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雨后的山城空气清新。距重庆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所在地。
在经过了两道门岗之后，来到一幢两层小楼前。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正值中年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曾在这座小楼里居住办公。
黄奇帆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小楼里，不久前他刚刚被任命为重庆市代市长。在一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黄奇帆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
这个只有十岁的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到处是脚手架和搅拌机，几乎看不到金融危机的迹象。十多年前的浦东也是这样一派繁忙建设景象，那时的黄奇帆是浦东建设(13.15,-0.01,-0.08%)的见证者也是推动者。
过去八年间，黄奇帆主管重庆经济工作，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冬中，地处内陆的重庆经济强劲攀升，有专家预言重庆今年GDP增速将达到14%以上。
身躯壮硕的黄奇帆笑眯眯地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气定神闲，侃侃而谈。
作为一位熟悉经济特别是金融的官员，黄奇帆在会议上常常脱稿讲话三四个小时，其间引用数据上千个而极少差错。谈及后危机时期，黄奇帆非常乐观。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财经》：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由市场遭到质疑，这种情况下，世界还是平的吗？
黄奇帆：世界仍然是平的。但是金融危机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全球资源面临重新整合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在我看来，关键要树立一个观念——“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财经》：哥伦布说“世界是圆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这里“重组”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
黄奇帆：就像哥伦布和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圆的”、“平的”一样，可以把“重组”二字理解为一个形容词，表现为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的变化，等等。为了经济发展，可以选择重组；遇到灾难，也可以通过重组来逃生。
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领域，也包括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可以涉及重组。我着重想谈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重组，包括企业界的重组、经济要素的重组、区域之间的重组。
经济领域的重组的定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资源配置、企业结构、股权结构、资产结构等方面的企业运作，包括管理重组、权利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等等。比如在一定条件下，把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达到“1+1＞2”的效果，就是一种重组；企业领导人换了，可能引起整个经营管理层的变化，这种权利的再分配，也是一种重组；企业之间的经济要素的流动、债务的组合，都是重组。
《财经》：我们经常讲经济方面的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和重组是什么关系？
黄奇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重组即是改革，许多改革就是重组。你可以说创新是技术创新，但是经济领域的创新，很多都是和重组有关的。
上世纪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投入上万亿美元拯救花旗银行、AIG、美林、高盛等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解决银行坏账，本身都是重组。
为何重组？如何重组？
《财经》：经济领域推进重组的动力来自何处？或者说，重组的目的是什么？
黄奇帆：从目的来区分，经济领域的重组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为了超常规发展而重组。比如，有的企业为发展去增资扩股去上市，有的企业为了发展进行横向的甚至跨领域的兼并收购，这都是重组。
第二种，为了摆脱困境而重组。企业陷入困境时，往往都有重组。有的企业为了规避破产进行重组，希望通过新的力量注入，起死回生。有的企业大到不能倒、不能死，否则影响稳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政府就强力去重组。像花旗银行、AIG之类的企业，美国政府就出资去拯救它，把一个要死的企业救活，也是一种重组。有的企业破产了，资源也好、要素也好，都重新调整到另一个企业，实质上也是一种被动的重组，是“被重组”。
第三种，企业之间为了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而重组。一般来说，不管是强强联合，还是强兼并弱，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就是一种双赢的重组。联盟企业之间，竞争对手之间，都能够进行这方面的重组。
第四种，为了转变体制机制而重组。突出表现为系统内部为了更高的效率而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或者方法上的调整，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使自身结构更加完善、使内部的管理更加优化，或者为了取得更高效率，改进工作作风，进行体制机制，或者工作方法的改革，这也是会产生重组的。
《财经》：谁是企业重组的主体？
黄奇帆：重组是需要资源的，企业在资源不足时，需要借助外力来渡过难关。
外力有三种，第一种外力是政府。政府是有资源的，包括政策、资金。
第二种外力是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包括私募基金、风投基金，通过适度的资本注入，希望通过合作取得直接的回报。
第三种外力是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包括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等，他们通过参与重组的某个环节，获取相应的报酬。
所以，这三者都可能成为重组的主体，或者是推动重组的工具。利用得好，发挥得好，可能使重组过程变得比较顺利。
《财经》：重组的方法有哪些呢？
黄奇帆：总体来说，重组有四种方法：第一种，调整边界条件。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动，当边界条件调整了，这个企业就会发生变化，坏的企业可以变成好的企业。当然，边界条件调整不当，好的企业也可以变成坏的企业。一般说来，凡是要摆脱困境的重组，一般就是进行边界条件的调整。
《财经》：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典型的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
黄奇帆：对啊，由于许多历史原因，造成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劳动力冗员多、社会负担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单单靠国有企业内部消化，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政府亲自出手，改变边界条件，比如帮助分流劳动力、剥离债务、降低负债率、剥离社会负担，等等。
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采用了汇金集团外汇注资、坏账剥离、发行债券注入现金流等战略性重组措施，并在上市前引入近20个主流券商注资，这些都是边界条件的重组。凡边界条件重组，一般是外力促使，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其他第三者。
推进经济领域重组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这类重组一般是企业之间按市场原则进行的自愿的、互惠的收购兼并。它并不是改善边界条件，而是发生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变现为优势资源的流动。企业之间的重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一定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强强联合，或者是一种强势企业和弱势企业之间的弱肉强食，但一定是经过整合之后，蛋糕越做越大。
第三种方法，系统内部的体制机制调整。一般是更替领导阶层，或者转换企业发展思路，都是从系统内部进行自我革命，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解决问题。
第四种方法，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它着重从方法论上考虑利益蛋糕如何划分的问题，通过重组，改变原来的利益格局或者蛋糕分配方式。一种可能是，各方面利益兼顾，虽然有部分人利益受到一点损害，但总体上大家都过得去。另一种可能是，本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却把别人的好处抢过来了，表现为掠夺资源、财产再分配、抢夺别人蛋糕。
《财经》：调整边界条件是“外来革命”，体制机制调整就是“内部革命”了。
黄奇帆：对。不同重组方法区别明显，因为重组的目的不同，但是四种重组方法和四种重组类型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重组的要义是“多赢”
《财经》：最合理的是哪种重组？
黄奇帆：重组的要义是“多赢”。不仅仅是重组方与被重组方，还有其他有关方，都要利益兼顾。最合理的重组是两种：企业之间资源优化配置和系统内部体制机制变革。因为资源优化配置本身是一种双赢的重组，实现了重组的放大效应。而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组，则是一种内在的消化和挖掘，对外部影响也不会很大。
但是其他两种重组就有风险。改变边界条件往往是不得已的重组，是面对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再不重组就会造成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类重组需要政府或第三方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
调整利益格局类型的重组，一般是拆东墙补西墙，损了东家补西家。作为利益格局调整的重组，主要注意各方面利益的兼顾。如果原来的分配不公平，可以把蛋糕重新切割，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财经》：在重组的四个主体中，政府往往处于强势地位。政府在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中应该注意哪些界限？
黄奇帆：如果政府违反经济规律，重组失败，就可能制造出许多泡沫的坏账，强势只是增加犯错误的动力。如果政府对资源进行准确配置，重组成功，就可能获得高回报率，强势就会有利于超常规发展。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强势，是智慧。
当然，政府行为要有边界。政府在调整边界条件的重组中应该追问三个问题：第一，政府适合不适合参与重组？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调整就能够解决，政府介入过多，可能影响市场的公平，改变企业的运行轨迹。所以，在介入的时点上，政府要把握好。
第二，政府应在多大力度参与重组？企业重组需要政府付出代价，而政府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十分的资源用了一分，去救了企业，这没什么。但是如果政府的十分资源透支成三十分，结果企业可能救活了，但是政府却破产了，这也不行。
第三，政府以什么方法参与重组？政府在采用调整边界条件去救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今后退出的条件和可能的前景，只要政府不是趁火打劫，不是弱肉强食，是在水火之中以拯救为目标，按市场规则操作，取得风险收益也是应该的。
《财经》：这界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对政府的作用寄予莫大希望。
黄奇帆：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能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要认清全球化的趋势，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全球化就是梯度转移，就是把发达国家不想要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吗？全球化意味着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是一个市场里的伙伴，全球化就是一体化、全球一起行动。没有梯度转移，只有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美国到重庆也可以，如果不合适就是广东到重庆也不可以。
当然，重组不是灵丹妙药，重组也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走向反面。这取决于重组的出发点，取决于重组的方式方法，也取决于重组的环境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