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梦和做梦的人
300多年前，当英格兰移民乘坐着“五月花”号横穿大西洋来到马里兰，“美国梦”已开始悄然萌芽。这块地方会给来自全世界每一个人均等的机会，只要努力奋斗，没有显赫的家世和背景，人们也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崛起中的大国，这一过程，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也被称为“中国梦”。
海南热也是一个梦——从头开始、大把机会、人人平等(至少表面上是)。
海南之热大抵分为几个时期：建省前的开发、建省、1990年代初期的热潮、2010年国务院对海南新定位出台前后。
每个时期，都有诸多怀揣梦想的人在远赴海岛。很多人在白纸一样的海南获得成功，然后有的人折戟沉沙，有的人全身而退。商业的种子和野心，也被他们带到远方。
今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升温了海南热。房价大涨，成为最直接的反应。
有人说，此次对海南的定位，本是顺理成章：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海南发展不管曾经怎样蹉跎，但旅游胜地的地位是无可改变的，这些年，每个长假，海南都会大热。
国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博鳌论坛已经举办9年，第一推力也来自民间。
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全省处于热带，比邻的台湾热带水果早年就已大卖。
……
不过，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海南人冼笃信发现商机，文艺青年张宝全、知识分子冯仑甫登海岛之际，一切还皆不明了。
那些混沌的梦想，曾经虚幻杂色，但也都是现在“顺理成章”的开端。
他们离开过海南，现在都回来了。他们的梦想也与海南梦一同，逐渐清晰。
海南印象
中国周刊 朱学东
一个喧嚣的春节结束了，广州飞往海口的机票骤然降到50元。
每当北方冷风袭来、雪花飘起的时候，内地富裕起来了的人们，如南徙的候鸟，络绎于途，前往海南，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海岛。
这个时候，人们并不会去想，历史上的海南，却是孤悬海外的瘴疠之地，是罪臣贬官的流放之所。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如今再读到唐朝宰相杨炎被贬崖州司马时留下的诗句，也许只会相视一笑，心生感慨。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莫不如是。
·1· “我要去海南了！欢迎你们毕业以后也来天涯海角！”
回过头来看历史，有时真的很有意思。
1988年夏天，人民大学我的一位学长，这样豪情万丈地跟我们说，他毕业选择了去海南某省级机关工作。
如今上海新“地王”，上海证大的老板戴志康，也是那个时候从人民大学毕业，选择去了海南，做证券，后来在海南创立了海南富岛基金。
就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歌唱家李双江重新演绎了革命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从此，这首歌，成为海南岛最大的一张名片。
新年过后不久，海南建省。
今天来看，春晚名曲翻唱、海南建省、大学生毕业选择，这三者之间，隐隐然有了必然的联系。
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海南几次重大事件，似乎都与传唱甚广的歌曲联在了一起。
1984年，同样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沈小岑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风靡大江南北。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海南人都忙着进口汽车。媒体报道说，1984年一年海南进口了89000多辆。后来导致时任海南行政区主要党政负责人分别受到严厉处分。
20多年之后，我在广州工作，还时常听广州各界人士为雷宇(时任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抱屈。
1990年代初，我在北京印刷学院教过的一位海南籍学生，毕业分配回海南某印刷厂，一年后因公出差北京时，也趾高气扬地说：“要地么？要地找我。”
当时我尚在象牙塔中，对海南之事懵懂无知，只觉学生的说法，荒诞无稽，可笑之至。直到后来，才知道，可笑的是自己。
2007年下半年，我参加人民大学70年校庆，巧遇那位大学学长，如今他依然在省级机关任职，风采不改当年。当我提到去过海南两次时，他一面责怪我不跟他联系，一面依然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学东，欢迎再来海南看看，大不一样了！”
·2· 3月5日、6日，北京天桥剧场，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此公演。
这是一部烙在几代人心中的经典，吴琼花、洪常青和南霸天，还有“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那首激昂向上的歌。
我最早知道海南岛，就是通过电影《红色娘子军》。
虽然海南曾是蛮荒瘴疠之地，却也出了不少人物，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布业始祖黄道婆，就是在海南学艺的。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也是海南人。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深刻影响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祖籍就在海南文昌。
海南建省以来的第一次热潮，“淹死”了不少精英，但却也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页，尤其称得上是房地产的“黄埔军校”。如今在中国房地产界、证券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与当年的海南的房地产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冯仑、潘石屹、张宝全、任志强、曾伟(北京棕榈泉)、易小迪(阳光100)等，都曾经在1990年代初的海南做过房地产，如今冯、潘、张等，再度在海南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而鼎晖的王功权，那个时候，也是和他们一起在海南做地产。新希望的刘永好，当时也曾在海南注册过公司。
去年跟海口市工商局闹出“砒霜门”事件的农夫山泉，其老板钟，在海南建省之前就已奔向海南，1993年在海南成立了养生堂，养生堂的龟鳖丸广告，曾经充斥过电视荧屏。
收购沃尔沃，上演“蛇吞象”的吉利老板李书福，1992年也曾杀向海南房地产，不过却折戟沉沙了。他不像冯仑潘石屹等，愿意谈当年海南往事。
当然，这些如今声势煊赫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当初的胜利者，后来走了背运。
2009年11月底，昔日吉林“首富”、股市隐形大鳄、泛亚系实际控制人范日旭，在长春市中院，被控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合同诈骗等6宗罪。范日旭1980年代末就在海南打拼，由此发家。
昔年证券市场著名庄股思达高科，它的庄家吴旭，在海南靠房地产发家，1990年代早期，便是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与前海南首富冼笃信等，曾被推选为1993年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199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在证券市场上。
当年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赫赫有名的《传世藏书》投资者、诚成文化老板刘波，如今已经远遁海外销声匿迹。海南建省之后，也在海南打拼，据说也是在房地产上挣的钱。
当然，海南热中出产的不仅仅是那些商界大鳄，还有韩少功和《天涯》这样的文人和刊物。虽然在那波热潮中，并非主流，但他却赢得了我的尊敬。
那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虽然惨烈，却有说不完的故事可回忆。
·3· 海南的传奇再次上演了。
不过，如今的海南已经大不一样了。
年前我参加海南凤凰岛在北京的推介会，当时，我惊诧于眼前看到的景象，疑惑，这奢华影像描述的，到底是迪拜，还是海南？
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有人说，要把海南打造成中国的迪拜。如今社会上演绎的，都是到海南置地买房子的故事。
除了张宝全、冯仑等专业房地产开发商之外，各类企业甚至高校，也都在海南置地建房。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年前也与海南琼海市博鳌镇当地政府签约，圈下800亩地，用于建设本山影视基地。甚至，连我同事的老母亲和她的那些朋友们，也都在谈论海南房价，为只买一套或没买而后悔，与当年股市火爆时如出一辙。
虽然媒体上有提到19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的教训，但前往海南者，却依然勇者无惧。没有人在意那一次几乎全军皆墨的悲剧。
那一场热潮之后，媒体报道说，海南留下的烂尾楼总数有600余栋，直到2006年底，好不容易才处置了80%的半拉子工程。而很多曾经风光一时的人，如今还在靠开出租车为生。我也不知道那位海南籍学生，如今是否还在海南，在做什么了。
但如今烂尾楼，也咸鱼翻生了。
时代真的变了。
小时候上地理课，老师讲到海南岛时，曾提到过海南有十八怪，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三怪：“三只蚊子一盘菜，大姑娘不系裤腰带，老太太爬树比猴快”。后来去海南时，我还跟海南的朋友开玩笑。
如今随着挖掘机的推进，这些大概也都已不见踪影了。
好在白沙、碧水、蓝天、椰树还在。虽然人和高楼大厦更多了。
国际旅游岛的味道真的越来越浓了。 2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蛇头”的带领下爬过二线关铁丝网到深圳打工，再一路向南加入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挑过砖头，做过砖厂工人，从海南赚取第一桶金，日后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就是潘石屹。
潘石屹。中国周刊记者／高鹏摄
潘石屹是当年无数闯海人的一个代表。经过疯狂的海南锻造出的“潘石屹们”，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袖。
中国周刊记者 郭国松综合报道
从1980年代初海南开发起，到1988年建省，再到1990年代初期以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为标志的第一轮疯狂的结束，无数怀揣着梦想的淘金者，踏上“海之南”这块热血沸腾的土地。
于是，有人功成名就，有人败走麦城。一幕幕悲喜剧，潮起潮又落。
20多年过去了，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的推出，海南大潮再起，那些渐渐消散的风云故事，又在我们的面前清晰起来。
潘石屹在海南砖厂的日子
喜欢写博客、玩微博、每天都像明星一样的SOHO中国老板潘石屹，这一次又成了风光无限的人物——当“国际旅游岛”的概念瞬间引爆海南的房地产行情后，有媒体惊讶地发现，潘石屹已经捷足先登，在博鳌开发一个叫“蓝色海岸”的高端别墅项目。
媒体看到的只是潘石屹的笑容。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蓝色海岸”其实是砸在潘石屹手上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投资。
早在2001年9月1日，潘石屹在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SOHO中国在博鳌镇获得1000亩土地，用于建造高档休闲别墅。尽管一期工程赶在首届博鳌论坛开幕前完成，但销售和出租情况并不理想，致使二期工程停滞。此后有媒体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报道潘石屹开发的这个项目：“蓝色海岸折戟博鳌”、“地产大鳄潘石屹梦断博鳌蓝色海岸……”
面对媒体，潘石屹自己承认，投资“蓝色海岸”项目在商业上不成功。“每一个人都有不理智的时候。”
但运气总在不远处等着潘石屹，突如其来的“国际旅游岛”规划，让“蓝色海岸”等来了春天，使得这个搁浅了将近十年的地产项目一夜间“咸鱼翻生”。
在商业投资上异常谨慎的潘石屹，难道仅仅是因为不理智而投资了“蓝色海岸”项目吗？就在不久前，潘石屹还说：“我对海南有一种直觉上的喜爱。”
海南情结或许是他将商业触角伸向那里的原因之一。
22年前，破落的海口街头，浩浩荡荡的闯海大军中，就有一个叫潘石屹的年轻人。时年25岁的潘石屹，像无数的闯海人一样，在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凭着一腔激情，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潘石屹本来在原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他抛弃了这个铁饭碗。1987年7月底，潘石屹和四川绵阳人李勇，在“蛇头”帮助下，花了50元，爬过深圳二线关铁丝网，进入深圳。
在深圳，潘石屹在建筑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从业务员干到了业务经理。
当年与潘石屹一起爬过铁丝网的李勇还记得，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潘石屹拿着报纸，抑制不住满脸的激动之情：“报纸上说海南建省了，成了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起闯海南吧！”
1988年5月底，潘石屹与李勇加入了闯海人的行列。他们每个人的财产，是在深圳打工攒下的1000来块钱。
初夏时节的海南，已是炎炎烈日。但更热的不是天气，是码头上一船接着一船的内地闯海人，像一个偏远地区小县城的海口，大小旅馆住满了求职者，甚至直接露宿于公园和街头。
相比深圳的求职经历，经济极其落后、人满为患的海口，想找到一份工作绝非易事。为了谋生，那些两手空空的闯海人，顾不上身段和面子，只要能挣钱，什么职业都有人干。
岛上有一份被认为很大胆的《海南开发报》，曾经一纸风行，也因此让很多人以卖报为生，渡过了生存难关。当年的闯海人郑重后来回忆说，他们先在海口卖报，接着又跨海到北岸的湛江市徐闻县海安码头，那里有大量等待过海的内地淘金者，卖一份报纸能赚到5毛钱。
郑重说，卖报一个月，赚了一万多块钱。有了钱，他们就可以去干更多的事情。
潘石屹和李勇在海口奔波了三个月，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被迫来到一个砖厂打工。这又是一份重体力活，挖土、推车、和泥巴，完全依靠人工将黄粘土做成砖坯，再将其堆起来，送进砖窑烧制，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干了20多天，潘石屹发现这个当地农民开的砖厂管理手段落后，效率低下。于是，他大胆向老板提出建议，由他来管理这个砖厂。潘石屹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老板感觉他的一番话说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由此，潘石屹摇身一变成了砖厂厂长。
刀口舔血似的原始积累
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从北京国家机关出来的冯仑也来到海南，筹建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冯仑与潘石屹，都曾经供职于“吃皇粮”的国家研究机构，不同的是，冯仑最初是因公前往海南，而潘石屹则义无反顾，一步踏上了自由闯荡之路，也因此经历了冯仑不曾有过的艰辛。
潘石屹、冯仑，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在闯海的路上邂逅，青春、爱情、事业，悲欢离合，成为他们心中20年无法消散的故事。
当年的海南岛隶属于广东省，属于“粤西板块”，当地落后的经济和老百姓的贫困，几近于西部的偏远地区。作为海南岛最大城市的海口，没有路灯，没有出租车，满街都是三轮车，商店门口放着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吵得人难以入睡。到1988年建省时，全省财政收入不过三亿元左右。
面对“建设中国最大经济特区”这一诱人的口号，各路资金开始进入岛内，很快将脏乱不堪的海口市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大工地，打桩机昼夜不停的巨大轰鸣声，像街头露宿者的“摇篮曲”，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
此时的潘石屹，与李勇还在海口市秀英镇的一家砖厂。他将砖厂管理得井然有序，效率比以前高出很多，深得老板的信任，月工资也由最初的二三百元涨到了1000元。
做了一年多的管理者，潘石屹以每月8000元的租金承包了砖厂。在房地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砖厂生意红火，每月能有二三万元的纯利润。
但好景不长，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当地户籍人口很少，房地产的疯狂开发大大超出了市场的正常消化能力，建好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热急剧降温。潘石屹承包的砖厂难以为继，苦撑数月后关门大吉。
当潘石屹遣散工人，离开砖厂时，赚到的钱基本赔光了。
1990年8月25日，潘石屹与相处三年的李勇在倒闭的砖厂分手，消失在人海茫茫的海口街头。
就在潘石屹艰难谋生的同一个时期，冯仑完成了对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组建，并且担任常务副所长，而所长则由迟福林担任。演变至今，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冯仑现在见到院长迟福林时，还是习惯地称他为“老板”。
研究所无意中成了闯荡海南的知识分子的“聚义厅”——王功权、易小迪、刘军、王启富，这时的冯仑还不认识潘石屹。六人后来被江湖上称为“万通六兄弟”。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国有单位工作。
王功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趁妻子生孩子的机会偷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口的大巴上认识了刚从成都一家国有企业辞职的刘军。两人一见如故，相约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
王功权很顺利地进入一家国有房地产公司，当上了总经理。他想到了大巴上的约定，设法找到刘军，将其招到公司工作，而王启富那时就是这家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研究生毕业的易小迪，被冯仑从中央党校拉到了海口，进入研究所工作。接着，王启富跳槽，也成了研究所的一员，冯仑顺理成章地认识了王功权。
1989年，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所解散，王功权也被迫离开房地产公司。
当时的五个人，除了易小迪留在海口，开了一个小印刷厂谋生外，其余四人则回到北京，投奔当年的风云人物牟其中的南德公司。
砖厂倒闭、重新加入失业大军的潘石屹，认识了易小迪。易小迪信佛，对佛学颇有兴致，于是，他在打理印刷厂的同时，成立了海南省佛学研究会，潘石屹被封为研究会秘书长。
一群闯海者陷入事业的低谷，此时，他们尚未完成原始积累，谁也无法设想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
由于多种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建省不过两年的海南逐渐沉寂下来。
1992年初，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二次南巡，他的一系列涉及姓“资”姓“社”问题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轮冲击波。
栖身牟其中屋檐下的冯仑、王功权、王启富、刘军四兄弟先后于1991年下半年离开南德，再次回到海口。1991年9月3日，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成立。王功权被推举为“头领”，潘石屹也被找回来担任财务经理，其他四人亦各司其责。日后名扬江湖的“万通六兄弟”第一次大团圆。
这个挂着农业招牌的公司，被他们自己戏称为“皮包公司”。正是从这个“皮包公司”开始，六兄弟开始了他们的原始积累。到1993年完成产权改革，变身为万通公司的时候，总资产已经超过了一亿元。
海南疯狂了，低谷时离开的各路人马，带着资金二次登岛。那些曾经让很多人纠缠不清的姓“资”姓“社”问题，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
在思想大解放的旗帜下，海南获得了中央赋予的超乎寻常的特殊政策，一时间，银行多过米铺，高峰时共有各类银行2600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多达18家，其中主要集中在海口。
于是，有人惊讶地发现，在海口市望海楼门前的天桥上，那些常年聚集在桥上算命打卦、坑蒙拐骗的各色人群，突然鸟兽散——在全民炒房、一份批文复印件转手就能发大财的时代，谁还干这种骗几个小钱的勾当！
海南的房地产市场一时热浪滚滚，打个地基就能卖楼花，后来发展到卖红线图，一块地同时有一二十家公司在炒卖，被形容为“击鼓传花”，每个人都相信，这个“花”不会落在自己手中。
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披露，建省之初的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350元，1991年为1400元，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每平方米7500元。
对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在整个炒作过程中，完全没有法律手续，有些连红线图都没有，卖的就是一纸合同，只要胆大，说这个楼是我的，拿出一套相关的复印件来做证明，就有人敢跟你签合同，就有人付钱给你买这个楼。”
正是在这种近乎刀口舔血的疯狂游戏中，“万通六兄弟”掘到了第一桶金，进而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一种逐渐逼近的不安和恐惧，让这几个读书人始终保持着清醒。
事实上，楼市的疯狂并不是只有海南，连广西北海这样的小城市，也在急剧升温。形势正在变得恶劣起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央将出手遏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万通六兄弟”决定撤退。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潘石屹“5斤桔子换取规划局内部消息”，从而判明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进而决定撤出的说法。但关键因素或许还是冯仑来自北京的政策层面的消息。
王功权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很多企业没有撤出来，而我能够撤出来？一是冯仑的信息很充分，二是得益于我自己。开会讨论的时候，我非常坚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谁不执行就撤谁的职务！”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发表讲话，宣布停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决定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海南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工地纷纷停工，房价迅速暴跌至1991年的水平。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至今还记得那种资金撤离、人去楼空的可怕景象。
而“万通六兄弟”在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前逃出，成功地将主战场转移到北京。
留下了什么
从海南“胜利大逃亡”之后的故事，便是尽人皆知的“万通六兄弟”各自另立门户，其中，冯仑继承了万通，易小迪现在是北京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功权是鼎辉投资公司总裁、合伙人，潘石屹作为SOHO中国董事局主席，与妻子张欣数度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王启富和刘军也都在商业领域卓有成就。
海南成就了一大批像“万通六兄弟”这样充满智慧、敢于挑战传统的市场经济领袖，很多闯海者成为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易小迪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有人在那里成功，有人在那里堕落；海南是个试验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尝试……”
胜利者的故事总是令人羡慕的，而那些在海南房地产市场崩溃后未能脱身的人，留下的是一座座没有碑文的墓碑。他们的身后，是十年才消化完的600多栋烂尾楼和18000多公顷被原地倒了多手的土地，800多亿元的积压资金，有多少最终用纳税人的钱买单，只要我们看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此相关的300多亿元的坏账，就能够明白这场房地产泡沫的代价有多大。
作为金融秩序混乱的祭品，实际上已经让楼市拖垮的海南发展银行被中央勒令关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所所长夏锋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央决定海南建省的时候，当地经济还很落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高的房价，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采取冒进的方式，不可能持久。
这位学者说，泡沫破裂后，不仅资金撤出海南，造成当地经济的空壳现象，而且大量的人才被迫离开海南，这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损失难以估量。
多年来，对海南第一轮发展失败的成因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南的发展模式，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省，应该说当时并没有充分论证，使得海南的发展缺乏明确的可行的方向。
夏锋说，关于海南发展模式的问题，到底要把什么产业作为主要定位，且不说建省初期，即使到2007年还在争论不休。一种观点主张要像广东那样，坚持工业立省，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这么多年一直在主张工业立省。但有人反对，认为海南没有广东的优势，恰恰相反，当地最大的优势是旅游资源，如果破坏了资源，就等于丧失了优势。
据夏锋介绍，早在2000年，中改院就提出以第三产业作为未来海南发展方向的建议，并且上报给了中央；2005年，在海南省第五届党代会期间，中改院第一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思路，但各方意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较为集中的意见认为，虽然经过20年的发展，但海南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落后，如果仅仅依靠第三产业，很难赶上发达地区，海南不能饿着肚子发展旅游业。
不过，在中央批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规划后，建省22年，海南的主要发展方向终于被确定下来。同时，这20多年的发展，虽然由于19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使得海南错失了很多发展机会，但今天的海南，与20多年前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这构成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基础。
但是，国际旅游岛概念瞬间催生的严重脱离现实的房价，仍然让很多业界人士感到忧虑，十几年前海南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一片萧条的惨痛教训，至今仍历历在目。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任凭资本在海南房地产市场恶性投机，竭泽而渔，必然导致对海南国际旅游岛未来的过度透支。2010年春节，海南酒店有史以来最高的房价，吓退了众多游客，或许就是一个间接的警告。二十多年前，冯仑和很多人在海南一起“飙车”，大部分人撞到山上，他拐过弯来，一路狂奔。现在，他再次回到海南。
1990年代的冯仑受访者提供
大年三十，冯仑在三亚度过。阳光、沙滩、度假酒店。此时，中国大部分土地上，人们穿着厚重衣服，戴上手套、捂紧围巾抵御寒冷。而三亚热辣的阳光下，穿着清凉的游人熙熙攘攘，人多到令他感到不可思议。
他数次来到这座岛上。
1988年，他是有行政级别的学者，乘军用飞机前来，一下飞机，看到满目荒凉。
1991年，他从北京“逃”来，想到的是可能的“金矿”。
此后数年他穿着体面，形色匆匆，如过客往来。去年，他和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在海南开发一个项目。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以投资者的身份回到海南。
“现在想来海南的岁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中国大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冯仑如此说。他说话时身体微微前倾，头发短得像小树桩一样，深蓝色的衬衣配上同色系的裤子，光滑干净的皮鞋发出柔和的光芒。回想起海南岁月，他的语调不由地升高，面带含蓄的笑意。
公派闯海
二十年前，他不是这样。用冯仑自己的话说，那时“头发比较长，穿个大裤衩、拖拉着拖鞋在海南的大街上晃荡”。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青年渡过琼州海峡而来，冯仑也来了。他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上头给他的头衔是常务副所长，不过，他拥有的所有公产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关键是那一万台彩电批文。海南省当时的意图十分清楚，财政有限，只能给政策了。一万台彩电批文很快被卖出去。20万元的研究经费手到擒来。
海南本来是他走学者报国之路的理想岛，不过，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突然解散了，他成为了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他来到北京，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他要找维持生计的工作，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