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冒险家”年广九:被邓小平点名的改革符号



  在安徽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上,与周边大楼林立、装修考究的店铺相比,年广九“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公司”的三层白色小楼,显得低矮而破旧。

  店面正中的墙上,挂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对“傻子瓜子”问题的评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小商贩,到成为中国最早百万富翁之一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年广九命运的起承转合,暗合着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进程。

  快到70岁的年广九,如今并不愿退休。他一手创立的“傻子瓜子”品牌,10多年深陷家族纷争中不能自拔。2007年,年广九宣布重出江湖,誓言夺回商标,大干20亿。

  “我没老,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年广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句话时,带着大金戒指的手在空中用力一挥。

  浓重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作响。

  文革中的营销经济学

  2009年7月31日早8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走上了年广九的办公楼。狭窄陡峭的楼梯二层台阶上,不到40平方米的地方摆满了大装的瓜子和干果的盒子,手工封袋的老旧机器立在房间正中。三楼门口的晾衣绳上,则挂着小孩的衣服;椅子上放着换下来的衣物。年广九的家和办公室,就安置在这里。

  办公室里,只有两张盖着塑料布的麻将桌,和十几把破旧的凳子。72岁的“傻子”年广九,梳着齐整油亮的老式大背头,正点着烟悠闲地踱来踱去。

  在上世纪80年代就赚到百万的年广九,对自己的办公环境似乎颇为满意。他说:“我喜欢打麻将,没事的时候朋友会聚在这里打上几圈。”他对办公室需要讲究的说法也不以为然:“秘书、办公室主任、财务、出纳、仓库保管8943;8943;通通都不需要,有事打个电话我一个人就全办了。只有能力差的人,才需要那么多人辅助。”

  与秉承“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誉群言”的徽商不同,年广九的骨子中多了几分“霸气”。正是这种“谁与争锋”的霸气,让年广九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造就了财富,也招来了“麻烦”。

  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年家村的年广九是家中的独子。因出生在1937年的“三九寒天”,本辈泛“广”,而被父亲取名“广九”。因淮河多发大水,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

  少年时期的年广九,跟随着父亲辗转到了芜湖。父子俩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1963年,父子俩靠贩鱼、卖水果为生已经10多年。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当年共查处“投机违法”大小案件5800余起。在这一年,年广九也因投机倒把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年广九恢复了自己的水果摊生意。

  并在当时芜湖市政府所在地的繁华路口,支起自己的小篷子,放着录音机叫卖。生意出奇的红火,苹果那时一毛钱一斤,他一天的收入竟是10多元,几天的生意所得,就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年广九再度以“牛鬼蛇神”(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文革”中,成为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的名义被抓。

  一年之后,再度恢复自由之身的年广九已届三十。年广九开始琢磨着更长久的生意。这时,他看中了炒瓜子行当。他先后跟随熊、张、王、马等多位师傅学习炒货。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聪明”,“会看师傅眼色”,会“偷师学艺”。他还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研究当地的瓜子。取经回来的年广九炒出的瓜子,粒大籽满,味道甜中带咸,咸中有辣,兼有草药芳香,令食者拍手叫绝。

  文革时期,由于天天还在抓“倒买倒卖”,年广九只能把瓜子包成小包,藏在大衣兜里偷偷地卖。每到晚上,当人们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他就穿梭在人群中,一晚上多时能卖20斤瓜子。他也经常被抓,但放出来后,他就再接着卖。

  “啥叫经济学?我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呗。你们文化人精通笔杆子,我没文化,可精通商业。”年广九说起这段历史时,眼睛乐成了一条缝。

  文革后期,小商贩的经营活动氛围渐渐宽松。年广九看中了芜湖中山路道口巷口的闹市,一辆旧板车,开始摆起自己的瓜子生意。因为总是多送顾客瓜子,年广九被人喊作“傻子”。他干脆就给自己的瓜子起名为“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迅速行销到江、浙、沪市场,迅速冲击了此前占据半壁江山的国营“迎春瓜子”品牌。由于年广九的致富效应,芜湖同期,一下子出现了60多家瓜子企业,被誉为中国的“瓜子城”。

  面对竞争,年广九主动降价,把炒瓜子的价格从每斤两块四降到一块七毛六。当时他的大儿子年金宝质疑父亲的做法,认为这是“赔本赚吆喝”。但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却是最实际的市场经济学。买瓜子的人蜂拥而来,店门口两排队伍,经常排到一两百米以外。

  “傻子”确实生财有道。“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年广九回忆道:“多数都是几毛的,最大是10元的,因为不敢存到银行,搁在家里阴雨天都发霉了,只好天好时拿到院子里晒晒。”

  邓小平点名,担当改革符号

  说完这番话,年广九忽然转身出去,回来时递给记者一张“独特”的名片:正面印有他和小自己30岁的第四任妻子结婚照,背面则是高悬在一楼店面墙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傻子瓜子问题的那段论述。

 “财富冒险家”年广九:被邓小平点名的改革符号

  之后的年广九不再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他声音响亮地开始了长达3个小时的个人演讲。民主、自由买卖、粮食价格、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等内容皆在年广九的演说内容之中。年广九一再强调,他说话之时不要打断他,否则不讲了。

  年广九的演说词中不乏激烈之词。但对邓小平发自肺腑的感谢,一直是年广九演说的主调。

  傻子瓜子的生意,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更加红火。

  年广九就把家里的亲戚都搬来帮忙,不够用了,又请来雇工帮忙。在最高峰的时候,雇工人数超过100人,最多达到130多人。每天的瓜子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个体工商户的初步发展,人们正在开展对于雇工人数的大讨论:雇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8个,性质就变为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

  雇130人还了得?一些好事者写信上告,指控年广九是“资本主义雇工剥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曾专门派人到芜湖进行调查。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1983年和1984年,邓小平先后两次直接点名,以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为例,明确表示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1984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以年广九为例,释放出了对个私经济进一步“松绑”的信号:“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从此,“雇工风波”才逐渐销声匿迹。当然,邓小平的两次点名“傻子”,解放的不只是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10万左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也终于得以解决。当然的年广九因此也名声大噪。

  但年广九的命运仍然多舛。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九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傻子不能动”。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也再次为改革开放拨开了思想迷雾,为民营经济成长拓宽了空间。

  据《激荡三十年》一书记载,2006年底去世的年广九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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