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不监听盟友领导人等，但坚称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情报监控现状，并且重申不饶恕斯诺登，似乎利用网络实施有针对性的监控不失一定的正当性。这给公司治理提供的一个启示是，至少可以正当利用网络数据监控高管的公司败德行为，打造强化公司治理的“治理云”。
“云时代”应有“治理云”
斯诺登披露的资料显示，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从音视频、图片、邮件、文档以及连接信息中分析个人的联系方式与行动。根据银行交易、旅游行程、上网记录等信息源，美国国安局几乎有能力描绘出这个人所有的生活细节。这固然构成了对崇尚自由、高度尊重公民隐私权的美国梦的反讽，但同时告诉我们，对特殊人群实施有效监控不仅可行，而且有了现实版。既然如此，当我们苦于对企业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监督难以到位之际，为什么不能从借鉴“棱镜”计划入手寻找一个突破口？
如果说公司治理需要与时俱进，那么当经济发展进入“云时代”，企业高管掌控了云管理系统之后，为了消除公司治理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称，理应形成自己的“治理云”。我们知道，云管理是基于社交网络、移动互联、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创新管理模式，可以穿越传统管理中的时空局限。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治理一方面可以对企业的云管理、云计算进行合法、合规的保护，以确保对企业资产及其企业信息的丢失、盗用、篡改和丢失实施严密的管辖控制。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内部信息的共享，防止个别成员将自己的信息优势作为与组织博弈的砝码。据半月谈报道，随着一些国企高管贪腐案件的相继公开，国企高管腐败的一些“有迹可循”的新特点也逐步显现出来。假如没有“治理云”予以显影，明知高管腐败“有迹可循”，也很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在美国“棱镜”计划的实际运用中，不乏用在打击其他犯罪活动中的成功案例，足以说明“治理云”并非神话。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对一桩案的跟踪调查中，锁定了威胁性邮件涉及的若干旅馆。探员要求这些旅馆提供相应时间点的住客名单，涉及到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的传记作者布罗德韦尔。探员通过电子邮件的内容，发现了彼得雷乌斯的婚外情，导致其落马。无独有偶，2013年4月，劫匪在美国马里兰州抢劫了价值13.1万美元的13块手表之后迅速消失。联邦调查局根据手机记录，定位两名嫌犯案发时在卡地亚商店附近，迅速逮捕了这两名罪犯。
超越“举报式治理”
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治理云”的监控对象主要是需要置于监督机制之下的公司高管，尤其是“一把手”。公司高管不能以隐私为由拒绝这种监控，除非他们辞职。如果说这给他们带来不快，只能表明公司治理是在动真格的。
有人质疑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满足于“举报式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治理的被动，亟需要超越这种状况。9月底，中央10个巡视组全部“晒”出了自己的“账单”，9个被巡查单位存在腐败问题，“老虎”、“苍蝇”俱全。巡视组的满载而归固然是好事，但也说明在社会转型期反腐形势的严峻。巡视组接受群众投诉也好，主动调查也好，毕竟发挥职能作用的时间、空间有限；况且发现问题的根本目的还是解决问题，与其满足于“秋后算账”，不如通过“治理云”形成覆盖面更宽的常态巡查机制，防止公司治理因为在信息控制方面被边缘化而成为“稻草人”，使问题得到及时控制。
实际上，“举报式治理”在查处方面更为尴尬，拔出萝卜带不出泥，接到的举报“烂尾”，或者干脆“泥牛入海无消息”的案例屡见不鲜。公司治理溯及既往能力受到的挑战，对关键证据的掌握，仍然与信息技术有关。发改委今年8月6.68亿罚单砸向6乳企的举措，就是从接到对乳粉企业的相关举报开始的。相关部门共派出26个调查小组从5月，300多人次陆续到相关企业正式调查。之所以费这么大的功夫，主要在于对信息屏障的清理。比如调查人员从已删除邮件中找到了相关证据，其内容称：“根据《反垄断法》，供应商不得控制市场价格，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操作。”这无疑属于相关企业涉嫌价格纵向垄断的证据，容不得其狡辩。通过“治理云”的技术分析无疑可以提高突破类似瓶颈的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管作为内部人的强势，多表现出自以为在信息方面针插不进水泼不出。斯诺登的爆料告诉我们，利用“治理云”突破公司高管设置的信息障碍，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可能。斯诺登表示：“坐在办公桌前，我就可以监控任何人，包括你、你的会计师、联邦法官，甚至是总统，只要我拥有他们的电子信箱地址。”在我国，也有了超越“举报式治理”的成功案例。葛兰素史克中国进行商业贿赂的案发并没有“深喉”举报，而是经有关部门对一家名旅行社经营收入不正常增长的分析发现的，直至其4名高管被立案。随着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与《关于加快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并落地，信息高端技术的运用越来越普及，“治理云”不难应运而生。
迎接“治理云”的水到渠成
按照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节奏，如果说“治理云”将水到渠成，那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历经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长期积累过程。美国“棱镜”计划中收集的其实是一些元数据，并不包括通话内容以及邮件正文信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数字踪迹、电话型号以及邮件中的收发人地址，琐碎、不足为道；手机与手机信号塔联系的时间，手机当时的信号强度数据等等“本身是无意义的”。被保存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硬件设备可能会被“闲置”几十年，只有在需要时，元数据才有可能成为监管者强大的调查工具。由此可以看出，“治理云”的形成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历经一个卧薪尝胆式的积累。其初始阶段似乎可以与云管理结合起来，逐步适应监管部门对公司高管违法违规行为的调查及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首先，打造“治理云”要舍得投入，确保硬件系统的可靠。在8月份的光大套利乌龙中，8000万下单变成230亿、最终成交72亿，被认为与其订单执行系统存在缺陷有关。该执行系统是上海铭创软件提供的，报价只要10万，而另一家著名金融软件供应商报价约在100万元，光大证券选择的是前者。将出错责任全部归之于系统故障虽然没有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同，但由此反映出来的轻视软件采购、“贪便宜”因小失大的教训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在职业经理人看来，公司治理不能直接创造效益，因此让他们在“治理云”的打造上购置可靠的硬件颇似与虎谋皮，非由董事会下决心不可。
其次，要善于平衡部门利益，确保各个职能部门的联动。在光大套利乌龙中，有人质疑其策略投资部的套利系统没有接入公司的风控系统，意在避开风控系统的过滤，获得量化套利高频交易至关重要的速度。虽然这只有几秒的时间，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个信息孤岛。信息孤岛是相对而言的，企业所属部门对企业控制系统的信息屏蔽是一个孤岛；在外部监管中，企业对敏感数据或组织的竞争优势的严密控制也会形成信息孤岛。因此要想真正发挥“治理云”监控的有效性，就需要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实行对接。无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都需要确保各个职能部门的联动，才能最终形成全面覆盖的信息监控系统。
再次，逐步提升自动报警、拦截功能，体现“治理云”的治理特色。“治理云”重在治理，生命力并不在于事后的惩处，而在于及时地觉察和制止公司败德行为，防患于未然。比如重在从案发后的追溯到事前的记录，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的预防，从事后的惩罚到及时的劝诫等等。因此“治理云”对管理行为的异动应当具有自动报警、拦截功能。一方面，应当形成“污点记录”，形成“特别监督档案”；另一方面，可以赋予“治理云”网上提示、中止、查封、扣押、冻结、扣划等功能，与线下有效甄别紧密结合起来。
当然，“治理云”对信息的监控本身并不能反映因果关系，其真正的价值还需要治理机制进行线下的分析和梳理。“治理云”的打造并非不再受理群众举报，仍然需要通过各种形式举报取得举一反三的效果，更加有效地预测公司败德行为发展的新趋势。如果治理机制把自己的职责完全推给“治理云”的打造，那也悖于打造“治理云”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