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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很多投资家具有极强的早期情结，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商业历史中不断看到创新的力量及其带来的巨大利益。
最近在美国接待了一位国内投资界的朋友，此君对IPO何时开闸焦虑万分，但似乎又看不上早期的投资项目。他坚信IPO的多少是一个机构成熟、成功的标志。当我问到他靠什么说服企业家在上市前接受他的投资时，他的回答很干脆：“当然需要说明我们了解政策动向，能帮助他们顺利过会(通过ＩＰＯ发行审核) ！”?国内一些机构曾经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VC，要强调自己是PE。很多投资人说服企业的方式一般也是大谈自己曾经帮助了多少个企业成功ＩＰＯ。?在这里，我们不去评判这种商业选择的对错，只想说明一下北美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我曾经咨询过一位在硅谷的第一代风险投资家什么是他最得意的案例，令我意外的是，这位有无数IPO经历的投资家并没有提到那些让我耳熟能详的名字，而是提到了两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项目：他帮助一位移民科学家改变了一个细分医疗领域，这一技术让某种残疾人的生活方式得以极大改善（其投资是以并购方式退出的）；而另一个项目他是永远也不会退出的：一个用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方法去改造儿童教育领域的项目。
与他一样，北美很多投资家更多地把IPO看为是成功探索早期项目的自然结果，他们普遍具有极强的早期情结。那些功成名就的投资家最自豪的事就是：他们在某个企业家或某项技术的最早期做出的投资决策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商业历史中不断看到创新的力量和巨大的利益，对企业家和创新技术的追逐成为其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这种文化一度受到华尔街文化的影响，但其根基依然牢固，最近又呈现出明显的回归。
一位加拿大的早期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告诉我，他仅有3个人的公司最近吸引来了一位合伙人，这位新合伙人是全球该行业最大公司的VP，这个消息让所有的早期投资者都惊喜不已，因为这位新合伙人原来一年的工资足以买下好多个这样的公司。而他的加盟意味着行业的重要资源向这家新公司豁然打开！
问题是：新合伙人为什么不去追求和强化一个商业世界的贵族地位，而去选择结盟商业世界的新生力量，从而客观上推动商业阶层的纵向流动？我们的解读是：这还是因为西方商业文化对企业家和创新技术的追逐。这种追逐一波又一波地推动了初创企业成为行业领袖企业。同时，它也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制度不断修正改革的结果，文化和制度的交互作用让商业世界的领袖不去选择维护已有的“贵族”地位，而选择了不断去和新一代结盟，从而改变原有的商业世界。
一个国家投资者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基本可以当作一个创新指标，从事什么商业活动的人获得了财富和社会的尊重？资本正在追逐什么样的企业家和什么样的技术？这是制度的设计者、改革者必须不断追问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