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1996年，他看衰亚洲经济，预言将出现金融危机；
2001年，他断言油价可能将飙涨；
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
2008年，他声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能避免崩溃。
成名要趁早，赚钱要及时。
这话说得再有道理不过。何解？没有名气，就不会有人关注你，自然也就不会有人三请四邀地让你去讲经布道；成了名，如果不及时赚钱，等到过了气，同样没人理了，那可就是“一朝春尽红颜老”，只有独自叹息的份了。
我想，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肯定懂得这个道理，否则他就不会来去如风地在中国三大城市“专业飘过”了。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克鲁格曼的旋风可谓刮得既猛又急，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克鲁格曼所到之处，一片欢呼之声，观众争先恐后欲一睹“世界级预言大师”的风采，现场门票如演唱会般一票难求。想当今世上，有几个“牛人”有这等本事？
但纵观克鲁格曼三地所言所行，除了留下几句颇有争议的论断，让龙永图一干人等忙不迭地辩驳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醒世恒言”，倒是他那句一直挂在嘴边的“我不太了解中国”颇为显眼。
号称首次中国之行，既不了解中国，也没打算了解中国，不知克鲁格曼此行目的为何？大概龙永图等人还想好好地与他辩论一番，但克鲁格曼显然没有这样的耐心，拍拍屁股就从北京赶到了上海，不知道在北京讲的话，是不是永久地留在了北京，却没有留在他的脑中。
当然，也不能说克鲁格曼此行毫无收获，至少口袋中的收获，要远大于脑袋中的收获。按照本报记者的计算，克鲁格曼一场演讲加论坛，开价19万美元，三天下来他的钱包里，大概已经吸纳了近400万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不是小数目，想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头衔的溢出效应如此惊人。其实，它还不是全部。中国大陆之行后，克鲁格曼要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台北、东京、越南……可以想见，克鲁格曼此次亚洲之行收获不菲。
克鲁格曼带走了人民币(当然，是要兑换成美元的)，留下了惶然和疑惑：难道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家走秀吗？难道我们就只是想看到他们在聚光灯下并非明星的脸吗？
中国人历来有诺奖情结，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以至于善于讨好国人的“友善人士”动不动就来个预言，说什么未来多少年中国必出诺奖得主。曾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下过断语：如果有人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他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这毕竟只是预言，当下的我们等不及。没办法拿到，那就消费吧。所以，几乎近年每一个诺奖经济学家，都迅速成为中国的宠儿。翻翻历史吧，米尔顿·弗里德曼、西奥多·舒尔茨、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恩格尔、詹姆斯·莫里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蒙代尔……这些从前生辟的名字，在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后，都迅速成为中国的热门词汇。如果说早期的诺奖经济学家来华，还是以交流学术为主的话，那么近年来就几乎以上论坛进会场作“主打”了。
患上“诺奖饥渴症”的我们，已经不在乎对方讲什么，只要他站在台上，只要能远远地望一望，似乎就足以满足，似乎我们也离诺奖近了一些。这大概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按摩”吧。
对方倒是无所谓，反正花点时间赚点外快，何乐而不为？！用经济学最通俗的语言来讲：有需求就有市场。毕竟，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才出一个，供给有限得很。需求越强烈，供给的价格自然就越高。当然，前提是，中国“买家”的支付能力越来越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