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减排的责任与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必要的资金与技术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多的减排。”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近期在媒体上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这也是樊纲今明两年研究的“重头戏”。
就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举行的第二天，樊纲以“中国50人论坛”相关课题研究组负责人的身份提出建议，在目前仅存的多国基金和碳交易之外，开辟第三国国际减排机制——“国家间减排协作计划”(ICP)，在政府层面，促进发达国家按其应负的责任，进行必要的资金与技术的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多的减排。
此前，樊纲领导参与的课题研究组联合国内外机构为此进行了两年的调研。
减排要以消费为标准
“二氧化碳积累在大气层中，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因此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负产品’。而实行碳减排就不是一种对当地、对本国的行为，而是一种对全球、对人类产生影响的行为，是在提供一种全球性的公共品。因此不可避免地，我们必须要讨论那些责任与义务在各国之间合理分配的问题。”对于各国存在的碳减排目标的争议，樊纲认为，在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大气层中，过去几百年中积存起来的二氧化碳，90%都是在中国开始发展之前由发达国家排放的。因此，中国的减排责任不大。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由于支付能力有限，在全球公共品的供给中应尽的义务也相对较小。
他进一步表示，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承认在减排问题上存在“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承认发展中国家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发展，发达国家应更多地承担减排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减排任务的“分配”，樊纲提出，未来发达国家应对减排负主要的责任，减排任务的分摊应以人均历史累计水平为标准。生产是为了消费，供给是因为需求，像中国的很多排放，是因为其他国家要消费；一些国家在高消费的同时，将生产和排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减排时要以消费为标准，应对不同国家的二氧化碳“消费排放”进行比较，确定排放的最终责任。可将焦点引向最终的奢侈消费，提倡节能减排的生活消费方式。“减排将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他说。
樊纲介绍，课题小组经过估算，推出目前全球的减排责任，欧盟应负责任为34%，美国为37%，中国为1.6%。
国际协作增加第三机制
樊纲表示，尽管中国在减排方面要负的历史责任较小，但遏制未来气候变化的责任将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分担。尽管减排在中国是需要的，但没有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中国不能够承担减排的全部责任。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减排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际减排协作机制仅有两个渠道：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多国基金(MF)机制，缺乏国家层面的国际协作减排制度，也没有一个国家之间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制度性方案。”樊纲说。
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太少。CDM中每年资金转让额度仅为8000万美元，而多国基金当前累计也仅有10亿美元。发达国家缺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转让、实现减排的激励。
樊纲指出，CDM中的碳交易是一个市场机制，其资金和技术转让均发生在私人部门之间，但是减排是全球公共责任，需要大量公共设施以及国家层面的研发和试验计划的投资，而这些是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实现的。目前多国基金主要支持研发及试验项目，而CDM主要是“事后支付”机制。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现大规模减排，需要大量前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更新的投资。
樊纲建议，在目前仅存的多国基金和碳交易之外，开辟“第三国国际减排机制”——“国家间减排协作计划”(ICP)，在政府层面，促进发达国家按其应负的责任，进行必要的资金与技术转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多的减排。ICP同CDM机制一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但ICP更注重国家间的协作，强调发达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技术转让和资金配置承诺，以及发展中国家实施渐进减排策略的承诺。“与CDM一样，ICP下由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和自己配置实现的减排将计入发达国家‘外部减排’的额度。这将有助于发达国家降低减排成本，有效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和资金配置。”樊纲表示。
中国将向低碳经济转型
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未来，樊纲表示，在未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可以在实现发展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达到全球升温低于两摄氏度目标所要求的减排。中国在建筑、工业、交通和电力行业均有很大的减排潜力。中国将受益于早减排，立即行动是保证全球升温低于两摄氏度可能性的关键。
同时樊纲指出，低碳转型将为中国改善能源安全以及在国际产品与服务分工中的产业链升值创造机会。低碳中国将是一个以更大的服务产业、更先进的劳动者技能和更少的环境退化为标志的国家。“可以预见，更高的碳价将会激励低碳技术与产品的发展，进而吸引在这一领域的投资。”他说。
樊纲表示，低碳经济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企业要思考怎样抓住机遇，怎样来分享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