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企业不能傻乎乎地捐钱



任志强每次讲话都会语出惊人,引起业界的一次震动,激发网络上一番口水战。这样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到底哪面才是真面?

  “512”地震后,万科集团捐款200万元一事迅速成为网络上的“反面教材”,与之相应,台塑(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1亿元赈灾震款则迎来了一片赞誉之声。地震捐款引发整个社会深思: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谁应是救灾的主体?

  地震后仅两天,企业捐款总额就已达8.5828亿人民币,其后各省对口支援总额达到2000多亿。中央政府则只承诺了震后三个月每天10元钱和1斤米的支持和援助,拨款仅为800亿元。“政府只分配财富不创造财富,却占据了大量财富。”任志强说。

  任志强认为这是政府的缺位,“地球是我们所有社会成员的家,家长是各级政府,我们的家长没有把房屋里的卫生打扫好,最后让孩子们为环保支付努力。”地震的预警、灾情发布、特大灾害的防护、救助、重建,都是政府的责任,而政府悄然并且成功地将责任转嫁到了企业,而且引导了舆论的方向。

  “我收到一条短信:学生对老师说,如果你让我挂科,我就告你诈骗。老师问为什么,他就说‘根据刑法,凡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则犯诈骗罪。’你可以看到这种无知到什么程度了,企业也是一样,一味傻乎乎地捐钱。”

  企业的资本来源于股东,公司法规定被委托人无权擅自处理。企业的捐款则来自股东投资和利润、员工的工资收入、红色产品(红色产品指以比如“多买一个我的商品,你就为灾民捐了一分钱”做广告的商品)对顾客的剥削,“被委托人如果有权处理,投资人和员工都不干。孔子的教书业是最早的企业,他提倡仁,没有提倡捐款。企业不是慈善业,不该成为救灾的主体。”

  2008年5月15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等46名名企业家联合出版《从贪婪到慈悲》。在书中,比尔·盖茨提出“创造性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方法”,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藉此来改造资本主义中的缺陷。他的核心是贪婪=资本主义,慈悲=社会主义,科技进步加大了社会不均,当今的科技只给了有能力负担的人,市场只回应了“需求”,但没有回应需要(如笔记本电脑,全球人都有需要,而只有相对富裕的人才能拥有)。

  无独有偶,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任志强:企业不能傻乎乎地捐钱

  任志强却认为企业是不该讲良心的,“慈悲”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无法生存,退到背后的制度思考,贪婪和慈悲就转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主义的争端。“为什么你富裕之前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而是在巨富之后?这说明你必须贪婪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想着去慈悲。”

  1800年左右,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让·巴蒂斯特提出萨伊定律:“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企业是一个把经济资源由低变高的群体,是一个法人,是追求利润的。

  1970年9月的《纽约日报》上,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撰文指出:“企业有的是法律的责任、人为的责任。”

  2009年6月,任志强提出企业要资本主义化,企业家才应该有社会主义精神,企业是法人,企业家是自然人,两者的责权要分开。企业法人的责任是法律规定的责任,比如依法纳税、不能制造污染。而自然人的责任你可以不履行的,比如良心、道德。

  “马克思创造了一个‘制造天堂’的宗教,这个天堂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幻想的这个天堂里,全人类共享和平、解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按需取酬,民主和平自由的幸福生活。然而在事实上,资本主义逐渐实现了不劳动者也得食,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消灭贫穷,资本主义告诉我们它能消费贫困,它会自己剥削自己,它也能实现通过交换、服务与创新创造极大财富和利润。亚当·斯密认为的“利己主义的利他功能”也在市场上发挥作用。而社会主义却给了我们不能实现“天堂”的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平均分配和贫穷。

  任志强专门做了这样一个统计: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慈善款,按人数统计80%来源于普通人、自然人,按数额统计80%来源于富人,其中的99%又来源于1%的富人。中国2008年慈善款超过2007年的3.5倍,也只有1070亿,全球贫富差距加大,企业责任并没有减轻财富差别。在中国,1980-1990年代,依靠乡镇企业,1.5亿人脱贫;1990-2000年代,依靠城市工业经济和国有企业,6千万人脱贫;2000-2009年,依靠国有企业、民退国进,只有3千万人脱贫。

  “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穷人变成了富人,而后富人又变成了穷人,但是没有土豪给你打了,没有田地给你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甚至无法让这么大的土地生产这么少的人吃的饭,而现在15亿亩也能养活13亿人。”邓小平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应该而且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任志强认为,马克思反对贪婪,但恰恰是贪婪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发展,改变了贫穷,资本主义强调的是,企业的动力在于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求企业的利润非最大化。比尔·盖茨的“慈悲”须在资本积累完成后才能提,企业就是一个依法纳税经营的团体,中国的企业尚未完成自我喂食,无力再去被迫喂养庞大的贫困或受灾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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