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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是去年5月底从北京来到华盛顿的，在异常的忙碌中，他已经任职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整年。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林毅夫在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的理论的卓越结合”。
世界视角看问题
林毅夫坦言，做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他这一年中最兴奋的事情，但“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么高的荣誉，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他在努力适应目前的生活，对他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强调，他应该不辱使命，至少不能让国人、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感到惭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就要竭尽自己所能。
林毅夫一年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必须具有全球的视角，“在国内的话，站在中国的立场，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考虑问题都必须以全球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去年春天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后，林毅夫夜以继日地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还到德国、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进行访问。
他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的苦恼，就是感觉时间不够，一天只有24个小时，而世行的成员国则有180多个。他说，具体来讲，“最大的难题，还是怎么样去了解每个国家，去真正的站在那个国家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经验挂嘴边
在林毅夫看来，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林毅夫说。
谈及政府的角色时，林毅夫指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也印证了这一点。奉行过度放纵资本主义的美国遭受重创，中国经济则相对稳定且强势。林毅夫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实践，大大开阔了世行其他经济学家的眼界，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助手、世行高级联络官梅里尔·塔克说，林毅夫的许多观点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在世界众多知名经济学家中，林毅夫脱颖而出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世行对林毅夫学识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看重。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更凸显了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性。记者旁听了林毅夫很多次的演讲和研讨，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他对中国克服金融危机的经验的介绍。
他指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为应对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中国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佐利克在一次座谈会上评价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时，具体措词和林毅夫并无二致。显然，作为世行最高经济权威的林毅夫，其观点已深深影响了世行和世行的其他高层人士。
林毅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林毅夫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角度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性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判断；他通过对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将财政刺激的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瓶颈问题的观点；他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南南合作加速非洲工业进程的主张。
“我们国家”放心中
谈到中国时，林毅夫总是习惯以“我们国家”来指代。尽管身在华盛顿，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思考中国面临的问题。
他认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应会最早企稳回升。但他也警告，中国取得了很多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在社保、医疗等领域，还有很多欠账，“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对于所谓“中国责任论”，林毅夫指出，中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应当的，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中国只要能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和刺激内需，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