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些和王石可能相关的名词，
起点是强悍，终点是弱者？
起点是天下无事，终点是世界荒谬。
强悍
镜头前的王石，会配合摄影师做鬼脸，甚至摆出一个衣服慢慢脱光，随风抛出的姿势。但他的鬼脸，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钟。这让旁观者深为摄影师伤脑筋。
这是不是说明他内心的尊严感？王石很简洁地肯定了：“那当然，我要一直对你们做鬼脸，我就是演员了。我和你们不是很熟。我当然有放松的一面。你们媒体不就想说，你看王石也有这一面啊，我当然有。但要老笑，我不就是个成功的演员吗？”
随后，配合大家开心的同时，他会一个箭步，爆发力极强地杀到镜头前，摄影师后退一步。这种动作，符合他属虎的特性。
这种攻击性动作记者很早就见识过一次。当时是1994年3月30日下午，当时风头正劲的万科股东君安证券公司，和其他三家万科股东，正在深圳罗湖区最热闹的阳光酒店宴会厅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声讨王石，身高1.74米西装革履的王石，纵身跃上发言台辩解。脸色一如十几年后的沉郁，发言也相当沉着，解释了万科遭遇的问题与正在寻求的对策，与会其他人都觉得他很有诚意。此后王石和他的团队再通过各种策略，摆平了这次危机，保住了他的位置，也使得外界第一次这么深入地了解到他的团队凝聚力。
此前此后很多年，王石经常是在很刚烈地摆平政商麻烦。万科当年想搞股份制改造，深特发的一位袁总表示不同意：“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结果王石找到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告状，书记李灏边练书法边说了一句，“年轻人，沉住气。”差不多十年后，万科要增资配股，大股东深特发的陈老总坐在大班椅上，也是一脸爱莫能助。王石一怒之下在对方面前拍了茶几，然后他又跑到深圳当时的李子彬市长处告状。类似君安证券那种猛烈的外来袭击，刚烈而擅合纵连横谋略的王石好摆平，但来自上级主管公司的压力、婆婆一般慢火煎鱼的管束，对天不怕地不怕的他来说是一场炼狱。现在苦日子过去了，王石才有闲情和舆论界“战斗”。
很多年前，王石在万科的外号叫“王老虎”。创业初期的80年代，无论是在和平路50号的万科发家小楼和在水贝二路的工业厂房大厦里面，王石在办公室里经常传出拍桌子的声音以及他的怒吼。最严重时，当他主动过去和总部职员们说话，对方偶尔还双腿和声音发抖。即使到90年代中期，记者深入万科各个部门和分公司采访时，都能感受到王石在万科的强大权威。上到公司副总经理，下到业务骨干，对王石的态度都很在乎。反而是他的司机和普通员工，和王石的相处倒很坦然。
王石和下属的关系，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其他新兴企业创办人和下属的关系没有太大区别。万科第一代和王石一起打拼的老臣，除了党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丁福源，如今在万科已经几乎没有。当时这批高管加盟万科前，都是有些身份来头的，有些甚至有自己的队伍和地盘。因此，他们和王石的关系，颇有几分像梁山泊之上的群雄聚义，王石就是大头领，大家通常能友好协商。
但一旦王石想清楚决定下来的事情，就很少有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能够改变。例如，从1993年开始，万科董事会决定做减法，聚焦主业，缩减其他业务。很多当时的副总经理未必百分百执行，不断有自己的意见。结果自然是拗不过王石，最后自己都出局了。王石不仅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是。深圳市一位负责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曾经多次劝喻万科开发一个大型的商业项目。但是，王石判断这个项目不能做，就坚决不做。把老人家气坏了。王石从1980年代中，就到处宣讲自己的不行贿，不走政府关系，也令很多行政系统的人看不惯。至于十几年来强调“超过25%的利润不做”和近年的“拐点论”，更引起不少房地产行业中人的微词。
深圳期间有天晚上，记者摸黑爬上了大梅沙万科新中心顶层六层，那是王石巨大的办公室，没有竣工。工人告诉我说五层就是万科总经理郁亮的办公室，跟他的一样大。但郁亮跟王石汇报，都会显得很恭敬。王石对此装糊涂：“这个我就不好评价了，可能是你的错觉，反正我下属经常反对我的意见。”郁亮是万科彻底培养出来的职业经理人，有句名言说：执行董事长的话要过夜。另外包括诸如“不透支，不储蓄”，“董事长负责未确定的事，我负责已经确定了的事”，这都是宰相式的语言，稳重、清晰、谦恭。但人们也要记得，王石说过谁违反万科的方向，躺在棺材里也要伸手把他拉回来。有没有归根结底得听他的意思？
他否认自己现在会像毛泽东那样雷霆震怒，“我心脏受不了啊。再说雷霆震怒得要有针对性啊，都什么年代了，光雷霆震怒哪有用”？倒是有不少人说，随着年龄增长，王石的表情近年来已经柔和了许多。
分析起自己的性格，王石承认他不喜欢受别人控制，经常让人家感觉距人千里之外。但他说这并非因为当了董事长，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当孩子王上人家树，偷人家瓜的童年起，就是这个样子。这种性格主要受自己的母亲影响，王石锡伯族的母亲一直很严厉，于是“无形中这个脸谱可能已经定型了，好像你这个人就是不太尽人情，这不是什么高傲”。他自嘲道：“但很多人以为你以前不是这样，现在当董事长了，了不起了。就这样，这个没办法。”
有人说王石的风格像薄熙来，王石断然否定：差别太大了，薄熙来是政府人士，我的意见经常被下面否定，我不知道这个是怕我呢，还是不怕我？政府里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少吧。
强悍的个性和帝王的独裁，有时不容易区分。这回来万科，媒体公关盘问得很紧，据说是因为王石喜欢放炮惹麻烦，弄得董事会不得不看着点。于是记者调侃道：你喜欢黄仁宇，黄仁宇分析万历皇帝被一帮文官搞得不能动弹。那你有没有万历皇帝的感觉？王石对此同样否认得很坚决：没有，完全不一样，哪跟哪啊。股东会上、当年辞职时，我都说我不恋栈。
王石倒是专门撰文讲过这方面的看法，那篇文章叫《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他分析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上层是君主专制，基层是家族本位，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死刑。这种“帝王基因”不变，企业家自然就成为企业内部的皇帝，颛臾自大，热衷权术，而且乐此不疲。
话题从尊严、威严，最后说到傲气上来。记者说：感觉他是挺傲气、挺高傲的一个人。王石回答了两个字：当然。于是记者接着问：发生“捐款门”，就算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必须因为各种原因低头，你不觉得别扭吗？
王石耐着性子，很有尊严地回答说：不。那是因为你所处的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个人言论、价值取向你觉得没有错误，但作为一个董事长，你那样一个时机，那样一个表态，对公司、社会造成那样一个负面影响，那是错误的。再有，什么叫骄傲？骄傲有两种，一种是盲目的骄傲，就是让你感到这个人是高傲自大而不自量力，还有一种骄傲是我非常在乎我的名声，我非常在乎我的尊严，我为尊严而生活着。但如果我因为我的举止，即使辞职，都不会避免一个很悲惨的命运时，我会骄傲地去面对，这就叫骄傲。而不是说我是个骄傲、高傲的人，怎么能承认错误呢？“
名誉
从1994年我初识王石以来，谈起有关名誉和尊严的问题，王石总显得特别决绝和郑重其事，甚至激动。
1986年，有人举报王石贪污，数额大约是20万。其后有关纪检部门找王石调查，王石忍不住拍案而起。他愤怒的理由，不是对方对他的诬告。他最介意的是，诬告者提到的数额。“我王石只值20万港元吗！会为了20万出卖自己吗？”1990年代，曾任《中国经营报》总编辑的老记者刘青专访王石时，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来是很爱名的啊。”王石毫不迟疑地说：我当然爱名。我不爱名我爱什么呢？我利早都放弃了。事后，老记者忍不住感慨，王石有意思。这可是我十几年来采访上百个成名企业家之中，第一个承认自己爱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王石对名利取舍这个话题的感慨：无论宿命论还是正常来说，名利不可双收，最多得一样。他曾多次说：这个名利不可双收的情况是针对中国来讲。西方价值观以财富多少论英雄，儒家说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不在乎我得了多少，我在乎是不是你比我多得了，我宁可咱俩都穷，也不能你富了。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非常难得。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等于先富起来的这些人没有危险，那危险其实大了，你看看胡润富豪榜的变幻就知道了。所以在中国要想名利双收，不是没可能，但风险非常大。我又不愿意委曲求全，所以我选择一样。
2000年后，王石的影响力超出深圳，经常有媒体朋友问我：他回答问题这么高调，道理一套套的，会不会是心里另外有一套想法，是不是忽悠人的呀？
我的分析是，只要王石自己回答了你的问题，而且你没有理解错他意思的话，他的答案肯定不是骗你的。这是因为王石对自己要求很高，他是那种慎独的人。他不骗你，不是对你负责，而是对自己负责。他不能允许自己骗人。
2007年底到今天，“拐点论”也好、“降价门”也罢，王石说了很多狠话，例如房地产有泡沫、过热，例如“三四年内年轻人不要买房”等。不少人觉得他是有阴谋，希望通过降价来洗牌房地产行业，再低价抄底。根据我对王石和万科的接触了解，王石在公开场合的这些放言，公司内部都不太清楚，更谈不上与万科的未来战略有关。至于其他同行最担心的，万科把大家搞跨了然后兼并的想法，王石更是早就想明白了。当初收购浙江南都之前，他就提示，要把并购的困难程度准备足。当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时，王石也评点说两家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要合并，一定是很麻烦的事情。但王石表示自己也已经习惯了，阴谋论泛滥，何止是在房地产圈呢？
去年“捐款门”事件到现在，王石作出无条件道歉之余，至今还是坚持捍卫自己的名誉，绝不承认自己是个吝啬小人，更不承认万科在公益慈善方面有所亏欠。
虽说他分析起对错、道歉问题，一套一套地说王石是王石，董事长是董事长，很豁达的样子。但通常而言，性子刚烈之人遭遇淬火，内心郁结总难完全排除。所以听到他感叹“这个世界充满不确定，不确定到荒诞”，还是能感到出一些挫折感。
记者问他：选择了要名，但发生这些个事情，等于也使你名声受损啊。王石倒是没有停顿地就回答道：生活不可能随心所欲，我们不能走极端。极端的不委曲求全，你不可能成为社会人，只有进神经病院了。
而记者用错一词，也能看出他激烈的反应。比如我问他，你在重庆演讲解释那么多，显得还是刻意，是不是“求名”之心……这下收不住了，虽然赶紧纠正，但老王不干，哗啦啦地给上了一课，打都打不断，那意思就是根本不存在这回事。看来爱名也有爱名累啊。
知识分子？
王石是知识分子吗？这个问题在十年前，有一个类似的表达前身：王石是儒商！但王石对此却大不感冒。当时有位记者对他惊呼“您就是儒商啊！”王石先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想了个段子说：“那么您就是武记者了！”
王石的阅读量惊人，经常是同时看三四本书。《东方学》、《极权主义的诞生》、卡夫卡、盐野七生从技术角度解读欧洲史、韩国电影《密阳》……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石侃侃而谈，激动得眼珠里都是兴奋。虽然王石一贯和文化有关，但是知识分子仿佛是他警惕的一个词。至少他不喜欢别人给他这个标签。这是个危险的标签吗？
万科负责媒体的朋友，事后要求追回王石一段评论时事的声音。那是他的一片短博客，讲述关于“家族资本主义”的思考。我问他为什么写这篇博客，他告诉我：怎么说呢？最近亚洲很大的一件政治事件，就是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我感觉挺无奈。他草根出身，当初上台就是为了打破黑金政治，对从前带有军政府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最后自己也陷入进去了。他的遗书多少有点欲哭无泪。他把这一切归结为命，但显然从他的人生轨迹来讲是不太相信命的。
记者问：流泪的韩国，这种宿命论跟东方文明有关系？
王石认为，很难讲韩国人性格怎么样。卢武铉身处的就是韩国那么个权力结构，最后就消极抗争。这里面也有演变，权钱交易，换句话说，就是他家属被人抓住了把柄嘛。他的廉洁形象、理想主义全破灭了。回到咱们这里，那我收到关于xxx事件的短信，明显也牵扯到家属。联想到这些年其他几个人的同类事情，联想到卢武铉，就思考亚洲文化、亚洲裙带文化。
我饶有兴致地问，你似乎在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
王石否认。然后他直陈己见，“因为我经常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我就思考他们的生存。别说卢武铉总统，你说他们的权力有多大？可明面收入又有多少？把子女送出国读书要多少钱？现在可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后代一切都可以愿意做，一切都可以牺牲。那么的话，高薪未必养廉，但是如果没有高薪，掌握那么大权力，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思考的落脚点在这上面，就是干部体制或者更深的东西。”
说完他自嘲地笑了笑，“但一想，这话说不得啊，大家又要说你王石这么想有问题，他们钱还少啊？那下岗工人呢？农民工呢？我又会惹麻烦。”
我直说这和企业家的形象不太一样。他反问道：“你觉得企业家不应该有社会责任吗？现在这个社会很卑鄙的就是大家什么都不敢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他说。“但我如果憋得太难受，该说还得说，不然也太明哲保身了。”
弱者
记者直说准备如何做他的角度：我个人感觉，你一只手致力于打造现代化企业。这一层，你是强者；但另一只手却必须苦苦和江湖、体制打交道，把这个大宇宙搞好，回头才能呵护现代企业小宇宙。这一层，你似乎依然是强者。但饶是如此，你一句话没说好，引起公众争议，进而权力都可能来找麻烦。所以，归根结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是：弱者王石。
我们的角度是：弱者王石。
我个人对王石“捐款门”中的言论，没有特殊的好恶，相比来说，更关注所谓“民意”的真相，与及王石和“民意”的博弈，更关注这种博弈中，权力别有用意的介入。
当“民意”滔滔时，据说万科引来了主管部门的各种调查。这里面包括工商税务反贪等等部门。对万科集团和分公司来说，如果过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难免会遭到严厉惩处。
王石沉吟了篇片刻说：我同意你对这种现象的感觉。但这就是一个现实，绝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我就是弱者。这是个现实，不确定到荒诞。看上去你很强，突然一下子你就很虚弱。但何止是我啊，不仅仅是我这一个啊。
可以肯定的是，万幸因为万科现代化企业的小宇宙打造得好，当可能出现“一言毁邦”的麻烦时，结果这一点救了他。上边查账的结果是，万科的账务和行为没有什么闪失，躲过一劫。
我再追问“降价论”出来后，有些地方政府不待见他，他是否要努力摆平，或者感觉艰难？他对我这种老不问他想说的正事很不耐烦：我觉得真正的压力来自于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两年发展得太快了，太快了就容易有一些质量的瑕疵。房价上涨时消费者倒能容忍，要下跌了钱又不能补回去，那就找瑕疵啊，对不对？
他叽里呱啦地用了一连串排比句：我们软肋不在于政府对我们有看法，不在于同行给你穿小鞋，不在于媒体操纵，我们的软肋就在于质量。当然，那段时间我们做了消费者有过激语言、甚至肢体冲突的准备，但没做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府派人过去的准备。你们不是忽略要点，都想问你怎么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呢？怎么处理和同行的关系？怎么处理和媒体的关系呢？这些我们当然要去面对，但更主要的不是这些。现在市场转好了，我认为给万科的只有这次机会。这回再增长就会是很大规模的增长，如果你质量再出现瑕疵，这个品牌就垮了。
记者说，怪不得蒙牛那会儿打电话要你声援，你拒绝了。“咱不要在人家伤口上撒盐是不是”，老王拒绝谈牛根生。
关于“弱者”，我的问题这样结束：你说你不喜欢胡雪岩，因为胡是官商，跟着左宗棠起落。是的，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你是股份制，的确不是一回事。但仿佛终极命运都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这种不可捉摸、不可确定性。中国行进到现在，企业家似乎依然走不出几种人的命运，沈万山、胡雪岩，还有杜月笙？
他没有太深地思考，语调平静地说：这不仅仅是企业。真正无常的不是企业，不是其他，是这个时代。
同类
为什么要去看褚时健？王石说：兔死狐悲。同类(注：指都是企业家)嘛，无论是对是错，都是闯荡出来干了一番事业，包括牟其中啊、褚时健啊、唐万新啊。不出事的时候不是一个行业的人，大家都是会上见面，平时很少见。能干时惺惺相惜，出事时就兔死狐悲，出于一种关心，他们那时也需要一种理解，或者需要一种同情。
2003年，经常去云南的王石，得知红塔山集团创办人褚时健的近况，就忍不住赶到哀牢山中看望保外就医的他。那时褚时健还是服刑期，他在荒山野岭承包了2000亩的果林做冰糖橙，3000棵一户承包到农户，搞扶贫项目，用做企业的技术和方式管理，搞生态沼气、引水灌溉等工程。
王石和同年代创业的褚时健谈起时代、体制，褚时健淡淡地说：“改革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让王石感到意外的不是褚时健说这句话，而是他一句带过后，大谈现在做什么，兴致勃勃地告诉你六年后，这里将是什么情景。王石心里就算，“褚先生”六年后多大了，他那时已经七十好几了。到他这个年纪我在干什么？甚至六年后我在干什么？我可能会在一个岛上，离开喧嚣的都市，“可他是完全把他作为企业家、创业家的管理能力引用到扶贫上，这给我震动太大了，他的心态太好了。我就想我是什么心态。因为我也有过挫折，我也曾经设想有可能会不会去劳改农场。”王石语气很敬重。
他反思和褚时健的差距：“如果我到农场去，我一定成为农场的牢头。我能干我到哪都能干。我就是那样一个情结。而他完全是我还要对社会作贡献，我还是要怎样来创造优良品种，在商品上下工夫，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我才想到了我佩服的一位伟人的格言。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你站得有多高，而是看你跌到低谷的一个反弹力。巴顿将军说的。”
他赞叹褚时健的时候，有一丝羡慕。他觉得：“我眼前这位企业家，当然有他的苦衷，有他的委曲，但他在坦然地面对。”
但王石并没有想把褚时健和牟其中聘为顾问的想法。他说万科上市公司，王石是王石。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他也没有把他们作为人生导师或兄长的想法。“经营上我不需要导师”。然后他对我说“牟其中是老一代枭雄，他是新一代枭雄”很不感冒，他善意地承认我说“枭雄”带点褒义，但拒绝接受这个称号，当然他是很乐呵呵地反驳。然后断然说：谁说我是新一代的，我们都是80年代的。对那些出事的同类，包括新疆的唐万新，武汉的兰世立，我都非常想见他们。
当我继续追问他见褚时健和牟其中时聊什么时，他不耐烦了：你不要叫我来谈这个问题，老想挖隐私。刚才不是已经讲得非常细了嘛，惺惺相惜，兔死狐悲嘛，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很尊重对方。经营风格不一样嘛，人家出问题了，就去看看他们。
