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上，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方风雷心情大好。而前一天，其秘书还告诉记者，方总不会出席此次会议。当记者问起，方风雷笑着说，最近的确太忙，今天是被临时抓过来的。
问起厚朴基金接盘建行股份，方风雷谦虚地称，这是个Private。面对时代周报记者的追问，方风雷说，你去问何小锋Private是什么意思吧。
一同参加论坛的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何小锋告诉记者，Private即私下的交易，跟政府无关。像KKR、百仕通所做的类似案例，在美国比比皆是。这也说明PE的投资开始多元化，而且PE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1952年出生的方风雷下过乡，入过伍，“文革”后考上中山大学成为七七届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外经贸厅。上世纪90年代初,方从经贸委南下,在建行旗下的海南银泰科贸公司任职，因获现国务院副总理、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之赏识，方向雷应邀北上，参与组建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金。
1995年，中金公司挂牌成立，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任中金公司董事长，方风雷任副总裁。彼时，方风雷已经过不惑之年，才真正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投行生活。
据《华尔街日报》前驻京记者麦健陆在其著述《同床异梦》中描述：“中金的建行员工都对方风雷十分敬畏，所有人都听从他的话，他则事无巨细一手掌控。”尽管挂着副总裁的头衔，方风雷却是中金事实上的“老板”。
1997年，中金公司在“老板”的带领下促成了中国电信(行情,资讯,评论)(后更名为中国移动(行情,资讯,评论))的上市。不怎么谙熟英文的方风雷却用最短的时间沟通了所有的环节。中国移动的成功上市拉开了国内大型企业香港上市的序幕，也是中金的重要开端。
在短暂执掌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的香港投行子公司之后，方风雷促成了一笔具有开创意义的交易—为高盛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这笔交易也奠定了方风雷作为终极交易撮合者的名气。当时《纽约时报》称方风雷为“rainmaker(造雨人)”。指其可呼风唤雨，创造时势。
高盛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鲍尔森为何选择较富争议的方风雷?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基本的判断：方是一个能够创造局面的人。
2007年，随着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本土私人股本基金的发展，方风雷与毕马威中国前任中国及香港主席何潮辉，以及高盛前资深银行家王忠信等人合作创办了厚朴资本。次年，在市场低迷的状况下，厚朴仍然募得了25亿美元的投资，“其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华尔街日报》刊载相关文章称：高盛集团很少向其他机构经营的私人资本运营基金投资，此次入股厚朴基金实属罕见。“这么做反映出高盛对方风雷经营能力的坚定信心”。而离开高盛后，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此举则确定了方风雷作为中国最聪明操盘手的地位。
接盘建行股份这一中国股权投资史上单笔最大交易后，业内人士纷纷揣测：基于方风雷如此强大的胃口和早年建行工作背景，或许下一次见到他的身影，会是在央企重组的大浪中。【时代周报】
方风雷：金融市场中的现代胡雪岩资本市场改革的象征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象征,他的转型是一个承重实验,测试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空间以及政商人士的命运
2007年年中,传出方风雷与高盛分手的消息。
而去年11月,方风雷开始着手厚朴基金(Hopu Fund)的筹建,该基金规模达到20亿美元,与此同时,他还在苏州成立了另一只独立的本土人民币基金——首期50亿元的产业基金中新基金。方风雷也许是中国最好的投资银行家。如今顺势而为,转型为中国首批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这不仅意味着对他本人是个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则暗示了市场热点的切换——本土投资银行家借助外商搭戏台,从而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时代似乎结束,中国资本市场的又一个转折期已经隐隐出现。
这位能力受到国内外市场与政界人士一致推崇的人,却不谙英语,这种奇怪的现象在暗示中国资本市场的特色,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的是精通本土政商文化,同时又洞察国际投资市场的精髓的人物。在目前阶段,纯粹的海归或者纯粹的本土派,都不可能撑起资本市场的江山。只有融合中西理念、善用政商资源者才可能获得成功。
方风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投行经历步步切中中国投资市场发展的肯綮,因此在中国资本市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周小川、高西庆等人高蹈于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管理层,官方与行政色彩更浓,方风雷则是以政商资源进行实务层面的商业操作,因此成就了中国一流的“本土投资银行家”的称号。
外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土气,但雄心勃勃”;方风雷自己的总结则是“高位蓄水”——学习先进者,同时把握和参与中国体制改革。可见,方风雷并不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界的大腕,而是把自己当成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身在投行,心意游曳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和金融资本市场改革的广阔天地,这样的大局观成就了方风雷。
但换一个角度,以方风雷交游之广阔,涉足政商两界之深,对金融资源调动能量之大,说他是新时代的胡雪岩也不为过。
本土实践科班“班长”
就像所有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样,方风雷具有极敏锐的嗅觉,总能早于市场数年准确判断市场下一步的热点,幸运的是,他的准确判断由于与改革呼吸相通,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并能迅速成为现实投资案例。
从1995年开始,方风雷先后在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工商东亚三家中国顶尖投行担任高管,与方风雷做过同事、成为朋友的包括王岐山、周小川、卫留成等人,因此他被西方同行称为“Rainmaker”,绝不是一介普通的布衣商人。
1952年出生的方风雷下过乡,入过伍,“文革”后考上大学,到过外经贸部,洋插队之后1992年回国经商,次年即参与日后名噪一时的中金公司的筹建。他中文专业出身,没有商业银行经历,也并非真正意义上从高等教育到就职方面在海外有完整经历的海归。但其在投资银行界的赫赫战功,却让科班人士望尘莫及。
投行是个靠业绩说话的地方,不管拥有什么背景,没有赫赫有名、哄传一时的高收益项目,最好闭嘴、主动靠边。
其策划和推动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海油、凤凰卫视、北京同仁堂等公司的重组上市,中国电信收购香港电讯股份、香港盈科收购香港电讯、中国石油收购印尼油田等并购项目,鹰牌陶瓷、南孚电池等直接投资项目——哪一个项目都煊赫一时,在资本市场可谓战果辉煌。
方风雷的科班得益于脚踏实地的本土实践。1980年代初,他离开外贸部赴河南,留在河南外贸部门被委以重任。他领导的中原国贸和中原集团,是当时外贸改革的先锋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外贸系统外贸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其间参与我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1992年,担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市场所副所长期间,在海南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个不动产证券化产品三亚地产投资券,并为海南人民银行起草了《地产投资券管理办法》。要说实践科班,恐怕能出其右者不多。
方风雷不是海归,却能在不长的海外经历中精确地抓住洋为中用的契机,并以其活动能力与执行力,通过某个项目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最终收获一串果实。
他在电信行业参与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就是撬动连串改革的典型案例。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未来战略并不清晰,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第一张牌。方风雷到国外投资银行学习,在美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行业,在英国的体会是资本市场要讲国企重组。方风雷两者合一。回来开始找行业,搞重组,重点关注当时政企合一而亟待改革破题的电信、能源行业。
机会于不经意间到来。摩根士丹利欧洲总裁向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的王岐山提及英国电信准备收购大东电报局(大东控股香港电讯)。其时正值97年香港回归前夕,中金方面敏感到这是一个契机,方风雷衔命操作。
结果,中金公司担任顾问,于1997年上半年协助中国电信收购了香港电讯部分股份。此役让中金第一次获得了国际声誉,第一次获得了大客户,也第一次开始独立承担项目。中金潜行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挣脱了摩根士丹利的阴影,专注于大型国企的重组上市,手中获得第一张牌。
很快,1997年10月,由中金公司与高盛担任联席全球协调人,经过短短5个月的准备,包含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的中国移动(香港)在香港、纽约上市,融资42亿美元,创造了当时亚洲(不含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IPO。
此役传递出资本市场的信息,资本市场是改革的工具,改革是一盘棋,通过上市,中国的电信业改革也由此破题。此后电信业全面改革拉开大幕:寻呼剥离,邮电分营,联通重组上市,移动和固网分拆,中国电信上市。电信成为垄断行业中改革步骤较快的一个行业。而中金公司也一战成名,不仅得以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成就了中国投行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其他垄断性行业的改制重组上市纷沓而至,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迄今未歇的壮观一幕。
方风雷躬逢其盛,被《Financial Asia》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事实上,当时有项目决定权的中国投行家不仅是银行界人士,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掌勺者之一。方风雷不认为自己是银行家,或者投资银行家,难道是自谦吗?很有可能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自傲。
不过,上市并不能让国有垄断企业脱胎换骨,即便是方风雷,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现实。
找准资本市场开放之脉
方风雷坚持外向型开放路线,尽管遭遇压力,从未改变初衷。他让境内券商与外资投行联姻的努力从未停止,在高盛高华风风光光的成功背后,是无数次的功败垂成。
方风雷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中国投资银行业下一阶段的主流发展模式应该是中外合资企业,以市场换管理。”更重要的是,方风雷希望从根本上界定产权,借鉴欧美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伙人制度,还曾设想过“组建有限合伙制投资银行”的建议,为投行业海外优秀人才的回归提供市场化的平台。而方风雷本人也在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大投行之间游刃有余。
方风雷的好处是执着与确切把握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能力。在工商东亚期间,方风雷就让工商银行放开一部分对工商东亚的权力,2002年5月,刚上任两个月的方风雷就积极地与美林及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接洽,协商股权转让一事。据称当时包括汇丰控股、美国雷曼兄弟、摩根大通、所罗门美邦及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金融机构都向工商东亚伸出了橄榄枝。由于工行不肯放弃控股地位,所有磋商不欢而散,而方风雷对于海外来归的人才青睐有加、工资远高于其他员工,引来了一片非议。
2003年方风雷离开工商东亚,其实是抱负无法实现的必然之举。而后临危受命,协助高盛设立合资投行——高盛高华,成为方风雷手中的又一轮多米诺骨牌的首张牌。
其时,国外投行谋求进军中国市场,而中国本土市场的低靡与原有国字号投行的覆灭,一场资产危机席卷中国证券市场,使得外资成为增强竞争力的必然之选。风云际会,成就了高盛高华,成就了方风雷。当时的证监会成为最大的推手,而外管局甚至更上层的支持也必不可少。不是方风雷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方风雷成为一场金融试验的试验品。
2004年7月初,组建高华证券有限公司并与高盛合资的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9月高华证券正式成立。12月2日,双方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高华证券注册资本超过8000万元,方风雷等六个人投资不少于700万元,该笔资金来源于高盛的借款。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风雷等以个人名义向外资机构借款这一交易行为,是开了先河。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的股份,其余67%的股份由高华证券拥有,实行管理层控股。
通过曲线革命,高盛可以以合资券商的身份获得掌控权,并且,在政策环境允许时,高盛通过非正式协议,有购回方风雷等人在高华控股权的选择权,为最终在中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埋下伏笔。方风雷担任高盛和高华的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董事长,不仅成为合资券商的代表,也成为国内证券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吃螃蟹者。
能够克服无数的政策障碍,方风雷借东风时机恰到好处,此种创新与其说是方风雷的创新,不如说是决策层借助方风雷进行了一次证券业开放的破冰之旅。
恢复民间人士本相
随着中美经济对话的深入,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外资投行准备单飞。不仅高盛,所有外资投行的最终目的,是独立地不借助于任何依傍在中国开展业务,高盛先行一步,他们不需要拐棍了。
毫无疑问,在风险日益加大的二级市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是私募基金,从投资二级市场到投资股权,私募基金已经成为最敏锐的市场触角。与此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也会成为伸向奶油最厚处的贪婪的舌头。2007年投资中国的股权基金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
在投行领域中,中国市场只剩下两类巨无霸,一是外资投行,二是政府大力扶植的国字号投行,对于方风雷而言,这两者都不是上佳选择,都是无法掌握主动权的退却之术。方的及时转身,意味着他的民间与市场的色彩无法掩盖,无论有多深的政商关系,但他毕竟不是官员,他是市场投行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最能发挥投行家主动性的、并且受到政府默许的只有私募基金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
早在十几年前方风雷就曾担任中金公司直接投资委员会主席,对此业务他并不陌生。两年前,方风雷重新开始出没于股权投资界。
他的股权投资基金秉持市场化、国际化、股权激励原则。以往的设想,产权介定、股权激励、专业管理、自主决策,在两只基金中尽情体现。一只20亿美元的厚朴基金,二是首期50亿元的产业基金中新基金。
厚朴基金由国际资金构成,以国际标准的合伙制模式打造,新加坡淡马锡投资10亿美元,其他投资者包括来自北美、中东、日本等方向的资金,由方风雷团队全权管理。中新基金由内资构成,由方风雷团队、林向红团队及苏州创投集团平分股权并共同管理。甚至高盛也有投资之意。
目前我国的股权投资或者是外资主导,资金来源与退出渠道两头在外,项目结束一切完结,不过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匆匆过客,难以依托发展;而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则官方色彩的浓烈与国字号大券商如出一撤,其庞大的身躯与弱小的竞争力,不堪重负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责任;能够依靠的是本土的民间的股权投资基金,他们象野草一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方风雷再次亲临资本市场的前沿,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象征,他的转型是一个承重实验,测试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空间,政商人士的命运,以及股权投资混乱又让人激动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