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夕,家里来了两个早年在德国公司一起同过事的土耳其裔德国客人,客人是我的老朋友,其中的女客人,更是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甚至还略通中文,相当的国际化。
我们一边品尝着德国特有的GLU wine (一种在德国和奥地利流行的圣诞前后加热喝的加了特殊香料的葡萄酒),一边谈天说地,纵论古今。
席间我们聊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该帝国存在600多年,其间英主辈出,最为世人熟知的,是苏丹苏莱曼,亦被欧洲人尊称为“伟大的”“大帝”。
这苏莱曼之所以被尊为大帝,不只是他与欧亚几个相邻大帝国、地中海及北非战场上的军事成功,更在于与他前九代的武功烈烈相比,他的文治同样煌煌。苏莱曼在帝国国内和东方,被称为“立法者”,因为他在位时完成了帝国社会、教育、税收和法律体系的改造。
传说中的苏莱曼身上洋溢着一股宽容大度安详之气,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金匠,在他的文化资助下,奥斯曼帝国的艺术、文学和建筑进入了黄金时代。
文韬武略,对领导者来说,都是必需的。席间唏嘘感叹之际,我不禁回想起了十年前刚被内定为CEO后,去德国和新上司会面的情景。说是会面,其实是上任前最后的考察。
白天聊完工作,晚上德国上司拉我去了当地的歌剧院,听的是威尔第的Rigoletto (弄臣),还好我在国内听过其中的著名唱段“女人善变”,对威尔第的其他歌剧,也能略知一二,可以应对。
不经意间,我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后来才慢慢确认,德国上司是在评判我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我的那位德国上司,平时工作强调事实、数据、逻辑,是个冷静的思考者,但后来发现他弹得一手专业的钢琴,听到瓦格纳的歌剧居然能30秒内潸然泪下。
德国人认为能理解音乐的人比一般人聪明25%,德国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把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特点交织在一起,音乐既含有古典主义的逻辑性,又带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性。
这在哈佛大学的教授Howard Gardner那,是有理论依据的。他提出了多重智力(MI,Multiple Intelligence)的概念:多种可计量的智力包括逻辑数学的、语言的、空间的、音乐的、肌肉运动感觉的、人际和内心的。
看来有智慧的领导人,应该是具有高度的理性,同时不失感性和想象的思维。
现在想来,德国上司当时的用意,看来不只是考察一个潜在领导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开放心态那么简单。
大凡领导人还在中层的时候,往往靠开疆拓土的武功取胜,至少在公司体系中,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是硬指标。然而建设一个气韵持久的公司,根基在于庶民、在于武功,魂魄却是在于庙堂,在于文治,在于其庙堂中领导人的精神世界。孔子说要治国平天下,先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多数前提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圣”。
商业如同战争,治理公司如同治理国家和地域。纵观古往今来,领导人只有文韬,溺其所学,是修不出其政治、领导生涯的。同理,只能弯弓射大雕的,很少能建设一个持久的基业,富不过三代。
虽然领导人的人文情怀,从来也没被哪家公司作为考核的指标,打天下出生的领导人,也认为偃兵修文无大必要;但优秀的领导人要想渊谋远略,没有理智逻辑和情感人文在哲学思维层面上的结合,确也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