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个展示灯的映射下，北京世纪万业源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业源”)接待区的右半部分光线特别充足，展示架上几排白色、形似果粒橙的塑料瓶，夹杂着蓝色的塑料袋，格外醒目。
“这是新的包装”，万业源的董事长殷汝新、总经理王颖静静地望着展示架。
从最初的北京伊埃姆生物技术研究所算起，退役军人殷汝新在这个由细菌作为驱动力的世界里“抗战”九年。而争议人物仰融对这家公司去年完成的控股以及几天前的点名推介，既鼓舞了万业源的希冀，也将后者从少人关注带入了众目睽睽的审视。
7月2日，殷汝新说：“能发展多大，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和环境，但我希望‘平安福’生物肥料三年之内全国普及。”
从加法到减法
“环境恶化、土地板结、食源性疾病泛滥……”殷汝新扳着指头数着，“十年前我就断言，十年以后不可能允许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10年前，殷汝新站在一个无形的岔路口上，一条是自己脱下戎装之后何去何从的个人道路选择，另一条是遇到日本微生物专家比嘉照夫引发的思考——严重依赖化肥和药剂的农业如何走出死胡同？
对于比嘉照夫来说，自己发明的“伊埃姆”技术——通过向土壤投放光合细菌、乳酸菌群等多种菌种构成的有效微生物群，通过不同菌群相互促进，从而既能优化土壤，也能增收并提高农产品品质。
而对于殷汝新来说，问题没那么简单，“伊埃姆”在日本每公斤卖到2100日元，直接用到中国来，农民的承受能力、施肥状况、土壤状况都是问题，而他周围的朋友更是摇头不止，“老殷那种搞法根本不是做生意的路子。”
在中国推了几年，比嘉照夫放弃了，而殷汝新尽管公司开了几家，又关了几家，对那些他坚信能带来魔力的细菌却“不抛弃不放弃”。
“我和王总有几年几乎不拿工资，就是维持一个基本生活”，艰难处境也驱使殷汝新带着他的技术队伍把“微生物部队”组装成一个个适用于不同产业的迥异产品。2008年中，万业源甚至拿到了一个垃圾处理项目，“我们这块过去与政府部门就有些合作，有基础，要求我们一个月搞完，实际20天就完成了。”
“大多数公司就是一个产品，殷总那边产品形态是最多的了。”中国农科院环发所研究员刘以连说。
多年外交官生涯之后又在菌种和农业交叉的世界里摸爬滚打，殷汝新觉得自己思考的多是大问题，与仰融的一番对话却让他对传言中的这个资本大鳄刮目相看，“仰先生看到的是全球有那么多国家还在闹粮荒。”
“茅塞顿开”，仰融的减法让殷汝新谦虚了一下。
沃顿咨询“小”公司
仰融和殷汝新列出的问题单子很接近，但前者更希望万业源聚焦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由增收入手带动对土壤的改良。这对于公司的具体操作上，是要把更多的力度花在原有以“平安福”为品牌的固态和业态菌肥。
“第一步战略主打生物肥料”，殷汝新领悟到的不止是聚焦，而是一个战略部署，“市场定位探讨过无数次，仰老板认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为了明确模式的可行性，沃顿商学院进驻了这家生产“小东西”的公司。“去年十月，十几个人开始给我们做咨询”，曾经在医院工作的王颖迎来了帮自己检查的“洋大夫”。
“报告应该这个月出来”，尚未得到最终论述殷汝新早已从间或的沟通中确认了上述思路可以进行下去，而市场回报也适时地给予了正面的反馈。
“农业新技术通常是‘试验——示范——推广’这么走下来，一般需要四年，而黑龙江我们已经进展了四年”，殷汝新说，黑龙江农垦局的接受使得公司粮食作物菌肥在该省推广到三十万亩，“平均下来，投入24元，不算优质优价，产量增加折合过来的收益就有一百元。”
以每公斤6元、每亩使用4公斤推算，黑龙江这个“根据地”带来的主营收入就有720万元，而万业源去年全年的主营收入也不过略高于这个数。
与其他省份的试验与合作也陆续进入不同阶段，这意味着黑龙江式的成功有可能复制到其他省份。“三年之内，希望能够普及到全国”，殷汝新说中国市场显然是公司的重点，而仰融所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通过另一条路径辅助实施。
他透露，万业源目前正与两个国家“重量级的商人”洽谈合作，万业源作为技术输出方，尝试将公司的平安福生物肥料以及污水处理厂污泥转化成绿化用肥两项技术输出到国外，“2011年应该可以走出国门。”
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过去常用处理方式是掩埋或焚烧，殷汝新认为都是用一种麻烦替代另一种麻烦，“这些污泥除了重金属高一些，其他是没问题的，尤其适合发酵成肥料。用在人吃的作物上不行，做绿化用肥是很好的，还解决了过去做法的弊病。”
毛利较高但产量较小的畜用产品转由仰融旗下的另一家拥有GMP认证的工厂生产，殷汝新如今忙于扩大“平安福”生态肥料的产能，包括在建工厂在内的生产机构即将扩大到5家，“明天上午六点钟还要出差。”
“保底2000万元”，王颖相信这些增加出来的产能很快会派上用场，这个数字对比去年增幅亦已高达150%，但王颖相信是保守的，而殷汝新也隐约地确认了这种判断，“十月是一个用肥高峰”。
仰融2.0
“以后的十年会是双轨制”，殷汝新预判中国在相当长的阶段里会同时发展化学农业和生态农业，而沃顿商学院在国内市场的调研使他相信，自己可以继续领跑，直到大发展的到来。
“我是一名老兵”，军旅生活使得殷汝新的词语体系与常人迥异，动不动爱用“咬定青山不放松”之类的句子，也喜欢把稳步增长描绘为“稳扎稳打”，但他跟仰融见面后，却发现后者对这类词汇使用的频率比他还高。
万业源素来自我介绍为一家“由复转退军人和博士团队创办的”企业，而仰融希望它更“红”一些。
“原来的高管一个没动，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我们的信任”，但仰融在合资前就提出，合资以后公司要建立党支部，而殷汝新为此引来了魏星林作书记，“我们现在管理团队里就有四个师职干部、三个团职干部。将来工厂条件允许的话，一半用转业军人。”
“仰总让我大吃一惊”，王颖对与仰融的会面印象深刻，“他叫我们不要光想着眼前的利益，要顾大局。”这种说法连殷汝新都不否认，容易给人带来“假装高尚”的猜想，但他认为这种“疑似官话”背后依然符合商业逻辑，他援引仰融的一句话说，“一个企业如果与国家倡导的方向不一致的话，是不会有大发展的。”
至少对于仰融旗下的这些高管来说，有些高尚是难以装过去的。
如今回忆起来，万业源的这些高管发现，从最初的接洽开始，仰融就在潜移默化的诱导，“他老是跟我们说，人有再多钱，还是一张床、三顿饭。”
合资事宜确定之后，仰融没说出的意思浮出水面。
“我们都签了协议，从公司获得的财富都有上限，超过某一个具体的数字，多出来的部分要捐出来用于慈善事业”，王颖说，“仰总在美国是有慈善基金的，是不是一定要投到哪个基金，现在没说，但集团层面是有(超出上限就要捐赠)这个要求的。”
如今，殷汝新已逐渐习惯了外界对仰融的质疑，他预感未来仍会持续质疑，这甚至让殷汝新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这个控股股东，“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争议的事物很多是没价值的。而一个没有争议的人就是个‘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