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中美文化差异对管理的影响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空气,民族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比如:饮食、衣着、住宅等属于物质文化,而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人际交往和传统习惯等则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民族文化十分强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中华文化经过长期沉淀,底蕴丰厚。在美国工作、生活过或旅游的中国朋友,对中美文化的差异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认识。这里我从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说起。

  一、是传统习惯的差异。

  美国人非常强调自由,个人主义观念强烈,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那就是美国人非常重视法律和规章制度,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是以不违反法律和规章制度为前提的。中国人也强调自由,但在遵章守纪方面的意识相对淡薄一些。举个例子,在公交车、地铁、办公室等国内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年轻人吸烟、听音乐、大声讲话甚至赤膊上阵,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至于这些行为是否会影响他人,他并不太关心。西方的年轻人也常在公共场合有这些行为,但他只有看到有“禁止吸烟”、“请勿大声喧哗”这类标语提示牌,或者有人告诉他这里禁烟、禁止大声喧哗,绝大部分的西方人会自觉将烟灭掉,降低说话声音。至于在公共场合听音乐,戴上耳塞已成为一种习惯,目的就是不要影响他人。

  明白了中美这种传统习惯的差异,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比如:在餐厅吃饭,中国人非常喜欢热闹,甚至许多马拉松式的谈判,到了餐厅,酒杯一碰,一高兴,生意就谈成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将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不分彼此,吃饭、喝酒陪客也是工作,猜拳擦掌,喝的开心,吃的热闹就达到了目的。

  美国人不同,他们将工作和生活分的很开,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吃饭品酒是享受,吃饭时是极少谈到工作的,一般不会主动在餐桌上谈生意。因此,美国人吃饭喝酒不图热闹,只图享受,人也不多,大都是三三两两,慢慢品,低声聊,喝不喝酒,无人勉强,喝多少你自己决定,他不会给你灌酒。

  亲戚朋友初次见面,中美人士都有互送礼品的习惯,但中国人和美国人送礼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人送礼,大都选择别出心裁的小艺术品、小手帕、小卡片等,价值多少不重要,有纪念意义即可,美国人一般是不送烟酒的。中国人送礼,大多选择名烟、名酒、名茶、保健品等,价值太低了不行。在接受礼品时,中美传统习惯显而易见:美国人接到对方赠送的礼品,要说“谢谢”并喜欢现场打开包装盒,试戴一下,赞美一番,称很合适,自己很喜欢一类的话。中国人接受礼品,喜欢故意推辞一下,说“不用”、“不要”之类的话,以示礼貌。美国人接受礼物时是不能推辞的,推辞的意思是嫌礼品不好或价值太低,自己不喜欢。

  二、是语言文字的差异。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字。中国的语言文字注重严肃性,说话委婉,强调措词,抑扬顿挫、标点符号都认认真真。因此,官员讲话大都拿着讲话稿,为什么?怕说错被人笑话呀!所以许多官员宁可讲大话、空话、套话,也不能讲错话,力争让人听起来舒服,怕听众议论自己没水平。

  美国不同,他们开发比较晚,建国不过两百多年,美语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说话比较随意,不会刻意注意表达方式,而更注重表达的内容,以将话讲清楚,让听众听明白为目的。无论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还是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等西方国家领袖,说话都非常随意,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说话不打“草稿”,因此,经常出现“口误”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西方人认为领导说错话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去咬文嚼字,取笑领导人。即使如此,西方人无论是开会还是在正式场合讲话,还是很少拿着讲话稿的,有的准备了讲话稿也不照着念,因为他们习惯了,口头表达能力就是从小练出来的。

  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在现场表达能力方面比较欠缺。我们许多人参加过面试,或者当过主考官,我也面试过不少人,发现我们许多中国人不太善于现场表达。我曾经录用过一个下属,本科毕业,知识渊博,但不善于表达,胆子小,每次汇报工作三言两语就没了,你再问到工作详细情况,他就答不上来。后来我让他准备一张纸,写一个简要提纲,每次汇报工作就围绕这个题纲进行。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嘴笨,而是在我们读书期间,缺少这类练习。

  再比如,我们在许多交际场合介绍自己,会介绍自己的年龄、籍贯,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住址、未婚都介绍了,还有的介绍自己的家乡的风景,欢迎大家前去游览等等。美国人在做自我介绍时,一般是不会介绍这些内容的,他们认为这个是自己的隐私,自己不讲,你也不该问。这就是语言和交际上的差异。

  三、是人际关系的差异。

  我们中国人非常擅长人际交往,广结四海朋友,大家都认为朋友多了路好走。因此,无论是政府办事,还是去购物、谈生意都希望找朋友,没朋友的托朋友去找朋友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相信朋友、重人情,连打广告都越来越重视口碑宣传了。

  有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你去办事就方便多了,委托朋友办事不仅可以热情接待、少跑路、办事快,还可以优惠,少花钱,可以不用按正常的流程走,特事特办。多年前我们返乡,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在等候的近二十分钟,工作人员为他们的朋友办理了结婚证,手续费免交,还热情送他们出门,待我们办证时,一副冷冰冰的脸,没有一丝笑容,像审问犯人一样,手续费收了100元。后来一位在行政服务中心的同学告诉我,其实当时办理结婚证收费是每张10元。只可惜我们当时高兴,急于去拍婚纱,连收据都忘了索取,投诉都无门。这就是朋友办事和陌生人办事的区别,类似的例子相信读者朋友能列举很多。

  总体来讲,美国人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人情比较淡,老百姓比较重法律。加拿大是美国的邻国,有些传统文化与美国接近。我一位深圳的朋友几年前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老公的哥哥是该市的一位基层官员。她告诉我,加拿大华人较多,但找她老公的哥哥办事的朋友极少,为什么呢?她说不是他不肯帮,而是加国检察官对此监督很严,不敢帮;另一方面就是,加拿大绝大部分人是英国和法国人的后裔,华人所占比重不超过4%,欧洲人自主意识比较强,宁可多花钱也不愿麻烦朋友,办事走后门会被人看不起,是自己无能的一种表现。

  相反,咱们中国人从购家电、买车、购房,到交税、交罚款、谈生意,只要是能找到朋友关系,我们许多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找朋友出面协调,不找关系你就吃亏了,有朋友关系不用容易被人笑话,笑你傻冒。如果找到朋友,朋友有权力、有能力而不帮忙,朋友还不能直接拒绝,这就是咱们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朋友难做吗?难做,好朋友更难做,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前面说过,美国人将工作关系与私人关系分的比较开,他们认为工作中有分歧、有矛盾很正常,但工作分歧不影响他们的私人关系,他们不会将工作中的矛盾带到生活中去。举个例子,美国国会议员常为一些法案争得不可开交,各执一词,但他们争在当面,背后不说风凉话,只要离开会议室,就淡化分歧,不会借工作问题搞人身攻击、打击报复。当然,反过来,他们也很难利用私人感情来影响工作,并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工作中我就支持你的观点,放弃自己的立场。多年前我在美国企业工作时,就常遇到类似的例子,有一次我看到两名美方高管在会议室拍桌子,一位将文件扔的满地都是,另一位夺门而去,但会后我竟然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喝咖啡。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将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交织在一起,私人关系好,工作关系就更好,彼此很容易相处和配合,相反,如果工作关系破裂,则私人关系也难以保持完好。

  四、是社会教育的差异。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应该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方面的有效结合。毛泽东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妨碍他成长为国家领导人;比尔·盖羡没有读完大学,但却成就了他的软件帝国。这说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和比尔·盖羡等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经历和社会教育一样让他们成长。

  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出现了像孔子、老子、荀子等这样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人们对读书人的重视程度。但对于社会教育,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比如:看到不懂事的孩子在故意破坏公共设施,随意吐痰,捕杀鸟类,辱骂他人等不良行为时,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不是亲戚朋友的孩子,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见怪不怪,久而久之,离开父母和老师的孩子便失去管教和约束,间接助长了其坏脾气和不良行为的养成;长大以后,他又将这些坏脾气和不良行为带进工作和生活中去,听不进他人善意的劝告和教育,我行我素,经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你管得着吗”、“关你屁事”、“这事跟你没关系”、“请你少管闲事”……就这样,一方便我们不愿去管教别人的孩子,也管不了,孩子也不服从,形成恶性循环,导致长期以来我们重视学校教育,轻视家庭教育,忽略社会教育。

  如果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遇到搞破坏、不守纪的分子,会有老百姓举报,那时大家的社会管理意识很浓厚,“爱管闲事”的人多,现在淡化了,大家认为这是政府的事,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就行了。

  相对而言,美国比较重视社会教育。无论是在公园、街头,还是车站、码头,只要发现你迷路,路人会主动揍上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你带狗进公园,就会有“爱管闲事”的人指着告示牌提示你;你的孩子在水塘边嬉水,路人就提险他这里危险;你在火车上抽烟,就有人指着警示牌提示你,如果你还继续抽,他会将列车员请来……总之,一定有人士来教育你,他的话不一定中听,帮你成长嘛!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中国人看到这类行为大多选择忍让,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似乎没看到,没人愿意来教育你,他认为教育了但得罪了你,自己又不受益,管那么宽干什么。

  五、是社交礼节的差异。

 郑君:中美文化差异对管理的影响

  称呼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礼节之一。美国人很少用正式的头衔来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一般只用于法官、军官、医生和教授等,例如:哈利法官、克拉克将军、布朗医生、格林教授等,美国人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长、经理、校长等头衔称呼别人。我在美国企业工作时,从上至下,近千名员工,全部称呼我Jerry。除正式场合外,美国人连女士、先生用的都不多。无论是对方职位、年龄,总是尽量喊对方的名字,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包括自己的父母和校长,孩子有时也直接喊名字。而且,美国人喜欢别人直接喊自己的名字,他认为这样亲切、热情、友好。总体来看,美国人对称呼非常随意、简单,强调平等相称。

  中国封建统治达两千一百多年,强调上下有别,等级观念比较强,称谓比较讲究。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称呼上司大部分用的还是头衔,没几个人敢对老板和上级直呼其名。称呼不知道头衔的人士,则以先生、小姐居多。至于自己的父母和校长,我们更不敢当面直呼其名,否则会被骂没大没小,没教养,没礼貌。在中国,如果你找某官员办事,则更要注意称呼了,不仅姓氏,头衔都要正确,绝对不能错,喊错了他认为你不是在找他。假如你直呼其名,则会惹他不开心,会认为你没将他放在眼里,不尊重他。

  截止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商务活动越来越频繁。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只有我们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制订政策,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并且,越了解对方的文化,就越容易包容对方的文化,容易与对方加强交流,求大同,存小异,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孔夫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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