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马津龙坐在许伟杰驾驶的“巡逻兵”直升机上,颤巍巍经过瓯江,飞过温州市区的一排排屋顶,从温州的香格里拉酒店直接降落到了温州大学,那感觉好像进入好莱坞电影一样刺激。
给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提供这次飞行机会的,是许伟杰,温州私人飞机公司万鹏通用航空公司的年轻老总,他正在备受质疑的“中国私人飞机制造服务市场”中品尝“孤独的飞行”。
即使第二天坐在上海温州青联举办的温州文化研讨会现场,马津龙依然有点心不在焉。谈到中国社科院最近推出的《2009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温州被评为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第一名,他的脑海里闪现的却是许伟杰当天下午要举行的那场飞行特技表演。
“这本书、这次评选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评选,也就是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竞争力,从这点上看,温州被评为第一,当仁不让。”马津龙说,从许伟杰那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温州商业文化的延续和希望,甚至看到了当年王均瑶式的勇气。
温州人也感觉意外
和马津龙的积极评价不太一样的是,即便是很多温州人,也对社科院的这次评选感到意外。
根据社科院的解释,此次城市竞争力评选,一份有关中国城市软件竞争力报告指出,在城市文化竞争力、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创业氛围指数及交往操守指数等方面,温州均居首位。
但由于这些与商业文化有关的指标评选,得出的是“温州城市文化竞争力第一”这样一个内涵更为广泛的结果,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外地网民说:如果温州文化竞争力第一,那杭州和西安这样的城市往哪搁？在温州本地,甚至有网民认为这个结论“离谱”,另一位网民说:“这就是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温州。要知道,我们有时还自嘲生活在一个文化沙漠里呢。”
第一和“沙漠”之间，无疑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
而马津龙认为,首先要对本次评选进行还原,所谓第一,指的是商业文化第一。那么,温州人无论是创业精神、吃苦精神和创新意识还是交往操守,都走在全国之首。
中国文人自古就主张“视富贵如浮云”,而温州人向来不避讳积极追求财富,“不富不安,富了也不安”,为财富正本清源。此外,温州人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哪怕在遥远的西伯利亚,不懂外语的温州人也会因为找得到同乡帮忙而去闯荡。温州人敢创新,来自于对失败的宽容。
类似上述这样的话,马津龙已经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津龙一直为温州民营经济鼓与呼,他被称为温州本土经济学家。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一个学者,因为研究本地经济而得到过如此高的荣誉。
马津龙对CBN记者补充说,温州人自古以来就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观念,有位瑞安人在1936年时借了一位文成人六个银元,直到最近,他的孙子还千方百计找到债主,为的是还钱。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信用观念和温州人开放式的商业网络,造就了温州活跃的民间信贷,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就在金融海啸袭击全球时,温州虽然也有停产和开工不足的现象,但倒闭的企业数量非常少,占总体0.45%,没有出现一家大企业倒闭。
另一位温商对记者说,温州企业更能抵抗金融风暴,一方面是出口企业比例不高,此外也与温州人坚持买地经营的理念有关。土地的增值,大大抵充了其他的损失。危机来临时,拥有土地的中小企业表现更灵活,他们中的一些会比较迅速地转换生产线,有的则将温州的厂房以较高价格出租,另到地价和劳动成本更低廉的内地再买地生产经营。这种理念与很多喜欢租地的珠三角企业非常不同。
“温州人的商业意识名列前茅,这无可厚非。”马津龙说。
商业文化第一的争议
有趣的是,温州商业文化竞争力第一,即便是这样的赞美也没有得到一些温商的认可。
来自温州乐清的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就不避忌讳地说,商业文化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说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他们的吃苦精神、对诚信的尊重确实很独特,但是如果从商业投资环境的角度看,第一则有待商榷。“以前我们赞同‘无为而治’,而现在需要‘治’的时候,还讲无为,就大为不妥了。”
说这话时,周星增正坐在从温州开往上海的轿车上,一根烟接着一根烟,盘算着出售最近因遭遇金融危机拖累而停工的焦炭厂和一家煤矿。“焦炭让人焦头烂额。”他不失幽默地对CBN记者说。
这位曾经的温州大学的教师,当年孤身到上海滩打拼,开办温州人在上海的第一座大学,现在集团产业深入能源、地产和养老等领域。不过,转型一直在进行,在准备出售上述资产的同时,他最近在嘉兴投资了一个新农业项目。
跑遍98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世界温州人》的导演叶卉,对周星增尤为赞叹。她告诉CBN记者,在采访周星增母亲的时候,了解到周星增小时候家境贫困,但是他的母亲却能让出自己的房间收留很多的乞丐,且成年累月地供养他们。“温商为什么能够作为一种群体崛起,这不是偶然的,必然有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在背后作为支撑,这些文化就是包容、利他和利众。”
叶卉将温商形容为“理想的务实主义者”。但被叶卉所看好的周星增本人却对温商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未来感到一丝忧虑。
周星增说,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民营企业已经体会寒意,似乎投资不受鼓励。他本人在前年就打算“瘦身”,但由于时势变化速度超乎想象,致使他的产业群和他自己一样,到现在“还挺着个啤酒肚”。
去年下半年,他发现一些企业家朋友开始无所事事,整天躲在宾馆里打麻将,高雅一点就去打高尔夫,“主要是大家失去投资的信心,感到未来不可预期”。
随着传统制造业的黄金时代过去,周星增担心原来所引以为傲的温州商业文化也面临危机,可能会有一些温商将退出历史舞台。“拥有财富以后,温商也在发生变化,不排除会有人失去原先打拼的劲头。”
有类似焦虑的不只周星增一人。另一位温州当地企业的副董事长直截了当地说,温州的商业文化最具竞争力,这已经属于历史。这几年,温州的定位一直在变化,温州的投资环境没有进步,“老板经济”管理方式没有在大范围内得到实质性提升。
“刚开始‘乱’,是有道理的,到现在还‘乱’,就不应该了。”言下之意,他认为温州应该在管理、法制、效率、治安等方面更有作为。为谨慎起见,他表示不方便透露姓名。
艰难而痛苦的转型
其实马津龙也不是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也看到了温州民营企业家们当前的一些困惑,他说,很多问题不是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是长久以来积累的问题,如产业结构与变化的消费需求存在着矛盾。
而酷爱读书的华仪集团(600290.SH)董事长陈道荣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画了这么个路线图:前30年,温州企业主要有两种特征:劳动密集型和产业集群式发展。如今,这两种方式都面临严峻挑战: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才荒,以及互相压价、企业利润越来越低。因此,今后30年,企业要考虑创新,如去生产少而精的产品,生产节能减排的产品。
他认为,温州经济要尽快形成有自己特色的金融服务意识,从产品经营走向品牌经营和资本经营。陈道荣将温州以前的商业文化归纳为“侠客很多,元帅太少”,现阶段,温州商人多,能带领“千军万马”的企业家领袖不多,未来的温商,应该将侠的精神和帅的力量进一步结合。
他很乐观地说,晋商大约有280年的历史,温商才一代人而已。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第一代温商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将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有点像马津龙所说的,他在开拓蓝海产业的许伟杰身上看到了二代温商的希望。
陈道荣本人小学未毕业,有趣的是,随着他从传统电器生产转入新能源领域的风机生产,再将华仪打造成温州首家主板上市公司,他阅读书籍的兴趣也从武侠小说、十大元帅传记,变为王永庆传记,变为三洋、松下等公司的商业传奇,最近他又开始读毛泽东、马克思的著作和曾国藩传记。“要管理别人,先要自己脑袋里装东西。”这位越来越有文化的企业家说。
喜欢与围棋高手对弈的周星增,则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更为通达的态度。他说,其实不必执着于温商或者温州文化这样的概念,总有一天,它们都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自己很高兴看到一些温州或者非温州的年轻企业家崛起,他们有更新的思维和完全不同的资源网络,这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