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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中国企业界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关键是他有思想，善于思考。做企业的人，是否善于思考关系很大，能思考的人，企业不一定做得大，但做得大的人，一定是善于思考的人，否则即使碰运气做大了企业，也大不长久。
冯仑曾经有过一个“熟人文化”的理论，我深表赞同。他认为，中国人善于妥协，善于变通，有的时候，这是个优点，但到了企业管理的层面，这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冯仑是这样讲的，中国是“熟人文化”，在酒楼解决的事情比在律师楼解决的事情要多很多。之所以在酒楼或洗澡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超越规则，目的是变通。在中国，做房地产、出租铺面，大部分都出租给餐饮业和娱乐业，中国人在这些地方个人享受的成分绝对是一小部分，通常在这里把公事当私事办、把私事当家事办，充分软化对方的心灵，目的还是变通。在中国，做事情的惯例是把人我之间的中间地带消灭掉，互相侵占，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私人化程度非常低。
为什么“熟人文化”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冯仑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混在一起，人我界限不清，是中国大多数企业制度管理约束力弱的原因所在，感情因素的制衡，在企业的管理机制中发挥着很大作用。除非是制造业，流程规定非常清楚，相对来说情形还要稍好一点。
我非常理解，很多企业领导人即使明白了这个道理，也难以做到摈弃“熟人文化”。即使明白熟人关系，使得企业管理很难“一碗水端平”，制造了诸多的不公平，但就是解决不了，摆脱不了“熟人文化”。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人耐不住寂寞，二是企业的管理不规范。
中国人耐不住寂寞是有名的，外国人会一个人坐在公园里面读书，而中国人会聚在一起打麻将；到了晚上，中国人会尽可能地找乐子，往人多的地方扎，但在外国，绝大多数人是10点钟就上床睡觉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企业领导人自己管不住自己，他也耐不住寂寞，不建立熟人关系，他就不放心，不甘心。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管理高手都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时间和空间怎么处理，都是清楚的。只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难缠的事情也是可以解决的。至于应付官僚，坦率的说，也完全可以处理成利益交换。美国人也不是利益交换，那里都有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得这样做，但完全没有必要把官僚变成为兄弟，这样成本太高了。这其中的实现要求，就是要你具备一种能力，有本事随时切中要害，这样就能轻松搞定一切事情。
而企业管理的规范，主要就是业务流程要规范。很多人轻视业务流程，不愿意花钱研究这个事情，做成这个事情，结果是把自己累得够呛，最终还是危害企业的健康成长。原因很简单，如果不依靠流程或是规章制度，那么就只能依靠人的经验。你就面临抬价的风险，只能事事讲条件，还得解决面子问题。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曾经说过，人生最难吃的面，就是情面。但做企业，不是做黑社会，如果你总是纠缠在这里面，企业还能搞好吗？
所以，人事管理对老板而言，简单胜于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