德国之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德中两国贸易的发展。1979年中信创立时，荣毅仁才恢复工作一年多，她特地向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定制了一辆豪华面包车，作为礼物送给四叔荣毅仁。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当时北京城里绝无仅有，很出风头。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外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
1979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荣毅仁在香港从事电子产业的侄子荣智鑫，以及在美国的外甥李乐莘是率先与国内建立业务往来的华人企业家。
寄望第四代
“智字辈”大部分都步入晚年，比较年轻的荣智健也已经62岁了，就像荣德生当初把荣氏家业托付给荣毅仁一样，荣家第三代传人也将面临着确立接班人的问题。
事实上，荣氏家族并没有将选才育才的范围局限在家族内部，而是广纳贤才，并且非常注重教育和培训，为企业长远发展做铺垫。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可是荣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济济，所以解放前的荣氏各大企业一般都是由荣家自己人独当一面。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自从荣氏家业转成公私合营之后，企业也就不再属于自己独立掌管，荣氏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视。直到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集团的时候，才重又让人们想起了接班人的概念。
而现在，真正能算得上荣氏家业第四代继承人的就只有荣智健的后代了，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唯一的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从中不难看出荣智健对两个子女的有意栽培。
现年35岁的荣明杰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在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0名执行董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比荣明杰小3岁的荣明方在中信泰富也已经工作了8年，负责中信泰富科技项目的发展。
荣智鑫之子荣文渊和荣明杰一样，有着与身俱来的商业天赋和野心，他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荣智鑫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荣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员则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媒体鲜有报道。
看来，荣明杰和荣文渊都有望成为将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两颗新星，再塑荣家百年基业的辉煌。
大家族的兴衰
大人物总盼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享有荣耀、权力和财富，所以老福特称自己为福特一世，儿子则是福特二世，孙子是福特三世。可福特的后人似乎一代逊于一代，到了四世，福特家族就难以为继了。这倒不是因为福特的后人无能，民主社会能够使老福特白手起家，扶摇直上，也使他的后人难以续承祖荫。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力量制衡，它不允许权力和财富为少数大家族所把持，至少不让权力和财富永久为这些大家族所把持。
资产阶级时代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对传统的不断否定，家族传统连续性的中断就是表现之一。大家族是与封建时代相关联的一种现象，封建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稳定，通过分封土地和确立爵位世袭制来保证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存在。封建时代才为大家族创造了制度条件，使财富、权势和荣耀得以代代相传。
资产阶级时代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成功神话，本来出身卑微的穷小子通过自己的勤奋、机遇和才能居然成了大人物，这在讲究出身、恪守社会等级的封建时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在资产阶级时代，一个人的所属或出身并不决定他在社会中的命运。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为自己去争取财富、权势和荣耀，而且必须每天去争取。资产阶级甚至还以制度的方式保证每个人处在机会平等的状态，例如以多人继承制取代长子继承制，以高额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多转移到下一代，以累进税来缩小社会贫富差别，等等。
于是，我们目睹了社会阶层之间活跃的纵向流动(区别于贵族时代社会阶级之间稳定的横向流动)，它使以前严格的阶级等级失去了稳定性，使个人在社会阶层上处于一种时升时降的流动状态。因为一切都是不可继承的，因此一切就必须是重新获得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的工业化浪潮中，曾涌现出大量白手起家的富翁阔佬，但他们的财富在儿辈那里就开始减少了，到孙辈那里就更少。往往才经历三、四代，这些显赫一时的家族就消失了。比尔·盖兹成了当今的首富，可他的孩子并不能继承他的全部财富。如今，谁知道福特五世(如果果真叫“福特五世”的话)是何许人？谁知道罗思柴尔德的后人到底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大学教师？肯尼迪家族还剩下一位政治名人，但与那几位早已作古的肯尼迪相比已经大打折扣。布什家族出了老布什和小布什，小布什还有一位州长弟弟，但在这一代布什消失后，布什家族会不会随之消失呢？
在曾经居住着大量美国豪门的罗德岛州的海边，耸立着一栋栋宫殿般的巨宅。如今这些宅子早已人去楼空，成了公共的博物馆，那些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幅巨大的肖像油画，见证着这些家族好几代的辉煌，但那已经是一种业已成为历史的辉煌。
中国现当代史上也有几家豪门大户，权势、财富和荣耀传承了数代。最著名的自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还有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少数巨贾豪商(解放前的上海和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的金融、造船等行业的“大王”)。蒋时代经常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拥有资本家阶层。但这个时代只能被看作是“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它与“自由竞争、政府不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南辕北辙。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不是来源于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而是依靠政权的保护甚至借助政权的力量使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向自己集中。四大家族都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而且彼此之间通过联姻等手段实现强强联合，以便稳固和强化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政治资源被转化成了经济资源，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离。
退守台湾之后的蒋介石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到蒋经国时代，政治改革终于见成效。这对四大家族是不利的，他们被置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命运开始取决于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管其市场竞争力如何(显然，由于其养尊处优的习性、官僚意识的浓厚以及对新技术的迟钝，他们在市场竞争力方面远不如那些勤奋而灵活的对手)，他们都必须面临这一局面，即社会财富正在由集中重新走向分散。财富的分散是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财富分散才会形成权力制衡。一旦四大家族的后人们失去了政治方面的优势，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方面的优势。四大家族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其后人们已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
与四大家族同代却受压制的“民族资本家”(我指的是那些“大王”，而非一般薄有资产的资本家)并没有经历同一命运。甚至，由于新政权需要其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还获得了应有的保护。然而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离，“民族资本家”没有可能将政治资源(他们并不拥有这种东西)转化为经济资源，他们仍是市场竞争者；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例如通过捐赠或赞助)，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只是这种成功具有象征色彩，无非是对其予以承认的形式之一。在这种既分离又合作的状况下，“民族资本家”得以延续下来。
经济体制改革时代使“民族资本家”的地位受到了削弱。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他们开始面临层出不穷的竞争对手，还因为新富人群体的出现使他们的家族财富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新富群体善于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或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一句话，在市场规则建立的同时，又有一些迫使市场规则失灵的东西的存在。
当“民族资本家”在进行捐赠或赞助的公益事业时，新富群体却对公众利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民族资本家”不惮于公开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财富问心无愧，是以市场的方式从市场上获得的，而新富人却害怕公开自己的财富，因为其财富的大部分有一个隐蔽的来源。他们因此心怀恐惧，也因此对政治体制或法制的改革表现出极大的戒心，他们在政治上于是成了最保守的群体。与四大家族一样，他们的利益通常是与政治权力相消长的，在朝不保夕的心态下，新富人很难安心地去做“世家”梦，因为这个梦太容易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