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言行，还是举止，任志强从不缺乏把自己推进漩涡的猛料。
这一次，这位华远集团总裁让自己成为“靶子”的方式，是在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时期，毫不手软地拿了高薪。
3月6日，华远借壳的ST幸福(600743.SH)发布年报。其中显示：董事长任志强以2008年774.3万元薪酬，成为目前房地产业上市公司高管老大；其所持股票市值也达1.4418亿元，超过王石约1亿元。
在减薪风暴全球席卷的时刻，拿高薪的风险想必是人所共知的——连美国总统都声色俱厉地介入到AIG高薪事件了——“这家公司因其自身的轻率和贪婪而陷入财务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AIG的衍生品交易员如何还被保证拿到任何奖金，更不用说1.65亿美元的奖金。”3月16日，巴拉克·奥巴马发出誓言，将寻求“一切法律途径”来阻止AIG支付1.65亿美元奖金。
任志强倒没遇上奥巴马。不过，他遭遇了中国网民、媒体的狙击——“一边喊救市，一边拿高薪，任志强让地产蒙羞”。种种指摘，不一而足。
退一步讲，即使拿了高薪，默不作声就是了。譬如：格力集团董事长朱江洪最近也拿了不菲的股权激励，但他几乎是家电业最为低调的一个(不少人甚至认为他只是格力总裁董明珠的“傀儡”)。所以，大家骂了几句，没有回应，兴味索然，也就罢了。
但任志强偏不。博客照写，高调依旧。“当华远的年报公布之后，媒体又犯了信息饥饿症的毛病，似乎又找到了一些特殊的足以引发社会震动的新闻，再一次重演了1996年香港华润(北京)置地年报之后关于我的工资收入的风波……以我的工资为题目进行炒作的媒体大约是80后或90后的记者在抓刀。他们也许是因为不了解历史，或者是只看到眼前金融危机后的高管薪酬限制，而并不想去认真地分析或了解事实的真相。”任志强在他的《本不想说的话》博文中，认为质疑者过于“幼稚”。
然而，不几日，任志强居然给了“幼稚”的媒体以口实——传出华远取消10元餐补的消息——“任志强只许领导天价年薪，不给员工10元饭补。”一家报纸如此刻薄地写道。
如果，你对任志强和他引发的一系列“口水战”有所了解，你就不难想像，在互联网与此有关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可能充斥着唾沫星子和火 药 味儿。而他的博文，也注定要留下数千条的评论，或骂或顶，热闹至极。
当然，将此理解为任氏与网络的再一次“堂·吉珂德挡风车”式的老套战争，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新命题——中国的“新贵们”如何在经济危机时期给自己“加分”？一如王石2008年在地震时期滥用“影响力”抛出“十元论”一样，策略与火候之把握，至少目前看来值得商榷。
高薪：自造任氏危机
19天后的3月25日晚，即将于次日正式更名为“华远地产”的“ST幸福”发布公告，称其董事长任志强的“天价薪酬”，是根据上市前公司薪酬制度的合法所得。在其774.30万元的税前薪酬构成中，297.05万元为董事长年薪及职工福利、司龄工资、未休假补偿工资等，477.25万元为任志强2007年度业绩奖励。
无须过多解释。其实，面对774万元的高薪，任志强或许有千条万条理由——譬如：依据公司薪酬制度，经薪酬委员会、股东大会、董事会批准，为公司做出贡献的合法所得，诸此种种。但是，公众对于高薪的“用脚投票”，却只需一条理由就足够了——危机时期，你需要不需要与公司、员工、股东乃至客户共渡难关？
如此质疑，并非否认高管的价值与能力。实际上，即便如任志强，在借壳“ST幸福”的过程中，也对公司及股东有不小的贡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
根据其3月6日的首份年报，2008年实际完成利润4.04亿元，同比增长32%。由此，3月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了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的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一举实现了“ST摘帽”。3月25日，华远地产还发布了200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40%～60%。
任志强自己恐怕也是如此理解的。“企业的年报公告之后一般会影响股价的高低，即股民会根据自己的满意度用脚或手投票。更关心的是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否会刺激管理层用一百二十倍的努力去为股民创造收益，激励机制是否影响了股民的利益，而不是管理者的实际收入高低。”他在博客中如是写道。
审视既往的“高薪”事件，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并不多见。这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位“银行高管天价薪酬”的当事人，2008年就曾私下表示：“究竟搞平均主义还是搞一批精英阶层？这个是大家有争论的问题。多劳多得——你多劳了就能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再一个就是精英阶层，他为社会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创造多少财富？这个都是无法计算的。”
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有其合理性，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未来趋势。早几年，被人们热议的“59岁现象”，就是追求所谓“平均主义”的恶果之一。当时，业界普遍担忧，由于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报酬制度没有按照其所负的责任或贡献程度制定，同时频繁地由于仕途受挫、神话破灭、为名所困、为利所扰，种种心理失衡之现象，恐令企业经营及发展难以步入正轨。
但是，在政策及环境日益宽松之际，“高薪迷恋症”、“一激励就灵”等的“富豪批量制造”现象，又呈泛滥之势。而且，这种追求已经到了无视时势要求的程度——如果说任志强错了，那么他就错在此处。
在全球金融危机深不见底之际，各国纷纷采取了“限薪”之类的举措。最近，财政部在就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的最高年薪征求意见，据说，在征求意见稿中，标准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而美国的做法看起来更严厉些，2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凡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
与此同时，人们也乐于看到那些主动采取限薪举措的企业家。譬如：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今年将只领1元年薪；2月24日，又爆出了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将“分文不取”的消息。针对马明哲“零年薪”的报道，中国平安新闻发言人盛瑞生表示：2008年公司内外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形势和公司业绩均受到影响，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希望以不领薪酬的方式，与公司上下及全社会一起共渡难关。
按照“任志强们”的逻辑，年薪其实也是对过去一年经营业绩及表现的回报。从这一点来看，马明哲还是有勇气、有担当的。至少，他在反思，而且在补救——2007年平安年报披露其税前薪酬达6616.1万元，马为此已受了一年的煎熬。
也有人为任志强辩护称，炒作“高薪”是一种“仇富心理”。不尽然。仇富的的确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而且，在某些阶段、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较严重，但是如今，那些理性而有责任感的富人们，正在以降低、放弃天价薪酬等方式赢得公众的理解，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做法，值得赞扬。
而如任志强一样的富人，在这个需要共同携手应对危机的时刻，仍以绝不放弃“高薪”的姿态，挑战公众的底限，谈何仇富？咎由自取还差不多。
高调：“大炮”是怎样炼成的？
“任大炮”、“地产狂人”、“人民公敌”、“任我行”、“地产总理”……58岁的任志强有着太多类似的封号，而他都一一笑纳，不以为忤。
“我不在乎人民公敌的封号，我说的都是实话。”他曾如是说。任还曾经注意到，媒体、网络上“任志强”三个字的曝光率大大提高了，最新、最响的称号大约是“老任疯了”，并将此写入了自己的博客。
何止于此！
坊间甚至还流传着一段逸闻：2008年4月11日晚，参加博鳌论坛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从酒店回来的专车上爆料称，任志强因为经常口无遮拦得罪了许多人，据说进入了人们“最想揍的人”并排名第二，第一名是陈水扁。
另一段真实的故事是：自1998年起，房地产研究专家、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原副院长兼总经济师戚名琛就开始密切关注任志强的所有观点，并多次撰文与任进行辩论。
究竟是什么惹得众怒？甚至，连圈子里的人都要被殃及？最主要的，还是任志强的发言，甚至动辄以“万言书”阐述其观点。
有媒体评价认为：“任志强或许是一个狂妄的人，但是，他更是一个十分率真的人。他不像其他商人，说话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或避而不答，或答非所问。他不仅有问必答，而且锋芒毕露。”实际上，类似评价还算公允。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一个习惯于“发言”而且“处处标新立异”的人而言，引发类似巨大关注并不奇怪——你不可能总是对的，你也不可能总是合人口味的，更何况，任志强还以“鲁迅的话也从来都不顺耳，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好人”来为自己开脱。
其实，任志强对于媒体是既爱又恨的。他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媒体传递，却又觉得媒体总在传播错误的信息，误导受众。幸好还有博客，为此，他勤耕不辍，每隔三两天甚至每天都会有博文更新，每篇博客的点击量，更是少则三五万，多则数十万。与潘石屹不同，他的博文留言，无论臧否、叫骂，都会一一保留，但潘的博客中，骂人的话可能很快即被删除了。
如果想逐一盘点“任氏语录”，将是一项非常艰巨而繁杂的任务——事实上，他的几乎每一次发言，都能引发轩然大波。而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想必他也已经非常适应了。
但是，别人不能适应。
按照戚名琛的说法，早在1998年，任志强就已经在“放炮”了。当时，因为“害怕经济适用房冲击其商品房市场，他便大肆反对国家将住房供给体系分成不同类型”。不巧的是，后来，任志强又抛出了著名的住房“先满足富人论”，引得民愤激荡。两相照应，戚名琛借此质疑任其实是个“墙头草”。
而在潘石屹看来，任志强似乎就是个爱吵架的人，并由此引发了在2005年前后所谓的“开发商被妖魔化”之现象。“这个行业里没有多少人站出来说话；而且要说话的话，就是任志强这样的人，他出来以后老跟人吵架。”潘石屹回忆说，“(网上)有骂把我抓起来的，有骂把任志强抓起来的。我跟任志强说，‘你都上了头条了，说你被抓起来了，你还不出来辟个谣？’任总说，‘我不出来。让他们骂去’！”
房地产独立评论家牛刀曾经分析称：从2006年与时寒冰交锋溃败以后，任志强“不再是理性客观的对待市场，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改变市场”。而当市场与其观点越走越远后，他也变得“更加固执、自私、不可理喻”。
实际上，与其说是一场辩论导致了任志强的“质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导演了这一结果。
尽管任志强在房地产业堪称“大嘴”，但他最初绝非一个“评论家”。早期，在看到自己的观点被媒体传播开来并产生巨大影响之时，想必任何人都会对自己越来越“自信”(某种程度上也是盲目自信)——你不能苛求他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所以，在一个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不负责任地传播那些“放炮言论”的时代，毋宁说，任志强更像一个“牺牲品”。正如“芙蓉姐姐”在网络上“出卖自尊”换取所谓的点击量与出名度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拜富现象”的另一恶果。在一个商业文明初步形成，公众对于“财富及富人”处于懵懂的阶段，这一时代，富人们的言行，似乎格外受重视，一如早年间人们毫无理由地“追星”一样。作为“拜富”的后果之一，富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及利益的发言，肯定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譬如，作为“房产救市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任志强就曾公开表示“房地产不是暴利行业”，并呼吁国家再出政策，涵盖减税、免税和其他优惠政策，利用房地产市场拉动经济走出危机时期。
而在任志强看来，自己是说归说、做归做的。“为什么我在说了这么多不悦耳的话之后，还能当选优秀共产党员？因为不管我说过什么，对上级的指示，我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
每个人，只要不想从趾高气扬骤然嘴啃泥，
就要不断思考并不断探查：自己的角色界限，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