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慈善事业，已经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大款”，确实非常慷慨。当然，许多中国人会抗议:我要是成了盖茨、巴菲特，我也会捐。问题是我哪里来那么多钱?我们当然先要赚了钱以后再讲仁义道德。孟子不也是讲“衣食足而知礼仪”吗?
我们很难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在一个君子社会里的生活经验，自然无法想象人性居然可以那样的不同。在美国，捐款的并不只是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大款”，一般老百姓的慷慨才最是感人。你会经常读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一生省吃俭用、穿旧衣服、买减价商品的工薪阶层，突然捐出上百万美元来。最近《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Giving till It Hurts”(直译是“捐到疼为止”)，报道的就是这样的人。盖茨和巴菲特不管怎么捐，他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影响，但这些普通人的捐助，则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比如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的一个馆员信子，从事布料收藏达37年。她生活清寒，走路上班，也从不去餐馆吃饭。但是，退休后两年，居然给曼哈顿的亚洲文化委员会捐了100万美元!一个人在37年中，靠一年几万的工资，在纽约这一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生活，怎么能省出这么多钱呢?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捐助成为可能，她把自己早年买下的曼哈顿的公寓卖掉，而在战时日本长大的她，也习惯了在极端状态下节衣缩食。
还有一个叫Oseola McCarty的老年洗衣妇，1995年捐给南密西西比大学15万美元的奖学金。根据许多慈善机构的报告，这种挑战自己财政极限的捐助最近越来越多，捐助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小。甚至有学者对捐款人进行研究，得出了越捐越幸福、越捐越富裕的结论。因为捐助的需要给捐助人提供了新的生活动力，使他们为了捐钱而更努力工作，最后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更加成功。Syracuse大学的Arthur C. Brooks教授甚至算出:在2000年每1美元的慈善捐助，会导致捐款人多收入3.75美元。
这种慈善行为，和从小培养的价值观念有关。Joe Engle是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中长大的企业家。他清楚地记得，35年前，生活得紧巴巴的父亲捐出大量的钱给教会，但除了俄亥俄大学外(本州州立大学的费用一般不及私立大学的一半)，支付不起儿子上更好的大学。如今85岁的他，和妻子一起作出决定:把几千万美元的资产如数捐出，并告诉儿子他们不认同继承遗产这类行为。儿子则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财政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年少时就开始想这些问题，你很可能会有一个不幸福、没有成就的人生。”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君子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为他人带来幸福，成了许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
美国的许多日常生活细节，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比如，我家边上的图书馆为鼓励孩子阅读，奖励每阅读了10个小时的孩子一本书。我女儿每天卡着表算自己的阅读时间，一到10个小时就去领一本。国内的亲友听了不可思议:你去告诉人家10个小时就是10个小时吗?要在国内，大家还不竞相虚报?书早领完了。其实不止于此。如今网上商业活跃，我从亚马逊网上订的几十美元的书籍，邮递员往门口一放就走，根本不用签收。有一次我没有收到，给公司打个电话，人家二话不说，马上再补寄。若真要慌报丢失，实在是易如反掌。但是，显然干这种事情的人很少，公司和邮局都没有采取措施让你签收。这种市场经济的效率，是建立在“德”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看看这些，我们不妨问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在经济上竞争不过人家，是因为人家的社会物欲横流，我们则“言义不言利”呢?还是因为人家是君子，我们是小人?你怎么证明中国文化在道德上、精神上要高于西方，只是赚钱时没有人家贪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风淳朴。自由放任的经济，是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基础上的。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尤不应该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