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曾被很多人称为“汽车界泛出的一条鲶鱼”，他的出现曾带动国内轿车四次降价，搅活了中国汽车业闭门造车的“一潭死水”，使百姓的购车梦提前实现。
他就是人称“造车疯子”、中国民企造车第一人、浙江吉利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李书福。
然而，在创业的道路上，他却因“民营”身份，为一张“准生证”等了整整十年。回顾走过的道路，坐在记者面前的李书福深有感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吉利”的今天，而吉利汽车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民营经济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没有“准生证”冰箱厂关门
围绕“准生证”的话题，李书福向记者谈起了他当年的经历：
1981年，18岁的李书福中学毕业后，向父亲要了120元钱，买了架“海鸥”照相机，在街头巷尾拍照片。一年后，他利用赚到的第一笔钱——2000元做原始资金，开了个小照相馆，这一年竟然赚到了1万多元。
“1983年前后，家乡浙江一带已经出现创业小高潮。”李书福回忆道，“人们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带活了当地的这些行当。”
受家乡创业氛围的感染，善于动脑子的李书福也开始寻找自己新的创业机会。他发现当地做首饰的小五金生意很兴隆，但所用铜、金、银等原料短缺，于是他转而专门从废电器中提取贵重金属，很快带动了当地电器废料拆解生意，并由此在台州形成了一个“行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书福发现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电冰箱成了生活中的宠儿。于是他又与人合伙办起了“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第一年的产值就达到900多万元。
一时间，李书福在他的家乡——浙江台州，几乎是家喻户晓。
此时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李书福，又把注意力放到了冰箱重要零部件蒸发器的研究上，并在1986年取得很大的突破。于是，他当年即组建起“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以“贴牌生产”的形式生产电冰箱、冰柜。到1989年，北极花电冰箱厂产值超过几千万元。每天拉货的车子排起了长队。
如果不是国家实行冰箱定点生产打乱了李书福的阵脚，也许李书福至今还在浙江黄岩某个地方生产电冰箱。
1989年6月，国家对电冰箱开始实行定点生产，民营背景的北极花电冰箱厂自然没有列入定点生产企业的名单。没有“准生证”，就意味着李书福的冰箱厂必须关门。
这一年的经历对于当时只有26岁的李书福来说，可谓人生的一道“坎儿”。李书福至今记得当时父亲告诫他：冰箱厂必须关门！厂房设备必须交给政府！因为经商倒卖东西那叫“投机倒把”，靠办企业赚钱那叫“资本家”。国家的政策一旦改变，你可能就要蹲监狱！
李书福承认，父亲的话对他起了作用，他平生第一次害怕了。于是他无奈地关掉了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大门，把资产全部上缴当地政府。
此时像李书福一样命运的不只他一个人，1988年至1991年，是改革的徘徊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被迫变身以“股份合作制”来保护自己，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引导和鼓励民营经济向这个方向发展。
关门之后的李书福，想到自己高中才毕业，急需充电，于是南下深圳大学学习。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变化，思考自己以后的道路。
如今说起这段经历，李书福显得平静了许多：如果当时没有冰箱厂的关门，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吉利汽车。但在当时，这曾是李书福内心最深的痛！
迂回造车不惜兼并国企
1992年以后，李书福和整个国家一样迎来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第二个春天。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创业、全民经商氛围开始形成。
在这之前的一年，李书福回到台州，靠经营建筑装饰材料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开始了二次创业的资本聚集。在政府的支持下，他改租为买，将厂房又“买”了回来，并扩大经营场地，开始了他造汽车的梦想。
“吉利”要做汽车，但当时的政策是，属于国家命脉的行业要由国家控制，严格国家所有。于是，李书福也就有了为一张“准生证”奔波十年的故事：
李书福找到当时的黄岩经委领导，说是要搞汽车，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找到省机械厅，答复不仅是“不可能”，还加上一句：“你去北京也没用，国家不同意，工厂不能建，汽车就是生产出来也不能上牌”，一下子把路封死了。
于是，不甘失败的李书福搞起了迂回战术。他找到了一家濒于倒闭的国有摩托车厂，决定合作生产摩托车。
怎么合作？“无非就是花钱向他们一张一张地买合格证。生产一台就给人家几百块钱。”结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国第一辆踏板摩托车造出来了。产品投放市场后一直供不应求，到了1998年产量最高时达65万台。公司的产值连续几年高达20亿～30亿元。
此时，借着全民创业的东风，力帆、宗申、隆鑫等一批业界的摩托车厂也在全国各地迅速成长。这时国家机械部才留意到他们，在让李书福兼并台州一家倒闭国企之后，正式批准了吉利摩托车生产权。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重要的执照——摩托车“准生证”。
未取“准生证”先投十几亿
拿到摩托车“准生证”，李书福没有来得及为自己庆功，一个急转身，马不停蹄奔向了自己的终极目标——造汽车。
董事会通过造汽车的决议后，李书福首先在内部选拔人才。从员工档案中，他发现有三个人曾是汽车厂的工程师。之后，连李书福在内，这四个人就是吉利汽车最初的核心力量。
一个台州农民要造汽车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也招来一片怀疑、责难甚至警告之声。
然而，李书福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用摩托车厂的名义买下临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块土地。
李书福的造车梦是从模仿开始的：1996年，奔驰刚刚发布新车，李书福买了几辆，照着设计。1997年，他到一汽，把红旗的底盘、前后桥、冲压件、发动机、变速箱、仪表台都买来弄。车身也不用设计了，就照着奔驰做，玻璃钢的，扣在红旗底盘上，做成了奔驰280。第一辆车做出后，李书福兴奋地开出去到街上兜风，自己感觉很风光。
这时有些好心的领导提醒他：没有生产许可证，你造出来的车是“犯法的”。他为此还受到了省机械厅领导的严肃批评。但李书福不死心，跑到国家机械部，拿着自己设计的汽车照片给人家看。得到的答复却是：你生产这样的汽车，国有企业怎么办？
1998年，第一台吉利“豪情”轿车完成下线，这台车参考了其他厂家的车型，模仿天津夏利，发动机是丰田的。据说，李书福搞了一个下线仪式，发出去700多张邀请函，却没有多少人来。
怎么办？造汽车必须要上国家经贸委的生产“目录”，否则吉利汽车不管造得多好，也永远是个“黑孩儿”。轿车的目录肯定就别想了，但是客车目录各地好多企业都有。
为了生存，李书福动起了客车的脑筋。根据目录公告，“6”字头的是轿车、“7”字头的是客车，客车和轿车之间是相通的。这时李书福听说有一个生产“7”字头客车的德阳汽车厂停产了，但是目录还保留着，就通过朋友去找。这是德阳司法厅下面的企业——德阳监狱。就在监狱里，李书福执著地开始了走汽车生产之路。
1999年，当时国家计委有关领导视察“吉利”的时候，李书福情真意切地说：“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家做轿车梦，大众在上海的投资累计46亿元，而我只需要26亿元就可以造很好的轿车，几十亿元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资金由民营企业自负。”
可是，为民营企业造汽车开绿灯，当时还没有这个先例。
当年9月国家经贸委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依然没有“吉利”的名字，这使李书福黯然神伤。但是，李书福造车已没有退路可言了。从1998年到2001年，在浙江临海和宁波两地，光是买地建厂，在看得见的资产上，李书福已经投入十几个亿。
尝遍了在国有企业夹缝中生长的艰难与辛酸，李书福自喻就是一棵小草。那时在他的家乡——浙江，到处是高速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全省大中民营企业超过100万个。在李书福看来，这些被誉“小草经济”的企业，总会“生根、发芽、成长”的。
2001年11月9日，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吉利“豪情”终于登上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名录公告，获取轿车的“准生证”。吉利集团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回忆起吉利当年造车的经历，李书福笑谈“是托了WTO的福”。
突破壁垒“鲶鱼效应”显现
对吉利获得“准生证”，当时有评论这样认为：吉利的突破是民营资本准入的突破，行业壁垒松动的突破和意识形态障碍的突破，其实质是对僵化体制的突破。业内人士认为，民营企业敢于巨额投资汽车工业，预示着由国家投资垄断的传统汽车生产格局开始出现裂变，由此产生的竞争将促进汽车工业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拉动国内汽车消费。
从2001年11月吉利获得“准生证”起，就名正言顺地扛起了民族汽车工业大旗，走上了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道路。
这里有一个曾流传很久的关于鲶鱼的故事：说的是挪威的渔民出海捕捉沙丁鱼，为了防止沙丁鱼到岸时死亡，在运输的容器中放几条沙丁鱼的天敌鲶鱼，沙丁鱼为避免被吞食，在有限的空间内快速游动，反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经济学由此提出“鲶鱼效应”，意思是说，要有博弈，有竞争，企业方能有活力。而李书福就是中国汽车界的“鲶鱼”。
这条名叫“吉利”的“鲶鱼”一拿到“准生证”就逆流而上，掀起骇人的巨浪，将“一潭死水”的中国车市搅得波涛滚滚。
李书福造的汽车多，却卖得便宜，款式豪华美观的吉利汽车，每辆售价只4万多元，是国内同类产品中最廉价的。由于吉利接连引爆4次降价风潮，突破了4万元价格的瓶颈，许多被人熟悉的品牌车价格纷纷跳水，从而开始了中国低价轿车的市场。
今年是吉利进入汽车行业的第10个年头。如今，全世界已经有80多万辆吉利车在跑。除了拥有自己的汽车研究院，还拥有宁波、临海、路桥、上海四大生产基地、九大工厂，具备年产20万辆整车的能力。跻身中国汽车行业十强之列，并成功研发出我国首款CVVT发动机、解决了BMBS——汽车轮胎爆炸等世界性难题。
现在的吉利也不再造4万元以下的汽车，吉利提出了战略转型，提出告别廉价车要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让吉利汽车走遍全世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我国许多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像李书福一样的民营经济的“鲶鱼”越来越多。
如今，翻开我国民营经济成长30年的历史画册，人们会发现：民营企业现已占全国法人企业的70%以上，成为我国最大的企业群体；个体民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40%以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