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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5日，上海。晚上八点多钟，当主办方宣布“北京读客图书公司获得金奖”时，很多人瞪大了眼睛，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们的反应不难理解：一家成立才三年的图书公司，凭借一部小说的营销案例，竟然过五关斩六将，力克阿里巴巴、创维电视、荣威汽车、汉庭酒店、星河湾地产、招商银行、香港海港城等强势竞争对手，最终夺得“中国杰出营销奖”总决赛金奖。 “获奖是对读客的一种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才刚开始。”3个月后，读客的创始人吴又在寓所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他现在很少在媒体前露面，平均每天睡6个小时，“主要是工作太忙了。你想聊什么？”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1979年11月30日，吴又生于湖北荆州——就是传说中“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所在地。他小时候是个“闷葫芦”，不爱答理人，不过上学后成绩很好，几乎次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到了初中，因受到港台流行文化影响，他“堕落”起来，成天和一群狐朋狗友混迹在大街上：戴墨镜，玩扑克，打台球，穿牛仔裤，叼着烟，招摇过市。成绩也从进校时的全校第一到后来的倒数“前三名”，英语常常只考三五分，物理考七八分，“整个人都废了”。 “那时候不懂事，打起架来像是电影里的黑社会一样。记得有一次打台球，就为了抢一个台球桌，十多人发生混战，台球杆都打断了。”吴又扭过头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后脑勺——那里有一道醒目的白线，宛如隶书的“一”字——“这就是那时候留下的伤疤。”他说。 转眼已到初三，在距离期中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已经对儿子倍感失望的吴父忍无可忍，跟他长谈，问他还打算混多久。这次交流的结果是父子约定，如果期中考试吴又能进入全班前十名，就继续上学，反之就不要念了。“我说这三个月我会用尽全力去学，我老爸不相信我，他说你要先签字，要在纸上写：吴又三个月之后，要考到第几名……” 此后三个月，让吴又至今难忘。他吃住在学校，拒绝一切干扰，和一切狐朋狗友断然联系。每天五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半睡觉，有时一天睡四个小时。数学掉课太严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就一次次看书，反复做题，各个击破，历届考题，全做一遍。课间十分钟都在教室背诵考点知识点。三个月后，期中考试如期而至。 “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大家沉着脸不说话，一直等到吃完饭才看成绩单。”——当成绩单打开的时候，吴又的父母大吃一惊：三个月的时间，吴又从班上倒数第二名，一跃成为全班第一名，而且“总分比第二名高出38分。除了英语是第三名，其他全部是第一名。”好戏还在后头，吴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发足狂奔，屡次创造全校记录，其中一项就是连续21次数学考试全部是满分，几乎成了“考试机器”。 “应试考试，核心就是死记硬背，很低级。”初中毕业，吴又因成绩优异被当地最好的高中的所谓“超常班”录取，然而，很快他又恢复了原形。 “夜场看录像，听摇滚，踢足球，鄙视校报上的才子，开始写诗。”那时诗人汪国真如日中天，读顾城的人寥寥无几，吴又有一次去图书馆借书，突然翻到了一本很破很旧的书，上面全都是“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这让他激动不已，“因为我自己写的诗歌，也是对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进行描述。” 高中毕业，吴又到武汉上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主要由运动、泡妞和旷课构成。每逢考试，临时突击总能勉强过关。大学毕业时，家人希望他能去国企工作，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吴又自作主张，他想走自己的路。“当时同学们都在为前程发愁，我让一个同学代我买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他以为我要到上海去工作。”后来那个同学告诉他，到上海的火车票已经售完，吴又当即回答：“那就买一张到北京的票吧。” 就这样吴又到了北京。不久，他找了一份高薪的IT工作，并很快在北京纠集了一堆文学新青年，其中包括《散装麻雀》的作者张羞，诗人乌青、竖。大家在一起喝酒聊诗，住在北京一个叫“九棵树”的地方，过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有钱同花，有饭同吃，有酒同喝。租的房子平时总有十几个人住在里面，差不多是当时的北京诗歌青年的圣地。”吴又说，“那个时候朋友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我，因为就我是有工作的。” 耐人寻味的是，年轻的吴又们尽管喜欢写诗，但极少投稿。“写诗的投稿，只有《诗刊》这类刊物。在这种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那时候都觉得挺没劲的。”在北京度过了两年“乌托邦式的诗歌生活”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吴又离开北京，移居石家庄，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退休式生活”：在石家庄的两年，他什么也不干，绝大多数时候睡到太阳满窗才起床，然后买菜做中午饭，傍晚时分就去散步。“那两年我过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家里人对我很绝望，觉得我22岁就开始这么过日子了，不对。但我觉得我没什么不对。”靠之前的少许积蓄，吴又两年啥也没干。“我很少缺钱，但是很多时候不想去挣钱，总是觉得只要有口袋里面的那一点钱够生活就行。” 2004年，吴又重返北京，在成都“非非”诗人杨黎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工作。这家先后以《中国可以说不》《历史的拐点》《卡尔·威特的教育》等畅销书掀起市场风波的图书公司，其负责人张小波，上个世纪80年代即以诗歌闻名。吴又坦言，同为诗人的张小波对自己进入出版行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005年，吴又离开共和联动，到广州创业。一边创业，他一边深深震惊于出版行业的落后，“没有品牌、没有营销、没有思想、没有希望”，他觉得大部分做出版的人都已经落后于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就在广州，又因为诗歌，当时26岁的吴又遇到了31岁的华楠，后者不仅写诗，而且有丰富独到的营销经验，曾全程营销了三精蓝瓶、田七牙膏、晨光笔、黄金搭档等众多国内著名快消品品牌，并在上海拥有一家在营销界名气甚大的咨询公司。吴又和华楠两人相见恨晚，见面不到一周，吴又就从广州再度杀回北京，与华楠共同创立了北京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读客成立三年时间里，他们成功推出《流血的仕途》《藏地密码》《黑道风云20年》《我们台湾这些年》等畅销书。其中《藏地密码》以匪夷所思的速度攀上各大书店畅销榜，成为年度最火爆的系列畅销小说，该书作者何马也藉此登上2008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 “读客在过去两年所出版的单行本图书，单册平均销量超过20万册，而行业平均水准是6000册。”对外界来说，这一直是个谜：为什么读客总是能让那些从来没有出过书、毫无名气的作者，一夜之间爆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读客成为新畅销书作家的“孵化器”？ 吴又斜着身体，向《怀尧访谈录》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主要是因为读客的创始人都写诗，写诗让我学会做生意，有利于我们认清世界的本质。读客对每本书的理解，都与我对诗歌的理解一脉相承。” “写诗让我和词语之间保持了一种纯粹的关系，让我对‘词语’极度敏感。我知道什么词语能够影响消费者，甚至我知道对于商业而言，‘词语’都是有标价的，‘西藏’的标价，比‘荆州’要高，‘美国’的标价，比‘巴基斯坦’高。做任何生意，都要先选对词语，词语值钱，生意才值钱。”吴又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