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差不多二十年前，阿图·葛文德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有一次，他去观摩一台手术。“外科医生在熟睡病人的肚皮上画了一条15厘米的线，护士居然把手术刀递给了我。”很多年以后，葛文德医生回想起那一幕，依然记得自己当时有多紧张。那把手术刀刚经过消毒，还是温热的。外科医生对他说了一句：“一刀切到脂肪层。”
“我把刀锋放到病人的腹部，皮肤很厚并且富有弹性，我的第一刀力气不够，切得不够深，不得不再补了一刀。”葛文德回忆，正是这短短几分钟，让自己确信想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使人上瘾”。
阿图?葛文德后来成了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他为《纽约客》、Slate杂志撰写的医学专栏集结出版后，获得了美国文化界最高奖“亚瑟奖”。2010年，阿图?葛文德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的100位人物。他担任住院医生时的作品已经陆续以《阿图医生第1季》（Complications: A Surgeon’s Notes on an Imperfect Science）、《阿图医生第2季》（Better: 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之名引入中文版。
时代周报记者用邮件联系到了身在波士顿的葛文德医生，尽管“阿图医生”系列英文版在美国已经出版十年有余，但对当时写作时的意图，葛文德记忆犹新—那一刀带来的奇妙感觉之后，是其作为住院医生后漫长的彷徨以及对自身职业的困惑。
“我当时还是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写作也从那时候开始。作为住院医生，我可以从特殊的局内人的位置看待医学，这是很重要的。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系统。每天，外科医生都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糊不清，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永远不可能完美。即便是最简单的手术，医生也不可能向病人保证手术后一定会比原来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外科手术好像是一种方法，用来探索医学的不确定及其难题。即使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深深认识到，科学和人类技术是有限的。”葛文德说。
实习医生与冷血机制
中文版名为《阿图医生第1季》的作品集，英文名实际为“Complications”，直译为中文就是“难题”。14篇短文里，葛文德以一个年轻医生的现实感受，试图谈论医学背后更为深刻的伦理问题—年轻的医生，如何在不危急病人生命的前提下获得更多实践经验？医生们究竟该对“医疗事故”承担多大的责任？
葛文德描述的诸多案例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成长。刚开始，他会向病人介绍“我是葛文德，外科实习医生。将由我来协助进行这次手术”，偶尔有人震惊：“我不想让实习医生给我开刀。”通常的做法，他会安慰：“别担心，我只是助手，有主治医生操刀。”
但那只是一种模凌两可的“托词”。“我并没有说谎，手术中都有主治医生负责，他们才是决策者。但是，如果说我只是助手也不符合实情。毕竟，我在手术中并不是为主治医生打下手的。否则，为什么是我拿着手术刀？为什么是我以手术医生的身份站在手术台边？为什么要升高手术台来配合我的身高？我是个帮忙的，但同时我也在练习。”葛文德写道。
外科手术像其他手工技艺一样，技巧和信心都从经验中累积而来，但与众不同的一点是：医生是用活人做练习。矛盾的是，病人也希望医生技术不断成熟和进步，但是没有人愿意面对技术进步的前期代价—即便是角色转换后的医生自己。
一位公共健康专家曾与葛文德争论过这个矛盾。在那一次讨论中，专家坚持认为：“大多数人会理解医生的苦衷。我们应该对病人说出实情，人们肯定愿意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但是当葛文德指着专家办公桌上的小孩照片问：“您的小孩是住院医生接生的吗？”专家沉默片刻，终于承认：“不是，我甚至不允许住院医生进产房。”
葛文德医生自己也面临过如此尴尬的抉择。出生11天的小儿子威利突发充血性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尽管修补手术很成功，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主治医生提醒为人父的葛文德，应该为威利选择一位小儿心脏病外科专家作为家庭医生，跟踪观察威利的病情。
“出院前一天，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找到我，递给我一张名片，说希望成为威利的家庭医生。在整个治疗威利的团队中，他是最尽心尽力的一位。大多数人不知道医生其实是分不同等级的，当一个医生救了他们孩子的命，他们就想尽办法预约这位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区别。”尽管当时自己同样是一位“住院医生”，葛文德还是说出了那句话：恐怕我们想找的是纽伯格医生。纽伯格医生是这家医院心脏外科的副主任，对威利的病情更富有经验。
“所以说，住院医生有时候只有使用托词，才能让病人相信他，将身体交给他，住院医生也才能有学习的机会。”葛文德说，美国医院里的机制几乎都是在以一种“不征求病人意见”的前提下，将很多事情交给需要练习的住院医生做的——他们拒绝给病人以选择的机会。这种“冷血机制”的好处不只是提供新手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保证了公平——如果学习中一定会造成伤害，那么这种概率应该对每个人都一样。
放大医疗过失引发医患对立
“公众会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葛文德在写作中披露了大量的医疗“过失”，他说自己并不是想要揭露或者曝光医学中的这些错误。相反，他希望通过这些描述加深普罗大众对于医学复杂性的认识。
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却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病人腹部动脉瘤破裂，没多久就死了。
这些国内被“曝光”、“揭露”的似曾相识的案例，同样在美国发生。因为医疗过失，美国的医生们也必须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甚至被解雇。根据相关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个病人死于医疗事故。
“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毋庸置疑：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葛文德说，“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坏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葛文德自己也曾因“过失”让人命悬一线，这个故事被他用“切烂的喉咙”为题，记录在书中。一名34岁的女性酒醉驾车，车速过快而翻覆，抵达急诊时已经昏迷。可能由于呼吸道阻塞，急诊插管数次，没有成功。因值班主治医生在进行另一台手术，需要当时作为住院医生的葛文德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气管切开术——尝试数次后，葛文德还是失败了。而病人缺氧若达四分钟，即便不死也会导致脑部永久性损伤。最终，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科医生用儿科用气管插管成功，病人后期检查也显示并没有造成脑部永久性损伤，但这事对于葛文德来说，刻骨铭心。
“病人比飞机更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葛文德试图解释医学中错误发生的频繁，“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完美的表现，那么很多错误会伺机冒出来。”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开处方。这是一个常规程序，记忆力和专注力在其中至关重要—但人类的记忆力却并不可靠。无可避免，医生总会有开错药或者开错剂量的时候。即便处方签写得完全正确，药师拿药的时候也可能看错或者拿错。与此同时，医生工作量普遍过大，或者急诊现场混乱、医疗团队成员沟通不足产生误解，都可能成为医疗体系中潜在错误的发生源。
“其实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非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葛文德进一步指出，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制度会造成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敌对关系。
葛文德对于“难题”的描绘始终贯穿于他的写作，在一切看似无奈、无解的叙述背后，他始终有一颗试图“成为更好的医生”的心。葛文德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刚刚出版时，他遇上一台手术，为一名40岁的女性切除腹部肿瘤。打开后，葛文德发现肿瘤的个头很大，并且与五脏六腑盘根错节。“我们没法切除那个肿瘤，只好重新缝合。后来我坐下来跟她解释，我们无能为力。谈话结束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看着自己肚子上的缝合切口。那是我造成的切口，却没能对她的病情做任何改善。末了她问我：这是你缝合的吗？我回答说：是，是我缝合的。她说了一句：它很漂亮。”
葛文德说自己没能为这个病人做任何事，“但总有这样的时刻，它们会影响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