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打周婕的手机，传来的彩铃是首老歌：“我走过丛林山岗，也走过白雪茫茫……”
这首歌，也许代表了周婕在股市拼搏18年的心境，甚至可能代表了她51年人生历程的全部感悟。一个上海弄堂的贫家女儿，一个单亲家庭的平凡母亲，因为股市，她从烟杂店的营业员成长为身价不菲的股权投资人。她和她背后的家庭，完成了草根创富的光荣和梦想，也经历了人生的悲欢与离合。
透过周婕时而微笑时而流泪的叙述，我们感怀到这60年来，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也感佩于那些为梦想义无反顾的普通人身上，所蕴藏的勃勃生机和变革力量。
上世纪60年代：
那不属于我的花布棉袄罩衫
1958年，周婕出生在上海南市区老城厢的一幢老式石库门前厢房里。那一年，她父亲已经50岁，母亲也已步入不惑之年。唯一的哥哥22岁，在兰州铁路大学读书。周婕这个名字，是父亲请教厂里的老先生取的，“婕”是汉代宫中女官名，父母希望她既漂亮又聪明。但周婕却至今记得，因为贫穷，梦想与现实有着遥远的距离。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我们家只有父亲挣钱养家，条件比一般家庭更差些。不过老来得女，父母很宠爱我，我因为读书成绩好，也一直受到左邻右舍的赞扬，生活一直让我感觉很美好！
可是，我跨进中学大门那一年，爸爸在单位里突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从此瘫痪。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令我和母亲几近崩溃。爸爸既是我们家里的精神支柱，又是维持我们一家人生计的经济支柱。家里的开销变得紧绷绷的，一分钱恨不能掰成十瓣用。石库门的老屋里再也没了笑声，快乐在我们家里已经蒸发。
懂事的我，在新学期伊始向学校递交了学费减免的申请。因为这样，我总感觉比别人矮了三分。
有一年春节前夕，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说爸爸单位要给我们春节特殊补助，可以给我做件花布棉袄罩衫，我兴奋极了，欢天喜地地与妈妈一起到了棉布店。先挑了一块浅红花布，可妈妈却悄悄告诉我：“这个花布要四角九分一尺，我们这一次是享受春节补助的，说好最贵只能买四角一尺的。”我没有办法，又选了块便宜的，提出想做件中西式棉袄罩衫；但妈妈又说，补助的钱只够买中式棉袄罩衫的花布。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中西式与中式罩衫的区别。中西式罩衫，就是中式的领子和口袋，配上西式另外缝上去的袖子。那可是那灰色岁月里一抹时髦的亮色，但比中式要多买半尺花布。妈妈安慰我，说中式罩衫配梅花扣会很漂亮，而打梅花扣正是她的拿手绝活。妈妈的心灵手巧是出了名的，我也知道妈妈会为我精心制作梅花扣；但妈妈的劝慰和左右为难，更让我感到委屈，怕妈妈难过，我扭过头去悄悄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春节后新学期开学了，第一天，每个同学都要到讲台上去宣读“新学期，新打算”，女同学们的新衣服，基本上都是流行的中西式棉袄罩衫。尤其是女班长的罩衫，浅黄底子印着粉红小花，漂亮得令我嫉妒。上课时，我眼睛不由自主被女班长吸引，心里默默地发誓，等到我以后参加工作了，一定做十件棉袄罩衫，枣红的、天蓝的、浅黄的、各式格子的，每三天换一件。
如今，我家的经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想买什么衣服都可以。但是，假如把中学时代班长的那件花布棉袄罩衫拿出来，哪怕是混在一堆衣服里，我也一定能够认出它来，因为少女年代，那渴望美丽的梦想实在太刻骨铭心了！
上世纪70年代：
最大的心愿是留在上海工作
1975年，周婕中学毕业。因为哥哥在上海工作，按规定，家里全工无农，她该到农村去。此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没有工作，家里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周婕说，那时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留在上海工作。
我们这一代没机会受到正规的教育，但我喜欢文学，像《子夜》、《上海的早晨》等，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司汤达的《红与黑》，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窥探世界的窗户。但是文学的世界越美好，衬得现实越冰冷。
在我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时，一天，母亲请来了平时往来不多、在徐汇区复员军人退伍办公室工作的舅舅。晚上吃完饭，母亲让我早早地去睡觉。躺在床上，我听见母亲压低了嗓子跟舅舅说：“小婕可能要分配到农场去，可是我实在舍不得。据说外地来上海参军的军人，只要讨到上海老婆他们就可以留在上海不回原籍。你在复员军人退伍办公室，有没有认识这种类型的军人？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帮小婕找一个老实点的，哪怕年纪稍微大一点，经济条件差一点的，这样她就能留在上海我的身边了。即使我离开人世走了，我也会闭上眼睛的。”
听着母亲的话，17岁的我一动不动地躺着，眼泪顺着脸颊直流，把枕巾打湿了一大片。
为了母亲也为了自己，我要留在上海！再苦再累的工作岗位我都愿意去！我决定去找我的班主任孙树棻。他就是作家树棻，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特高课在行动》就是根据孙老师的小说《姑苏春》改编的。近些年，他的《豪门旧梦》《上海旧梦》《上海的浮华岁月》等怀旧系列也频频走红文坛，当时，他刚到我们班当班主任。我把我们家的情况一一向孙老师道来，边说边流泪。孙老师当时并没有向我承诺什么，但他在分配工作的讨论会上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用照顾的理由留在上海。
1976年的4月上旬，我从邮递员手中接到了录取通知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录取单位———上海市南市区(也就是现在的黄浦区)烟糖果品公司，报到时间是1976年4月19日。那一刻，激动、兴奋，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总算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了！待母亲去做饭，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着父亲遗像轻轻说：“爸爸！我留在上海工作了，我会好好照顾妈妈的！”
工作后，我常常会想起恩师孙树棻，后来知道，老师去香港定居了。2005年9月初，孙树棻老师因患肺癌而离世了。我始终没有机会当面跟他说声谢谢，现在想起来、说起来，还会因遗憾而流泪。
上世纪80年代：
关于财富的第一堂课
周婕被分配在豫园商城[17.611.97%]门口的烟杂店。进了烟杂店之后，她学会了打算盘、包三角包……1983年，她结婚了，仍然住在石库门里，她的理想，是有一天挣到了钱，把家中的黑白电视机换成彩色电视机，把单门冰箱换成双门冰箱。
现在回想起来，烟杂店里，那些解放前是小业主的老职工，教给了我关于财富的第一堂课。
那个年代，人们走亲访友喜欢送什锦糖，什锦糖果的价格分1.20元、1.40元和1.60元三种。1.20元一斤的是硬糖，1.40元和1.60元一斤的是软糖。那时，东西都不讲究包装，糖果包装纸大多是不透明的，只有少数称得上高级糖的才用透明玻璃纸包装，漂亮又稀罕，所以格外受顾客青睐。
在称糖的过程中，顾客往往会要求营业员多放几颗玻璃纸的，这让营业员很难招架。老营业员教我，在称糖时，先用称盘在糖桶里舀上几两光景，再慢慢往里面加糖，对顾客来说，做加法总比做减法舒服，还要，在加糖时，故意放上一两颗玻璃纸糖，这样顾客对你很满意，于是回头客就多了。
还有件事我记忆犹新。我们烟杂店有兼卖零星草纸的业务。草纸有0.20元一刀的，也有0.26元一刀的。老职工都拿0.26元一刀的草纸拆零卖，从来没人拿0.20元一刀的草纸拆零卖。他们告诉我，“以一刀草纸100张计算，0.20元一刀的草纸卖一分钱五张，盈亏正好持平。而0.26元一刀的草纸，一分钱三张半，但政策规定可以四舍五入，所以卖给顾客一分钱三张草纸就可以了。这样算下来，一刀草纸就有七分钱的盈余。”
“文革”后，商业战线开始举办各种技能比试。在上海市第一届中级营业员考试中，我取得了南市区第二名的好成绩。领导嘉奖我，给我额外增加了五元工资，在当时就是一级工资。我还被晋升为烟杂店负责人。那段日子虽然穷，但非常充实。
1983年我结婚了，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个体户，我们家住在城隍庙附近的福民街旁边，有不少做服装生意的小老板。有一个跟我熟悉后，知道我会踩缝纫机，就问我想不想拿童裤加工，踩一条童裤，可以赚1毛5分钱，我当然愿意啦！我每天上班前从老板那里拿10条童裤，下了班在家赶工，这样一个月能赚三四十块人民币，那种感觉是累并快乐着。后来我还做“二老板”，多拿几条，再转包给小姐妹，虽然只是多赚几十元而已，但财富得到了扩展的方法，让我在理想的阶梯上，看到只要勤劳，我的未来就不是梦……
上世纪90年代：
股市大海里的一滴水
1991年，周婕经过四川路的海通证券[13.193.69%]门市部，见有人排队买股东账号。在《子夜》中零星了解过股票的她，也花40元买了一个账号。她把家里1.5万元的积蓄投入股市，目标是在10年内赚到23万元，3万装修老房子，20万存起来。
中国股市最初只有8只股票，俗称“老八股”。我的第一桶金来自其中的“延中实业”，75元买入，300元时抛掉。1992年上海发行了股票认购证，我没赶上第一波，但在第二次摇号认购之前，用买“延中实业”赚来的6万元、又借了2万元在黑市购买了两套180张认购证，结果中签率超过50%，后来认购证炒到10万多元一套……很快我实现了赚23万元的目标。
从此，我的命运与中国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18年来，我经历了牛熊沉浮，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
还记得1995年1月初，西藏拉萨发行股票“西藏明珠”，当时购买新股，用的是全额存款、余额即退的方式。我和侄子，还有朋友一起赴西藏，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上，还有很多同一目的的上海股民。《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乘客随身携带的现金很可能超过飞机本身价值，这是航空史上空前的奇迹。
刚到拉萨，朋友和我侄子就开始出现高原反应，我只能一个人拉着两滑轮箱的现金，到银行排队。其实我也有高原反应：心慌、恶心、瞌睡，那种感觉就像女士们的妊振反应。可我脑子十分清醒，不断叮嘱自己：再怎么难受也不能倒下去，几个滑轮箱里装的不止我的钱，还有朋友家的！我那天穿的是我丈夫的男式滑雪衫，其他排队的都是男性，他们过了很久才发现我，万绿丛中一点红，同时排队的男人们指指我：够野的！
半个月后，发行价3.5元的西藏明珠上市，开盘价5.5元，我没有卖，因为我们在拉萨时了解过上市公司，过了一段时间，西藏明珠上涨，我在8元多获利了结……与一般股民不同的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南征北战”奋斗在发行股票的一级市场上，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但青藏高原我不愿去，那次拉萨之行实在太苦太累了！
1997年的春天，我在东北的葫芦岛申购“葫芦岛锌业”，休息之余我在海边坐坐，我仰望天空忽然感觉“大漠孤烟”是字典上的成语，而在我生命的字典里是“大漠孤雁”，我像一只久久盘旋在股市大漠上空的孤雁，在无边无际的股市中，不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18年的岁月奉献给了股市，股市也给了我很大的回报。18年的投资生涯，让我们家从弄堂里的亭子间搬到了浦东的新公房，又从浦东的新公房搬到了市中心的公寓房。但不管挣多少钱，祖籍宁波老话“会赚也要会积”的思想，一直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我涉及股市本钱小，我总是“沙子变金子，金子本沙子”，不断把分子变分母，不舍得在生活上多花一分钱，直到1997年我40岁生日，我才第一次花了2000元给自己买了套品牌服装。
新世纪：去拥抱生活吧
2005年，周婕丈夫忽然离世，股市也正漫漫熊市不见边际，那是周婕最疲惫最艰难的时刻。有18年股市经历的周婕，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生的含义。在记者面前的她，布衣衩裙，不施粉黛，吃用都是平价之物。股市对她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财富本身。
丈夫去世时，儿子还小，清晨我五点半就起床做早餐，晚上要等到儿子的补习老师离开以后才睡觉，同时还不能放下我所热爱的证券事业。我跟儿子在沟通时说：“为什么妈妈事事要亲力亲为？是因为在乎与儿子在一起的亲情岁月，儿子啊，你说大就大了，这份经历与共的岁月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吧！”孩子给我写了封信，说：“妈妈，其实你可以换一种心情，少一点操心，减少一点疲劳，去拥抱生活吧！”
我觉得儿子说得对。在股市打拼之余，我先后上了北京大学“威斯丽女子修养学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总裁班、清华大学国学班……我开始思考财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捐了1万元给闵行区福利院，他们用这1万元买了20辆轮椅，有了这些轮椅，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们就可以到花园里走走看看，1万元可以派发出这么大的能量，我忽然感悟到金钱真正的价值。
我想，纳入和付出都能使人快乐，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纳入只是一己之乐，而付出却能使自己和他人同时得到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付出的快乐更深远绵长。从这个事情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一辈子为社会做公益事业；二是富而不骄，富而不奢。
2006年，我把儿子送到新加坡留学。我一年多次去看他，走在新加坡干净美丽的街道上，我常常觉得这里是我小时候画报里看到的景色，现在我能身处其中，如果不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强盛，我儿子能来这里读书吗？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有这个经济能力支付孩子的学费吗？我要学会感恩。
我唯一的遗憾是，父亲早逝，母亲也在我刚踏足股市时就去世了，没有享到我的福。我多次搬家，遗失了许多东西，但我很认真地保留着父母亲的两件遗物：一把父亲常用的红木算盘，一双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那是父亲留给我的智慧，那是妈妈留给我的勤劳。我会叮嘱儿子把这两件物品随我带到天堂，我这一生过得很充实、但也很累，在天堂里要是见到父母亲，我会依在他们身边告诉他们：我这个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国家好日子是怎样来的？在父母亲身边，我总可以轻松地撒娇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