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话题缘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中央政府果断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目前,政策效应初步显现,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4万亿元投资对民营经济有挤出效应”的质疑,又恰逢国企主导山西煤炭重组,国内钢铁、航空、房地产、金融、高速公路、公交等行业相继出现国企兼并、整合的个案,一时间,“国进民退”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对于“国进民退”的指责纷纷见诸媒体。究竟如何看我国的救市计划?4万亿元投资有没有“挤出效应”?怎么看我国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的国企兼并重组?这确实是需要我们理性分析的大是大非问题。
“国进民退”不是当前改革发展主流
中央并没有改变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当前有些地方、行业出现的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的现象,不宜过分渲染,更不宜夸大为“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向
□黄挺
近期,一些地方、行业出现国有企业大手笔收购兼并民营中小企业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议论纷纷。究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笔者谈三点看法。
“国进民退”不能成为当前改革发展的主流
在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之际,党中央针对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状况,提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并部署“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施这一战略,引导改革不断深化,促使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发展了民营经济,调整完善了所有制结构,增强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一些地方、行业出现了一股“国进民退”热,我看,这不过是一地或一行业的个别现象,不能成为改革发展的主流。如果把这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手段,当然可以,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期国策。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调整、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国有垄断行业还没有突破,民营经济仍需发展,处在这个关键时期,“国进民退”是不利于巩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对发展国有经济和发展民营经济都是不利的。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符合中国国情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这是一项长期的国策,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所有制经济结构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的“国进”,应该不能改变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和精神,不能让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出现倒退。倒退、走回头路是没有希望的。况且,部分地区、行业收购民营企业,并不是全局性的工作部署,不是中央的决策,“国进”并不同时意味着“民退”。中央并没有改变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而且,当前国家投入的领域,主要是民营资本不适合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等回收期较长的长线投资领域。在这种特殊时期,经济资源适当向国有企业集中,用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环保、民生等社会福利问题,拉动内需保增长是必要的。当前有些地方出现的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的问题,可以依照市场经济法则、法律途径来作个案分析和妥善处理,消除不应有的矛盾,不宜过分渲染,更不宜夸大为“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向。应该说,市场取向的改革并没有完成,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调整、深化改革,国有经济仍要不断实施“有进有退”,民营经济还需要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混合经济组织将扮演主角
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进退有度,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要求,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将要长期存在,不会轻易改变。
国有资本不仅在资本投入上选择进退,而且在资本实现形式上也要有所选择。我们的改革是在探索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典型的、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组织形式。今后,要鼓励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更多地相互参股,发展以股份制为内容的混合经济组织。混合经济组织将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唱主角,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将主要精力花在这方面的研究探索,没有必要过多地去争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姓公姓私问题。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国进民退”是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副产品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关键就在于它没能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与“民”的关系,把它们处理成了对立而非统一的关系
□张捷
“国进民退”现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关键是看你怎样去认识它
近来,围绕着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否导致了“国进民退”现象的争论在不断升温。认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理由大致有几点:一是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垄断着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国有企业获益颇丰,民营企业却受益甚少,甚至可能或正在被从某些行业中挤出。二是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以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甚至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三是在上半年商业银行的贷款高潮中,国有企业即使“不差钱”,仍然成为银行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而民营中小企业却一如既往地被关在银行的大门之外,以致不少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四是近些年来,国有经济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行业的集中度也随之提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国企巨头们甚至在危机期间也总是“旱涝保收”,与惨淡经营的民营企业形成鲜明对照。
平心而论,以上现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关键是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反对者认为这是一股逆市场化的潮流,长此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景堪忧。支持者则认为金融危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连美国这样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的国家都搞起了国有化,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国家干预更是理所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私下认为,当前的“国进民退”正是对前些年“国退民进”走过了头的矫正,应当为之鼓与呼而非担忧。
“国进民退”首先是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附加后果而非目的
笔者认为,对于当前“国进民退”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抱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即首先把它看作是政府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派生物或者说“副产品”。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政府采取的任何反危机措施,实际上都免不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免不了政府干预市场。而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都免不了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至少短期内会如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进民退”现象。因此,对于作为反危机政策“副产品”的“国进民退”,人们应当给予宽容和理解,因为它是政策的附加后果而非目的。这种周期性的“国进民退”,只要经济保持足够的弹性,决策者能作出正确决策,在经济复苏以后,是可能发生逆转的,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不乏先例。
“国进民退”现象又不完全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它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而且渐进式的改革留下了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在利益结构日益固化的情况下,这些“硬骨头”形成了阻滞改革的“顽症”。比如垄断行业长期排斥民营经济的进入,虽然早在2005年3月国务院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其投资经营垄断行业,但时至今日,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依然障碍重重、举步维艰。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难题由来已久,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大银行嫌贫爱富举世皆然),而在于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少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机构。如此看来,近来的“国进民退”现象又不完全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它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即民营经济始终被视为“偏房”,即使在“家族”中获得了应有的名分,但要想“登堂入室”依然难上加难。在升平盛世,这种歧视往往被掩盖,而一旦遇到危机,需要压缩过剩产能时,有关部门就可能先拿民营企业开刀,矛盾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长期来看,“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两者都是零和博弈而非双赢博弈
综上所述,“国进民退”既有值得理解之处,也有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一概肯定和简单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笔者更加认为,从长期来看,“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两者都是零和博弈而非双赢博弈。实际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并肩前进的关系来。当金融风暴袭来时,民营企业体质单薄,无力抵御,如果政府和国有经济不站出来,经济就可能崩溃,大家都将成为覆巢之卵；同样,若光有国有经济的公共投资,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按兵不动,待国有经济的“弹药”用完以后,脆弱的经济复苏还会夭折。以上两种基于零和博弈的假设情景,其结局都是“国退民退”的双输局面。因此,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关键就在于它没有能够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与“民”的关系,把它们处理成了对立而非统一的关系,因此无论孰进孰退,总是难免进退失据。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进民退”:需要厘清表象与趋势
“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表象,源于危急时刻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有效握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一握手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互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原力量。
□刘金山
在应对国际金融海啸冲击和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背景下,中央政府果断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以求通过总量扩张实现经济复苏与通过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质量。目前,政策效应初步显现,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但其间的一些现象引起了争论:经济复苏过度依赖投资,投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政府投资重在国企；国企大项目、央企地王、地方企业重组与行业整合,诸多事件不断进入人们视野。一时间,“国进民退”成为各界议论的话题。这是暂时的表象,还是未来的趋势,需要我们理性考察。
表象:危急时刻的暂时替代
“国进民退”只是一种表象,源于危急时刻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一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制度惯性。金融海啸冲击传导到实体经济层面,导致我国通过出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局面难以为继,这是市场未能及时纠错所积累的矛盾的凸显,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此时,按照历史经验和制度惯性,走出危机,需要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需要依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作用。
二是存在多重约束的民资缺位。危急时刻,需要全民总动员。但在我国,民资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资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但从“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的民企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下的民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海啸对民企的冲击甚于国企,在此背景下,更多的民企在于求生,而难以救急。
三是项目储备不足的应急替代。由于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快速转型,争取中央政府投资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目标,致原本用于民资的较为成熟的项目,可能被拿来应急以谋求中央政府投资；一些“拼盘”投资项目也可能应时而生,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企业重组与行业整合。另有一些大项目的增量投资申请亦顺势获得批准。由于要与中央政府投资配套,部分地方政府呈现融资狂欢,各类融资平台与融资工具亦精彩纷呈。
这就导致了“国进民退”的表象,其实质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国资”对“民资”的暂时替代。与这种替代相伴随的是,财政资金以及与之关联的信贷资金大量流向大型国企,由于产能过剩、多元化投资选择难以及时确定等原因,一部分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向楼市,导致了若干“央企地王”的出现,推动了主要中心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这便是“国进民退”暂时替代行为的货币表现。
趋势:本原力量的市场增进
“国进民退”的争议,归根到底,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议。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有效握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一握手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互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原力量。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需要政府增进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渐进式改革目标的逐步实现,也是政府增进市场的过程。就长期而言,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政府与市场实现互补的本原力量的体现。
在危机时刻形成的“国进民退”的暂时替代行为,在本原力量的作用下,必将实现转换。这是在未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如何把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这一转换,如能顺利推进,经济将会持续复苏；否则能会“二次探底”。这一转换,需要政府进一步增进市场。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民企。通过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广覆盖,使民企的员工福利成本压力得以缓解,有利于民企的成长,有利于民企的资产组合和退出重组。
民资进入领域需进一步拓展。完善产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引导产业增量调整,将民资引入原来审批门槛高与准入门槛高但依然有巨大增长空间的行业。建立与完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有利于激活民间投资。
国企与民企需进一步融合。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国企与民企可以分工协作,实现大、中、小企业协作并存的共生局面。从产权角度看,二者可以打破壁垒,相互融合,有利于优化治理结构。当然,所有这一切,需要政府的推动,这亦是市场增进的体现。
警惕与化解产能过剩。在当前背景下,产能过剩既是市场失灵的体现,也是部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结果。这需要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努力。以市场化的方式,主要依据市场供求关系,结合市场结构的变化,调控新增产能,压缩低端产能。政府需要逐步调整短期政绩偏好,从长期持续发展的角度规划调整产业布局。同时,这种调整,一定要在可竞争范围内,不能形成新的行政性垄断。
让我们期待,市场与政府紧握手,民企与国企共发展。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退热论中的冷思考
□王廷惠
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是治理危机、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这一政策主线极其清晰
迄今为止,“国进民退”现象具有局部性、行业性、暂时性和阶段性,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就舆论关注的山西煤炭业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矿难频发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资源遭遇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提高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煤炭开采高风险性和国计民生角度的考虑,煤炭重组不无道理。
局部、行业和阶段性“国进民退”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和误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决定市场化进程不容逆转。“国进民退”并非中央本意,更未形成“国进民退”之态势。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是治理危机、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这一政策主线极其清晰。
但是,需要注意公众关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几个问题。
全面现实地理解“国”与“民”的关系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关系。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甚至在一些经济领域还需二者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携手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获奖缘由正是洞察到交易的中间性治理结构、混合治理以及多方治理方式,对经济与社会运行中解决现实问题的丰富多样方法之不懈探索。参照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思想路径,也不至于将当前基于复杂现实采取的一些措施,误解为市场经济的倒退。山西省煤矿重组整合企业协议签订率达97.9%,整合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办矿占19%,民营办矿占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占53%。至此,山西形成了以股份制企业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公私联营的混合性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形式更多元化的一种现实选择。
明确国有企业的边界与国有企业的功能
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主要布局于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行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与支柱型产业。如果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与私营企业趋同,均为利润导向或者国资委要求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倘若公众参与监督并分享国企利润的渠道和机制不顺,可能出现国企内部人控制的利益机制。利润动机支配下国有企业的理性行动,有与民争利之嫌。如果只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有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比较清晰。如果被赋予稳定社会、服务公众、稳定市场等其他功能,国有企业的边界可无限扩展。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国企边界的扩展提供现实机遇,甚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寻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倘若不明确边界与功能,国有企业强势进入竞争性领域,会影响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市场机制。国有资本应进入民营资本不愿进入、难以进入或无法进入的领域,利用资本优势为民营企业搭建产业链平台,促进经济内生式可持续增长。
避免应急之策演变为长久之计
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均并用宏观调控政策与波及产业的暂时国有化、局部国有化措施,目的是为市场机制尽早恢复作用创造条件和环境。目前我们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与政府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干预并用常态化。因为最为关键的是,进一步发挥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支持、引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和拉动消费需求。
产业重组和产业振兴宜遵循市场逻辑
2009年初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均涉及兼并与重组。大规模的产业重组现象仍将是2010年值得关注的现象。问题是在具体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国企拿着国家注资和银行优惠贷款实施并购,并非开放竞争过程优胜劣汰所致。如此资源配置方式,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内生增长。产业整合过程极其复杂,各行业特点不同,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干预市场经济。
政府须依法“进退”
依照产业振兴规划进行煤炭重组,山西“不要带血的GDP”愿望良好。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不是完全依法而是依照红头文件办事。维持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有责任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程序正义,政府首先必须带头遵守制度规则,依法重组整合有关资源。只要规则公开、程序公正、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进退过程,无论具体进退主体是何种所有制背景,均有利于资源配置并保持经济的持续活力。
复苏经济与启动内需根本思路是深化改革
首先要改革财政体制,健全公共财政,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居民倾斜,只有持续有效的消费需求才能支持经济长期增长。其次,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高效安全和结构合理的金融体系,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第三,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开放市场,降低电力、电信、石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教育、医疗、文化等产业需打破体制性垄断,消除制度障碍,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能量,激发民间投资热情。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