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新:央企高管中的别样旗帜



 

 

 

 

 

 

  1984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

  26岁的团委书记任建新在甘肃兰州开始了他漫长而传奇的创业之旅。他最初的全部家当仅仅是靠抵押家产借到的1万元资金、一份价值250元的专利,以及另外7个和他一样不会游泳却想下海试试身手的共青团员。他所创建的小小公司叫作蓝星清洗。

  24年后的今天,蓝星已经是鼎鼎有名的上市公司,而任建新则已成为大型央企中国化工集团的总经理。

  从最初走街串巷清洗锅炉,到如今掌控总资产和年营业收入双双超千亿的大型央企,任建新脚下的改革之路有何不同之处?为什么同辈的创业者都已身价过亿,而他却甘愿拿着每年20多万的薪水在中国乃至世界化工界纵横捭阖?在国际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作为中国化工集团的舵手,任建新又会有怎样的打算?

  在中国所有大型国企的管理者中,任建新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另类。

  他看上去朴素而极尽人情味——能记住仅仅见过一面的无关紧要的来访者的名字,并在再次遇见时热情打招呼;也会请来访的各国贵宾去品尝一下简单但风味独特的马兰拉面。然而在工作上尤其是决策过程中,他又极具铁腕作风,相当强硬。

  任建新26岁开始创业,开创了中国现代清洗工业;32岁时做了第一次并购整合,迄今已收购107家国内企业和4家西方公司。这位有着艰苦创业经历的国企管理者有着超乎常人的商业雄心及全球化思维,他没有系统学习过商战理论,却靠着《毛泽东选集》的智慧引领,指挥若定地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的跨国并购。

  母亲与马兰拉面

  任建新承认,在他的商业生涯中,《毛泽东选集》是他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而他的母亲自小言传身教给他的做人要学会吃亏、吃苦、受气的教诲,则令他挺过了商业经营中许多艰难时刻。

 任建新:央企高管中的别样旗帜

  任建新与母亲有着很深很深的感情。他在与一位兰州友人聊起童年时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妈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了照顾我奶奶、我爸爸和我们姐弟四个,从中学转到小学教书。她生活很俭朴,那时候冬天里老师们都在教室的火炉上烤早点,一堆早点里,苞谷面窝头肯定是我妈的,其他的花卷啊馒头啊都是别的老师的。她很早就送我到托儿所,但是她前脚走,我后脚就从托儿所的大门里爬出来,她刚到她教书的教室前门,我就从教室的后门钻进去了。我妈在上面讲课,我还在后面说,哎,你讲错了!讲得不对,洪湖赤卫队那段应该这么讲。我小时候看书记性特别好,很多小孩不看的书,什么《水浒》、《三国》、《红楼梦》、《西游记》,我都能给小朋友们一段一段地讲,后来我妈他们学校的校长就说,让这孩子上学去吧。就这样我5岁开始上学了。”

  或许是过早上学开了先例,此后任建新无论做什么总是比别人早那么一步。15岁那年,他下乡插队到敦煌附近的农村接受再教育,临行前,父母亲每人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到知青点的第一天,任建新就老老实实地下地劳动,这让先行到来、好吃懒做的另外9名知青很不舒服。当又累又饿的任建新收工回到知青点准备吃饭时,一名知青竟然把他的干粮扔进了猪槽以示挑衅。任建新忍不住了,冲上去与这些欺人者打作一团。结果当然是年纪最小、人单力孤的任建新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他毫不示弱,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他从心里看不起这群人偷鸡摸狗的做派。从此每天收工回来后,任建新都捧起爸爸妈妈临行前送给他的《毛泽东选集》认真研读,以感受父母亲如在身旁的一份温暖。正是从《毛泽东选集》中,这个倔强少年发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精辟论述,并深有感悟,他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年龄最小的他很快成为知青里的带头人,被称为“任爷”。

  在任建新下乡的第三个月,他的母亲因思儿心切哭瞎了双眼而住进医院。得知消息的任建新提上一个装满书和七八斤白面的大木头箱子疯了一样踏上回家路程。当他一路扒火车、搭货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时,母亲的病情已因为误诊而急剧恶化,仅仅两个多月后便离别人世。谈到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任建新无比心酸:“我妈把我叫到跟前交代了两件事:一是给了我一块上海表,她说我照顾她这两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分,让我把这块表卖了,把我的工分买回来;第二个事是让我给她端一碗牛肉面来。那时候一个病房住着七八个病人,人家呼噜呼噜端着牛肉面天天都吃,但我们家里穷,一家人到那时还没吃过牛肉面。我当时就看着我妈端着大茶缸子,哗啦哗啦地,吃得香得啊!从此我对牛肉面的印象就特别深,参加工作以后,发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一帮哥儿们去吃牛肉面,摆了一桌子,三四碗地吃。”

  后来任建新并没舍得将母亲留给他的上海表卖掉换工分,而是通过自己拼命干活挣工分及为队里办板报换工分的方式了却了母亲的心愿。16岁离开敦煌回兰州时,他不但还清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时欠下的工分,还将多余的工分分给了乡亲们。

  正是因为牛肉拉面中有着这么多关于母亲的或心酸或温暖的记忆,开一家兰州拉面馆成为任建新一直想完成的心愿。最初下海时也曾想过,但条件不允许,只好作罢。后来蓝星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需要解决再就业难题时,任建新立即又想到了一直藏在心底的兰州拉面——为什么不把美味又健康的拉面办成现代化的快餐连锁企业,这样不是在解决再就业难题的同时还能让更多的人尝到兰州拉面吗?这一次他终于了却了心愿。经过反复斟酌,他给他的拉面连锁企业命名为“马兰拉面”——因为母亲名叫马慧,这样一个名字既含有纪念母亲的意思,同时也还有兰州、蓝星的意思在里面,叫起来是多么温暖。

  2008年初,在当选CCTV2007年度经济人物发表获奖感言时,任建新坦言:“我是在兰州生长的,兰州的牛肉面和我有很深的情结。为了探索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的有效结合,我们以牛肉面为‘第一个螃蟹’,按照现代快餐连锁经营模式,对兰州牛肉面适当地做了些工业化的改造。15年来我们在世界各国开办了500多家拉面店,创造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随着任建新的发言,现场大屏幕上忽然现出了他那逝去多年的母亲慈祥的大照片,毫无准备的任建新怔住了,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一定是感受到了母亲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无言的褒奖,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又还原成了青涩少年。

  蓝星清洗与“第361行”

  1984年,26岁的任建新在化工部化学机械研究院做团委书记。在“酸洗设备水垢技术短训班”做工作人员时,他偶然发现我国煤产量每年增加850万吨,而仅因锅炉结水垢浪费的煤每年就是1750万吨,相当于两年增产的原煤。与此同时,他当时所在研究院的一项名为“lan-5”的酸洗技术专利已经在保险柜里锁了5年之久,当时在我国这种清洗技术还是个空白,而这项专利只要250元资料费就可以往外卖。

  “改革就是要赚钱。”这是当时很多人对改革开放的最初理解和行动动力。24岁的任建新也不例外,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加入汹涌的改革大潮,只是苦于没有方向。对酸洗技术的最新发现,令他异常兴奋。很快,任建新联合了7名共青团员一起注册了蓝星清洗公司,挂靠在化机院下,而“Lan”正是“蓝星”名字的由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蓝星最初的办公地址就在一个空置的防空洞里,而启动资金则只有区区1万元,而且还是任建新以自己当时的全部身家抵押而来的。在抵押协议书中,任建新这样写道:“我将自己的家产拿来做抵押,如果失败了,将家产变卖后从财产上作一个补偿,另外本人的职位级别降一级,从科级干部降为普通干部,工资降一级。”

  后来鼎鼎大名的蓝星公司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传奇的成长之路。

  任建新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清洗一位老太太的茶壶,地点是在青海西宁郊外的一个煤矿。

  由于当时工业清洗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任建新和他的伙伴们想说服企业相信当时还藉藉无名的蓝星公司能清洗干净结垢严重的锅炉并非易事,于是任建新决定独创蹊径,从小处做起,选了西宁郊外的一个煤矿开始练摊,先清洗茶壶,以“吸引锅炉”。当他们轻轻松松将一位老太太结满茶垢的茶壶清洗得光洁如新时,这位老太太十分满意,给了任建新他们两毛钱作为报酬。在获得专利后创造出第一笔产值的同时,蓝星也获得了最初的口碑——很快,“老太太结满茶垢的茶壶被清洗如新”的事情传到了煤矿领导的耳朵里。他找到任建新,声明矿上有台结重垢的锅炉,可以试着让他洗洗,有效果给报酬,否则就当报废了。任建新和伙伴们自然十分高兴,连夜开工。他们将专门配制的清洗液注入锅炉后,看着它循环往复地转。夜半时分,噼噼啪啪的水垢剥落声传出,这台结垢严重的锅炉也被清洗成功了。几近报废的锅炉起死回生,这令煤矿领导非常高兴,让任建新开出清洗价格。任建新开出的价格是低于对方预料的1900元。煤矿领导主动说那就给你们凑个整数2000好了。任建新谢绝了:“我说了1900,就只收1900,决不能多收。”

  就在这样近乎传奇的开局下,蓝星迈开了工业清洗之路的第一步。第一年,蓝星就赚到了24万元的净利润。还清了1万元借款。

  此后蓝星飞速发展,面向全国推广清洗技术,几乎包揽了国家“七五”到“九五”计划期间所有乙烯和大化肥装置的开车前清洗工程。任建新在此过程中收复了长期被外国人占据的国内工业清洗市场,孵化出400多家国内清洗工程公司,成功构建了一个被称作中国第361行的新产业——工业清洗产业,“小到茶壶,大到原子弹,全能清洗”的蓝星开始走向世界,被外国同行盛誉为“世界清洗大王”。

  在兰州,只要提到蓝星和任建新,人们会非常自豪地说,他是我们兰州人。的确,任建新与兰州有很深的感情,因为这里虽非他的出生地,但却是他成长的“福地”。但任建新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兰州,因为兰州令他感觉到一种地域的束缚。在作为甘肃省明星企业代表参加国务院领导考察座谈时,任建新大胆提出自己的愿望,希望把蓝星的总部迁往北京。1995年,在化工部领导的支持下,蓝星清洗上市,蓝星总部也顺利搬到北京。

  实际上,早在1992年任建新就在一次与中层干部的交流中表示,“蓝星总部要搬到北京去,不仅是北京,还要在国外建立总部。”当时在场的人无不讶异。时至今日,一些蓝星老员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为任建新的长远眼光和决策力而感佩。

  并购高手与《毛泽东选集》

  任建新曾经著文披露:“在并购经营国有企业过程中,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毛泽东选集》的哲学思想和观念有时可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要取得商业成功并不单取决于你有多少知识,更多是实践经验和世界观培养中所产生的智慧。当年蓝星在国内兼并收购的时候,成功的很主要原因就是眼光放长远,不完全把收购作为一个商业行为,想急切收回投资。所以我当时兼并很多企业时就没有算细账,只要觉得这个技术或行业有前景就可以,之后掌握了技术,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扩大市场,从大账上来说并不吃亏。”

  “搬迁”到北京之后,任建新迅速开始了一连串的扩张与并购。

  1996年并购江西星火厂是蓝星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有机硅,被称作“工业味精”,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电子电气、石油化工、医药、建筑等领域,是发展尖端科技不可或缺的高技术新材料。当时的江西星火厂虽拥有国内规模独一无二的万吨有机硅装置,但该装置自建成13年来,试车28次均告失败。

  刚刚搬进北京,任建新甚至没来得及到新办公室办公,便顶着巨大压力匆匆奔赴远在江西的星火化工厂。此次并购星火在蓝星内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人们反对的理由很充分——星火资产规模比蓝星大许多,而且负债率200%,企业早应破产。更重要的是星火地处山沟之中,交通不便,而且还有职工家属超过1万人,这个大包袱蓝星怎么能扛得动?

  欲破之,必先了解之。虽然任建新执意要并购,但他并不盲目,而是先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奔赴江西展开调研。经历一番斗智斗勇的卧底调研后他发现,国家其实在星火有机硅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3年间试验开车28次,每一次的开车成本都是近500万,总共花费1.4亿。可惜的是没有一次开车试验能够成功。通过调研他发现,试验无法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便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找到了星火厂濒临破产的痼疾后,任建新写信把工厂大部分离开的技术骨干都召了回来,并邀请100多名国外著名化工专家对星火厂有机硅项目的技术、设备、工艺逐项进行诊断,对改造方案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带团赴国外考察、学习与有机硅相关的技术,买回大批与有机硅项目相关的资料供技术人员深入研究。

  在一系列变革及技术攻关持续5个月后,万吨有机硅生产线试车成功,半年后,有机硅产品下线,蓝星就此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可以生产万吨有机硅的公司,一度濒临破产的星火工厂在任建新接手的第二年即成功扭亏。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化工新材料领域中最具竞争力的上市公司之一,是中国最大的有机硅、双酚A、特种环氧树脂生产商,其有机硅生产已在世界排名第三位。

  在这次成功的并购过程中,任建新深深体味到“战略决定战术和战役的成败”的精妙所在,自此更是视《毛泽东选集》为红宝书,用其思想精髓成功化解不少企业内外部的危机。此次并购后蓝星不仅成功进入了化工新材料领域并发展成为行业老大,而且也由此开始寻求以资本为纽带的快速扩张之路。随着化工部的三大困难企业——江西星火化工厂、南通合成材料厂、晨光化工研究院被任建新一一解构重组,2002年,蓝星的总资产已由过去的5亿元猛增至40亿元。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不断有人劝任建新改制,将他们自己一手打造的企业私有化。但任建新坚持把公司100%国有,认为蓝星的发展不能违背“兴业报国”的初衷,改制方案也从此被束之高阁。渐渐地,与任建新同时创业的伙伴们先后离开了他。如今这些改革开放早期的下海创业者们虽然都比任建新富有,但任建新的大舞台却是他们没有的。

  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这在任建新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迄今为止,无论是蓝星,还是中国化工旗下任何一家上市公司里,都没有任建新的个人股份。也就是说,当他离开蓝星、离开中国化工时,他领取的将只有退休金。也正因如此,尽管20年来,他完全独立控制着“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集团公司之一”,但却从未在中国富人榜上出现过。

  很多人都觉得任建新是一个谜,因为人们想不明白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新王者与化工新材料领域

  在任建新的脑海中,大化工的梦想已经做了很多年。他一直梦想能组建中国化工——偌大中国,有中国石油,有中国石化,但却没有中国化工。化工部解散之后化工企业分散各地,加入WTO之后如何与国外企业竞争?2002年春节前后,任建新终于起草了关于组建中国化工的报告上报国家经贸委和中央企业工委。

  2004年5月,以蓝星集团和昊华集团为主体,新组建成立的中国化工集团挂牌。任建新出任总经理,成为这一原本分散弱小的产业领域的新王者。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任建新又有了新的全球舞台——收购法国安迪苏集团、澳大利亚凯诺斯公司、法国罗地亚有机硅公司,三大手笔全是100%控股,中国化工在国际市场的作为令人不得不折服。

  有人曾问:“我国的一些大型央企多少有点垄断的性质,但您常说中国化工是一个完全竞争型企业,依据是什么?”

  任建新答:“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靠竞争起家的,不找‘市长’专找‘市场’。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全社会都在竞争往高处跑。这没错,但我认为赛跑者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背着板凳在跑,在竞争中找制高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一种人是只往上跑但自己没有背着板凳,板凳总想让政府帮助他们背,因此他们即使能到达制高点也不会有自己的位置。”

  2006年,任建新连续完成三项大规模的海外收购,创下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最高频率。当年1月,蓝星集团耗资4亿欧元收购了全球第二大蛋氨酸生产企业法国安迪苏集团100%股权。蛋氨酸是动物饲料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添加剂,国内一直没有生产技术,蓝星的收购不仅填补了国内的技术空白,而且也将法国安迪苏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4月,蓝星收购澳大利亚凯诺斯公司。凯诺斯公司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聚乙烯生产商,年生产能力为乙烯50万吨、聚合物50万吨,产品占澳洲市场的70%以上。通过这次并购,蓝星集团以最短的时间、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国外乙烯及相关资源,为发展化工新材料奠定了原料基础。10月,蓝星又与法国罗地亚集团在北京签署了全资收购后者有机硅及硫化物业务项目的协议。凭借此次收购,蓝星集团将有机硅单体的生产能力提升至每年42万吨,跃居世界第三大有机硅单体制造商。

  对于海外收购,任建新除了保持惯有的冷静和低调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整合逻辑——买得来,管得了,干得好,拿得进,退得出,卖得高。收购安迪苏1年后,他就撤换了原来年薪700万欧元的CEO。他对此举的解释是——这不仅能减少薪资成本,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向高傲的法国人传达这样的信息:“我能免他”。事实证明收购后的安迪苏每年增长都能超过20%,这让法国人也十分惊讶。

  尽管任建新对并购过来的企业在管理上决不手软,但他同时也很重视与并购国间的文化融合,他的理念是:我们去收购它,不是征服它,不能以一种占领军的心态去收购和管理。他告诫下属要将心比心,多想想被收购企业的法国员工的心理感受。去年任建新到安迪苏公司视察后,从地摊上买了40幅梵高等西方画家名作的仿制品,扛回来挂到了中国化工集团总部的餐厅和茶室,每当法国员工到总公司来的时候,他就带他们去参观,表示对其文化的尊重。

  2007年8月的一天,在中国化工集团大厦9层会议室里,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进行。会议桌的一侧坐着任建新等蓝星集团的代表;对面则是美国私募股权基金黑石集团高级经理陈楚、高级执行董事Ben.Jenkins和不久前担任其中国区主席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谈判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除了中午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双方一直在不停争论、报价、计算,每个人的脑力都在这场战斗中用到极限。最后任建新站起身来,走到黑板前一擦,改了下数字,然后把手伸向黑石:“成交了!”但是对方并没有马上伸手,愣了好一会儿陈楚才握住任建新的手。

  尽管有些不甘,但黑石最终还是认可了任建新提出的交易价。这就是随后向外界公布的轰动一时的黑石注资蓝星的交易案。梁锦松和黑石亚太私募股权基金负责人张昆也依约成为蓝星集团的董事会成员。

  对于为何牵手黑石基金的疑问,任建新的回答是:希望借助外部战略投资者来改变蓝星的治理结构。在他看来,虽然现在许多员工都是跟他打拼多年的“老战士”,但是靠朴素感情来保障这个企业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制度,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明晰,形成多元投资,激励制约有效。

  任建新始终觉得,市场是检验企业的唯一标准,谁说它好或者坏都没用,就看市场掏不掏钱,“黑石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它能拿出真金白银来买我,说明蓝星非常有价值”。

  面对全球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任建新的判断是,现在对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冬天”,且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中国化工集团将如何“过冬”呢?任建新的对策是:稳住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尽量减少开支,积极扩大市场,但投资步伐却不会放慢。

  尽管市场并不景气,甚至整个经济环境还有可能继续下滑,但任建新心里早有打算,“我们的投资肯定不会缩减。大量原材料价格已经下来,所以我们会继续投资。最近,我们在天津就打算投资260亿元,主要生产有机硅、蛋氨酸、TDI等产品。”任建新所说的这一地区,就是中化集团天津的新材料基地,现已纳入了滨海新区滨海化工区的总体规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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