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每一个智商能与“神童”这两个字匹配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他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而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
张亚勤的人生轨迹似乎超越了“神童”的宿命：12岁成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乔治8226;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
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此描绘在微软的张亚勤：他的外表浑圆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他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虽然获奖无数，但却从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
“神童”悖论
1978年，只有12岁的少年张亚勤成了大学生。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在国人的记忆里，除了高考恢复这个大事件之外，最冲击人眼球的事件就是“神童”，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班。当年的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
张亚勤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
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一时期后来即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时代。
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也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张亚勤沉默寡言，便叫他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张亚勤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张亚勤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张亚勤，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
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谢彦波也是张亚勤的同学，在班上年龄最小，非常聪明，但畏惧与人交往。在进入科大前，他只有5年小学的人生经验。关于他，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第一次走进校门时，他滚动着一只铁环。
中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在对媒体回忆时说，“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谢彦波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8岁时，他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但因为没能处理好与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没拿下来，于是就转去美国读博士。
在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跟随大名鼎鼎的菲利普8226;安德森教授学习，后者在1976年因为在凝聚态物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在安德森看来，谢彦波的性格中有着令人无法容忍之处。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和，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
恰好当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杀死美国教授事件，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被怀疑有潜在危险的谢彦波就这样仓促结束了留学生涯。后来，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
改变宁铂和谢彦波命运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媒体把他们捧得太高，他们在内心已经很难把自己当成普通人；那个时代需要宁铂、谢彦波这样的人去唤醒人们对科技的重视，这种需要又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压垮了他们；人生路上变数太多，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他们麻烦的制造者，这也许是高智商群体的必然宿命。
当宁铂在“神童”的光环里纠结、谢彦波在与导师的紧张关系里找不到定位时，张亚勤成了“神童”背后的隐形人，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调皮、捣蛋。宿舍楼的大门上少了一块玻璃，这个年龄和身材都占尽优势的孩子便时常钻进钻出。
张亚勤经常去听一些演讲，李政道、杨振宁、霍金等很多大科学家都曾到过科大演讲，“霍金讲黑洞时，我站在前面听了两三个小时，听他讲时间、讲空间，不过只听懂一小部分。那时候觉得知识就像黑洞一样，是永远无穷无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